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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末和1938年初,南京从一个简单的地名转变成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
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对自己的同胞所施加的痛苦已经太多太多,但南京已经成为20世纪恐怖史这本厚厚的史书中一眼就能识别出的醒目篇章。
淞沪战役(也叫淞沪会战)延续了整整三个月,南京战役(又叫南京保卫战)紧随其后,参与战场厮杀的多数角色也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不仅日本对南京所展开的迅速进攻与德国国防军在针对波兰和法国所展开的突然袭击中所运用的闪电攻击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而且日本飞行员对平民区实施的空袭和不久后就在二战中发生的针对人口密集区实施的无差别恐怖轰炸两者也是并行的又一对甚至更为险恶的暴行。
日本军人在占领区对待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野蛮程度,其所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预示着以平民为目标的大量屠杀,在欧洲和亚洲的战场上将很快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像今天一样,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它的经济前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其结果便是,1937年所爆发的全面战争并不仅限于双边的战事,而是立刻牵扯到了一连串国家。
中国有无数未留下姓名的民众——士兵以及平民——在战争年代身处绝境,然而却未见诸报道,甚至在战后的史学中也没有得到他们应得到的重视。
中国国民党人做出的决策,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这样一来,南京坐落在中央之地,离南北边界距离大致相等,交通十分便利,其境内有三条铁路和一个公路网,并且非常靠近经济充满活力的东部海岸线,它和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上海只隔了200英里。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推翻末代皇帝的国民党革命者想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割断联系,然后在南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
虽然中国已经勉强同意现代化,但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垮台前,它并没有全面投入进去;而日本已经明白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迫使其为国际贸易开放港口后仅仅几十年,就在19世纪末着手对其古老的社会进行全面改革。
日本想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国家,并急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不是一个是否选择的问题,日本的精英集团内部达成了共识:国家的存亡在此一举。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日本已经在中国霸占了相当多的资产,从1937年夏天起,它成功地大大扩张了在其控制下的地盘。
做出的把战争引向上海的决策原本就是蒋介石的主意。
比起开阔的中国北方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丰富的河道地形会使日军坦克更加难以通行,并且还能提供更多保护,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
把战争导向上海也有利于中国人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抗战。他们知道,西方人的社区将见证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从而为中国赢得世界各地的同情。
迫使日本在上海地区开辟新的战线,是符合诱敌深入,并令其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耗尽实力的战略。
蒋介石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始至终地实施了这项战略。
“蒋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敢于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而不计后果,”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他的突出特性是像一头牛头犬那样的不屈不挠,有时候这容易使他变得不切实际的固执。”
也许这一次,他确实是太固执了。
上海保卫战已经被证实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最悲观的中国指挥官最初的预料。
像第87师这样的部队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军官们坚强勇敢,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这支部队是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
大多数在华德国人都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从战壕中带回了一个特别的教训:要让你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竭尽所能,军官们就必须同他们生死与共。
也许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不应该对1937年秋他们所处的境况感到惊讶,他们当中最敏锐的人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1917年,被誉为“民国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的年轻军官蒋百里,就曾以令人难解的先见之明撰文指出,日本侵略扩张的帝国主战略迟早会导致一场在中国大陆上旷日持久的战争。
中国人被期待迎着死亡而上,连眼睛都不要眨一下。有时,整个师都是被这种方式消耗的。
每一个战前和战时被派到中国军队任军事顾问的外国人都憎恶中国的这种做法,尽管遭到如此的反对,蒋介石也从来没有偏离他的战略,甚至还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派往毫无生路的战场上去。
这么大的牺牲却没有保住上海,同样也不能保住南京,这确实是苦涩的讽刺。
人们离开南京这座城市的顺序也很清晰。首先是富人离开,然后是中产阶级。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军人,因为他们不得不留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穷人,后者不知哪里可去。
早在11月14日,国民政府就下令疏散南京的妇女和儿童,要求“所有交通工具”都用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很快这项命令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用于政府的西迁。办公桌椅和档案柜的搬迁甚至都优先于普通民众的撤离。
每个已经登记过的人都从当局那里得到了一份文件。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在日本军队临时起意来侵犯他们时,这份文件丝毫都不能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在那个冬天的南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这种对羞辱平民的嗜好意味着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与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执行的大屠杀并不完全相同,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屠杀是工厂化的,具有无人性的和不动感情的性质。
死亡人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且不论在中国首都的确切死亡人数是多少,当时非常清楚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清楚的是,1937年末和1938年初在南京发生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灾难性事件。
约翰·马吉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奸妇女,而且是以我所知道的最无耻的方式进行的。”
这是一种古老的羞辱被征服之敌的方式,以此表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女人。
起初,大部分抢劫的主要原因是将之作为弥补日本军队后勤跟不上的一个权宜措施。
尽管如此,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行为中也夹带着一种虐待狂的成分。
日本人不仅把南京城洗劫一空,他们还开始到处纵火。成千上万处的大火造成了弥漫的烟雾,飘过城市的上空,遮住了原本是星光闪烁的冬季夜空。
总而言之,失去南京的中国并不像当时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损失惨重,一蹶不振。
也是付出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惨重代价。和在上海一样,南京战场上的中国指挥官也认为他们可以在纯意志力的基础上作战。“现代战争不能只凭精神意志,血肉之躯,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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