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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传统观念中认为夏商周三代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不符合事实,是后世的虚构。
“天下”包括若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
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虽是在其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但各有各的中央政权,并在各自的中央政权下开始了官吏统治。支撑着这一官吏统治制度的是文书行政制度,而文书行政制度的背后则是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秦始皇兼并六国,将秦律施行于天下,成为唯一的皇帝,才有了跨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文化地域的统一“天下”。
基于此,笔者将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称之为文书行政(或领土国家)开始以前。
对于后世史书的记录深信不疑并加以使用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们看古装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一样,大家很容易把电视中呈现的东西当成事实。这是很危险的。
汉字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活动。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就成了行政的工具。
祭祀是城市国家的祭祀。文书行政是用来联系领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物。
天下就是汉字圈。
战国时代王位继承权的判断标准不再是单一的血脉关系。由于这时许多成为王者的人直到春秋时代都还是一国的下臣,因此他们就需要一些更具有革命性的理论。
最后奉为经典的是周公旦的摄政时期,也是共和摄政时期。
摄政需要判断登基伊始的王者是否有德以治其国。因为有德,王才能在位执政,而非依靠血缘关系取得王位。
古人使用二十四节气,最早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
日本有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是总结神话而成,后者是以史书体裁写成,两者都是讲述神话时代以来的日本众神故事。两书成书时日本刚进入律令时代,相当于城市国家的各“国”皆有神灵,这些神灵被改编写入史书改变了形式。这些各“国”之神原本都是应该作为各国守护神而独立存在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本书叫《山海经》,其中囊括了居住在各处仙山的各色神灵。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受到书中各色神灵庇佑的则是它们管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随着加强中央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不断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中央的神灵对地方神灵进行管辖。
所谓“传”,指的是由于经典书籍内容晦涩难懂,为了对其进行说明阐释而产生的文章。【例如《左传》《公羊传》解释《春秋》】
《竹书纪年》的成书年代早于齐国所著的《春秋》《公羊传》和韩国所著之《左传》。
《竹书纪年》从传说中的五帝纪开始,记录了夏纪、殷纪、周纪、晋纪,最后是魏纪。
当时魏国掌握了春秋时代晋国古都一带。由于这个关系,魏国利用了晋国流传下来的编年史书自制了《竹书纪年》。
直到公元3世纪从战国时代的魏国墓葬中出土为止,这本编年体史书都不为人所知。史书出土后被命名为《竹书纪年》。
翻开《竹书纪年》,我们会发现书中创造了一种直接继承周王朝权威的“形式”。传说中五帝的时代被总结在一个纪年中,接下来是夏纪、殷纪、周纪,即所谓的三代。周纪之后则是晋纪。晋是魏氏与韩氏、赵氏三分天下的国家。晋纪之后紧接着就是魏纪。
魏王的纪年开始时采用的是逾年称元法。即是前一任君主驾崩的那一年暂不称元年,新君王要等到第二年的元旦才开始使用新纪年,始称元年。
逾年称元法是战国中期,即公元前4世纪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一种称元法。
不过从历史来追本溯源,找出其最早的原型,要追溯到周王朝的时代。武王驾崩后,周公旦开始执政,年幼的成王在周公的养育下逐渐长大成人。过了一定时间后才重新即位称王。成王即位后,新的元年便是从正月元旦开始的。
这种逾年称元法就这样始于战国时代,然后被世世代代继承下去。
楚国对越国领地的镇压并没有像想象得那样顺利。其实对文化传统各异的地域进行统治,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铁器的普及使得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城市不断增多,并且导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变。
自西周金文以来,文字笔画都是以圆转为特征的,这便是篆书体系。
秦国行政文书采用的则是特殊的方正体文字隶书。墨和毛笔的改良也促进了这种方正文字的扎根。
金属货币的出现,意味着以天下为舞台的物资流通网络正式形成。
将多个钱币打包称量的方法在破除国家间壁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的形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各国货币。因为不管你手持哪个国家的货币,交易时的标准都是重量,而不是形状。
在西周初期,“四方”指的并非周的“四方”,而是殷商的“四方”。并且这个“四方”并非指的是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而是代表四个“方”国(诸侯国)。殷商称诸侯国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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