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飒飒地刮起来了，湖西平原的夏天像一张被水打湿的草纸，一点点塌软下去。天高了，云淡了，风里头夹着铁锈似的腥气。试验田里的稻子，就在这风中一天天黄熟，那香气不再是飘，而是涌——像地底下的泉，汩汩地往外冒，弥漫过田埂，淹没沟渠，一直灌进十八洼每一个饥饿的鼻孔里。
我是闻着这香味儿过日子的。我或许并未察觉，这香已成了蛊，随风潜入夜，钻入人心，撩拨着那些空瘪的胃囊和更空瘪的希望。我回家捎信的第二天，爷爷就踩着露水赶到学校饲养场来了。是为那头老病牛。
牛是牛皮鞋的命根子。建校那年，牛皮鞋一手养起了这几头黄牛，耕地，拉车，驮砖运瓦，牛身上淌下的汗，几乎能汇成一条小小的溪流。如今，那头最老的牛病了，趴在桩子前，铃铛大的眼睛里滚下混浊的泪，一声接一声地“牟牟”叫着，声音嘶哑，像钝刀子在割着破布。其它的牛也跟着应和，一时间，饲养院里翻腾起一片悲凉的合唱。
牛皮鞋蹲在屋檐下，一口接一口地咂着旱烟，烟雾笼着他黝黑的脸，像庙里一尊沉默的泥塑。这牛叫声，让他心惊肉跳。三十年前，在老家牛庄，牛皮鞋也曾听过这样一场黄牛的齐鸣。那时，他是欢欣的，看着老东家牛百岁在牛群的哀嚎中面如死灰，那是他贫瘠童年里少数鲜亮的记忆——一种属于胜利者的、残酷的明亮。可牛皮鞋没料到，属于自己的时代，竟也结束得如此仓促。仅仅几个月后，高中改制的一纸公文下来，这几头牛，或卖或杀，他亲手终结了它们，也终结了自己与湖西红校最血肉相连的一段历史。
爷爷走上前，不说话，只用手慢慢抚摸着病牛的脖颈。然后他撬开牛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头是一块乌黑的石头，拴着根细尼龙绳。他慢慢把那石头塞进牛嘴深处。我认得这宝贝，这是爷爷的“牛宝”，据说是从老坟地里挖出来的吸铁石，能吸出牛误吞下的铁器。爷爷喂了一辈子牛，是湖西十八洼有名的“赤脚兽医”。爷爷的绝技，都藏在他那双青筋盘虬的老手里，和这些看似上不了台面的土方子里。
约莫一袋烟的工夫，爷爷缓缓拽出绳子，末端竟带出一个沾满黏液、脏乎乎的草蛋子。他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剥开，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片、铁钉、还有一小截细钢丝，赫然躺在掌心。
围观的几个老师发出一片低呼。牛皮鞋也凑过来，蹲在地上，用草棍拨拉着那些铁器，喃喃道：“我日他娘，这些吊毛玩意儿，咋就跑进它肚子里去的呢？”
“大兄弟，”爷爷站起身，在裤腿上擦了擦手，脸上是那种见惯了生死的平静，“牛马比君子。人吃饭还保不齐卡根鱼刺，何况是牲口？它们不说话，疼，只在肚子里疼。”他顿了顿，“赶明儿，让小军给你捎几付我配的牛药，灌下去，清清肠胃，就没事了。”
临走时，爷爷站在田埂上，望着那一片翻滚的金黄稻浪，深深吸了口气，由衷叹道：“今年的稻子，长得是真好啊。”
这声赞叹，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在我心里漾开一圈说不清的涟漪。我请假回家取牛药，走在路上，才发现这涟漪早已波及了整个湖西平原。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不再是往日悠闲的模样。他们像夏夜被灯光诱惑的蚊蚋，从四面八方的田野里、村庄里冒出来，汇聚成一股股暗流，朝着同一个方向——湖西红校，涌动。
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手里提着柳条篮，胳膊下夹着布口袋，三人一堆，五人一伙，交头接耳，神情诡秘，脚步却匆忙而坚定。他们的眼神里有一种被饥饿和欲望点燃的光，鬼鬼祟祟，又理直气壮。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前几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时，舞台上那盏惨白的汽灯，是如何吸引得漫天蠓虫不顾死活地扑上去，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一种不安攫住了我。返校时，景象依旧。我截住跑得气喘吁吁的憨来喜——草坡村那个以拾粪为生的憨巴子，问：“他们这是干啥去？”
憨来喜扭过那张黑猩猩似的脸，嘿嘿一笑，唾沫星子喷出来：“下湖捞鱼！”
“捞鱼？”我心里咯噔一下。当我远远望见那片黄绿色水洼上，如同孤岛般漂浮的红校时，那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什么捞鱼！这些人是冲着试验田里熟透的稻子去的！我心里暗叫一声“哎哟”，撒开腿向学校飞奔。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饲养场，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牛皮鞋。没想到，牛皮鞋只是抬起被烟雾熏得眯缝的眼，淡淡地说：“知道了。回去上课吧。”
那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我楞住了，忽然明白，有些事，就像这西北风，刮起来了，就挡不住了。
学校试验田里的稻子，是真熟了。对湖西地区的人们来说，大米，是一种近乎传奇的美味。那雪白、饱满、散发着清香的米粒，是梦里才能咂摸透的滋味。如今，这梦就摊开在眼前，金灿灿，沉甸甸。学校周边村里的闲人，像闻到血腥味的豺狗，一群群聚集在试验田四周的土堆、沟沿上，或坐或蹲，虎视眈眈。那一片金黄，在他们饥饿的眼神里，早已化作了碗里冒着热气的白米饭。
学校的秩序被打乱了。所有的理论课都停了下来。学生按班级、年龄被分成生产小组，全部下田劳动。师生们整天泡在泥水里，收割，搬运，忙所谓的“三秋”。
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去割稻子。镰刀在他们手中还显笨拙，金黄的稻秆一片片倒下，留下齐刷刷的茬口。年纪大些的十几个男同学，在打谷场上负责脱粒。机器的轰鸣声、飞扬的稻壳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年纪小的高一新生，还不会使镰刀，就被分成若干巡逻小分队，安排去护坡，驱赶那些越来越猖獗的偷稻者。
起初，大家都还生龙活虎，把这当成一种新鲜的游戏。可几天下来，疲劳像湿透的棉袄，紧紧裹住了每个人。有人开始装病请假。“屙滑屎，尿滑尿”，各种消极怠工的法子都冒了出来。
收割后的稻田，像是经历了一场仓促的战争，遍地狼藉。抛洒的稻穗，星星点点，吸引来了另一批人——拾稻者。学校几位女教师带着一群女生，嘻嘻哈哈地在田里拾捡遗漏的稻穗，算是执行“颗粒归仓”的最高指示。
男生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追随着那群拾稻穗的女性身影，更准确地说，是追随着女同学那个随着弯腰动作而左右摆动的大屁股。那丰硕的、充满生命力的摆动，在这片弥漫着稻香与饥饿的土地上，构成了一种奇异的诱惑。
这个季节，家里自留地的活儿也催得紧。许多同学开始编造各种理由请假回家。我倒是名正言顺，隔三五天就要回爷爷的牛屋取一次草药。在伺候病牛吃药的这段日子里，我和负责帮忙的牛娟渐渐熟络起来。我总是没话找话地跟她搭讪几句，闻着她身上混合着稻草与少女体香的气息，心里会获得片刻的安宁。
然而，稻田里更多的，是“猫捉老鼠”的紧张。随着打谷场上的稻垛一天天隆起，如同长出一座座金色的小山，尚未收割的稻田便在一天天缩小。守在田边的人们骚动起来，眼神愈发焦灼。终于，有人不再满足于偷偷摸摸地捡拾，开始明目张胆地冲进田里抢夺稻穗。
被抓到的抢稻者，被关在学校西院的牛屋里。我去送牛药时，看见几个被关押的老嬷嬷，扒着门缝朝他喊：“大兄弟，行行好，放俺出去吧，俺再也不敢偷学校的稻子啦！”那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像钝刀子割在我的心上。
我和“近视眼”金世延分在一个巡逻小组。金世延是个书呆子，有空就趴在课桌上看书，是数学老师“屁打胳拉肢”（因他说话时总爱不自觉地拍打自己的胳肢窝而得名）的得意门生。后来这小子果然考上了湖西师专，又一路读到南开的数学博士，最后飘洋过海，去米国挣大钱了。此刻，“近视眼”扶了扶厚厚的眼镜片，望着稻田，用他那学术化的语言对我说：“看吧，这一块块稻田，是多么规则的四边形啊。”
我觉得他简直是读书读傻了，净说些没滋没味的屁话。“近视眼”才不管这些闲杂事，找个背风的土窝子，掏出那本油渍麻花的《高等数学》，便沉浸到他的微积分世界里去了。
我懒得理他，独自沿着田埂巡逻。撒了泡尿的工夫，我远远看见一个穿着蓝花褂子的女人，正猫着腰，飞快地撸着田边的稻穗。我心头火起，顺着新挖的抬田沟，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一声大喝，我伸手牢牢抓住了那女人的胳膊。女人惊恐地回过头，四目相对，我一下子楞在了原地。
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脸色腊黄、头发蓬乱的女贼，竟是我初中的同学杨六妮。
杨六妮家住邻村杨家洼，和我一样隶属于吴桥大队。她读书用功，成绩比我好，尤其是作文，写得灵气四溢，教语文的王瘸子经常把她的文章当范文念。可就在大队推荐升高中这关键一环上，她卡住了。她爹是个老实巴交的闷葫芦，没能为她争来那张改变命运的纸片。
初中毕业后，我再没见过杨六妮同学。此刻，看着老同学这落魄狼狈的模样，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愧疚、心酸、还有一种莫名的羞耻感，一齐涌了上来。
我拉着杨六妮蹲下身，藏在稻丛的阴影里，免得被远处的人看见。“你……你怎么干这个？”我声音干涩地问她。
杨六妮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俺命不好，”她抽抽嗒嗒地说，“俺爹没本事，推荐不上……看人家都来，俺爹也非逼着俺来……”她用袖子抹了把脸，那袖子已经脏得看不出本色。“开学那几天，俺天天站在湖堤上，往红校这边看。看见你们在操场跑操，排着队出来劳动……俺心里……俺眼热得要命……”
我感觉自己的心，被这些话一下下撞击着，“咚、咚”地震颤。我想起自己眺望红校破旧院子时，那份混杂着自豪与无奈的心情，与杨六妮这纯粹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羡慕，是多么不同啊。我笨拙地安慰她：“红校的高中，也就那么回事，整天光干活，学不到啥真东西。”
杨六妮渐渐止住了哭泣，她抬起泪眼，望着我：“今天看见你们，也一样在田里忙活，俺……俺心里不那么后悔了。”
“我倒真想跟你换换，回家种地去。”我脱口而出，这话里一半是安慰，一半也是我这些日子以来真实的疲惫。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我左右看看，“近视眼”还在土窝子里啃他的数学书呢。我默默地伸出手，开始帮杨六妮撸稻穗子。动作飞快，带着一种负罪般的快意。
杨六妮吓了一跳，紧张地提醒我：“别……别让你那个同学看见。”
“放心吧，”我头也不抬，“那是个书呆子，近视眼。”
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水稻终于全部收割完毕，师生们都像被扒了一层皮，累得半死。教室里重新坐满了人，琅琅书声再次响起，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正轨。只有大个子许半仙的座位，空空荡荡地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许半仙的手，是前几天被打稻机绞断的。这是今年湖西红校“三秋”季节唯一的一起大事故。机器轰鸣的瞬间，一声凄厉的惨叫盖过了一切。等人们手忙脚乱地关掉机器，许半仙的左手已经血肉模糊，只剩几根筋皮连着。因为这次事故，高中毕业时，许半仙被照顾性地安排到公社大院看大门。消息传来，班里同学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神秘地说：“半仙这小子，怕是学他表哥，使了苦肉计吧？八成是他自己故意把手弄断的！”
许半仙表哥的事，在湖西流传很广。他表哥在县化肥厂干临时工，谈了个城里的对象，女方嫌他没正式工作，吹了。许半仙表哥失魂落魄，干活时“不小心”踩到机器的皮带轮上，轧掉了半只脚。因工负伤，厂里把他转成了正式工，那对象也回心转意，跟他结了婚。
二十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老家干鱼头镇喧闹的年集上，忽然看见了许半仙。他蹲在一个肮脏的地摊后面，面前摆着几包花花绿绿的老鼠药。那只残疾的左手像一段干枯的树枝般摆动着，只用一只右手，收钱，拿药，照看着摊子。他嘶哑着喉咙，一遍遍吆喝：
“老鼠药，药老鼠，大的小的都逮住！逮住老鼠有好处！”
听人说，几年前乡镇政府精简人员，把看大门的许半仙给精简回家种地了。他种地不行，只好出来卖老鼠药。我远远地看着那个蜷缩在寒风里的身影，看着那只空荡荡的袖管，心里一阵尖锐的酸楚。我没有勇气上前相认，默默转身走开了。走了很远，许半仙那嘶哑而执拗的吆喝声，还像鬼魂一样追着我：
“喂个鸡，喂个羊，都比喂个老鼠强！喂个鸡来会下蛋，喂个老鼠瞎胡乱！”
声音飘荡在充满年货香气和人声鼎沸的集市上空，显得那么突兀，那么凄凉。
水稻收割完那天下午，我在西院饲养场，帮着牛皮鞋给那头病牛喂最后一次药。牛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伸出粗糙的舌头，舔舐着我手里的草药。这时，吕校长倒背着手，阴沉着脸，显得十分忧郁地走了进来。他没有看牛，也没有看人，目光越过矮墙，望着那片刚刚被剃了光头、显得格外空旷寂寥的试验田，沉默了许久，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牛皮鞋和我说：
“我们得给县教育局打报告了。”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
“明年，这稻子，不能再种了。”
牛皮鞋咂了一口旱烟，没说话，烟雾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我心里却猛地一沉。他想起爷爷的赞叹，想起杨六妮的眼泪，想起许半仙空荡荡的袖管，想起那漫天遍野、扑向这片金色稻浪的饥饿人群。
风还在刮着，带着湖西平原特有的湿冷。试验田里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像大地上新长出的一片沉默的墓碑。那曾经浓郁得化不开的稻香，也正在这风中，一丝丝，一缕缕，消散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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