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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1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

【 作 者 】宫本一夫

【 ISBN 】978-7-5495-3367-1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1 第一版

笔记

只有考古学家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 

本卷与其他各卷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其后九卷所叙述的历史跨度（从商代到中华民国），总计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内容远溯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叙述则始于农业起源以来的距今约一万年前。 

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考古学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 

世界四大文明都诞生发展于各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分别诞生，中国古代文明则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发祥地的相似之处在于，河流以及两岸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且这些平原上都曾存在过发达的农业社会。 

中国史前时代的动向绝不应该只是在中国内部完结的一个封闭体系。即便没有直接往来，中国与其周边区域在史前时代也应当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联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因所在。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是在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后，为加强民族意识，把古代中国定位为先进文明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确定本民族的祖先，肯定其先进性和文明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为的是对中国文明作为领先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的事实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中国的大国意识，也鲜明地反映在当前的这种历史观之中。 

第三纪上新世末期，青藏高原的海拔仅一千到两千米，到了第四纪更新世，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突然隆起，形成了与现今相当的海拔八千米的景观。这个变动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道巨大屏障，欧亚大陆东部即东亚因此与欧洲大陆隔绝开来。
亚洲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空气，给东亚带来了特殊的气候条件，即夏季湿润、冬季寒冷干燥的季风。其中中国南部的亚热带及热带的湿润气候环境在更新世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在这种孤立的地理环境中，也形成了安定的人类生活。 

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阻碍了华中一带果实类和坚果类的生长。这应当就是人类开始把眼光投向野生稻的原因。
由于生态系统的变化，在人类顺应环境的策略之中，对植物资源的依存度愈加提高了。 

初期农业开始之时，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在食料的生产效率上并无差距，毋宁说非农业地带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在华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不需要农业、依靠狩猎采集就能安定存续的社会。 

早在新石器时代，长城附近属于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地区形成了游牧、农耕共通的信息带。
这些地区在战国时代以后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族对峙的地带，并在此建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长城。
也就是说农业社会成立后在其周边地带依然存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社会，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畜牧型农业社会在西周以后的寒冷干燥化中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游牧社会由此开始。
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在内的地理上的分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 

中国并不存在小麦的野生种。小麦是新石器时代初期在西亚的累范特地区开始栽培，而后在欧亚大陆广泛扩散。 

城址遗址较早且较集中地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
城垣所环绕的空间应当并不都是用作居住的空间。
城址内部也很可能曾建有由包括水田等生产用地在内的聚落。
城垣和环绕其周围的壕沟的功能，也很可能是针对战斗而具备的防御功能。也有部分防洪功能。 

商王朝是通过吸收多元的精神基底，从而使得更广泛的区域文化及群体的管理成为了可能。
领域统治成为可能的背景在于，吸收了各区域固有的多种多样的精神基底，进而产生了在其上层建成以新的精神基底为底盘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 

与祖先祭祀这种显示王权正统性的宫廷仪礼一起，夸示王权力量的牺牲祭祀是商王朝王权的要务。
商王朝盛行使用的卜骨，以及为记录其内容而诞生的甲骨文也属于商王的祭祀仪礼。而祭祀仪礼又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的社会体制。 

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着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这样的初期国家阶段才是超越了以往区域社会的框架，并在政治统合及领域统治上有所进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具备了作为国家的格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商王朝的这种资源与物资向商王集中的方式，是一种贡纳与再分配的互酬体系，即各方向商王贡纳资源与物资，作为相应的报酬，商王又把青铜彝器作为位阶标志进行再分配，就这样确立了一元集中型的贡纳体系。 

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
通过尊崇和尊重自身的来历，进而重新确认自身的现在，这种国家主义式的思想方式对社会组织的再认识以及组织的扩大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与出现于近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其起源和性质上略有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
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
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同时内陆亚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互相连动的历史。从这种历史性的发展来看，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这种历史观难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