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要问物理学能为生物学做什么；要问生物学能为物理学做什么。”

这句话是斯坦尼斯劳·乌拉姆（Stan Ulam）的一句名言，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跨学科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乌拉姆是波兰裔美国数学家，他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包括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这句话鼓励科学家们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应该开放思维，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点，从而推动科学的整体进步。（https://doi.org/10.1098/rsta.2022.0291）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一方面科学分工高度细化，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细分科学领域频繁出现，不断深化人类对自然、社会某些侧面、局部的认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越来越复杂并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科学家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进而形成了交叉研究的科学范式。随着交叉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方法规范以及社会建制的完善，便形成所谓交叉学科（朱晶，2024）。

机理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管理学机理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问题，有必要对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属性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学科交叉研究范式转换：从“对象—方法”范式到“知识—功能”范式

已有关于交叉学科的或交叉研究的学术探讨，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对象—方法”学科分类范式。对象—方法分类范式，将人类的科学活动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门类。基于这种划分的学科交叉研究，主要从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移植渗透或运用不同学科方法综合研究某一学科的具体问题视角阐述学科间的交叉机制。

就管理学而言，基于对象—方法范式交叉研究主要关注管理学的理论属性，较少探究交叉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传递和价值创造关系，尤其是尚未从学科交叉角度阐明学科交叉如何提升管理学在社会实践价值创造方面的独特功能。同时，依据对象—方法范式研究学科间的交叉本质尚未从科学活动主体的角度揭示交叉研究的内在机理。

除了按对象—方法范式对科学进行门类划分，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外，还可以按知识形态和实践功能（简称“知识—功能”范式）对科学门类进行划分。按照“知识—功能”范式，广义而言，可以将人类的科学活动划分为知识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三大门类。

知识科学是以知识生产为主要任务的科学。知识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观念把握，也是对自我进行精神反思的产物。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艺术等学科均属于知识科学的范畴。

技术科学是以人类改造利用自然或管理社会的手段和工具的开发为主的科学。技术科学着眼于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利用、改造和管理，面向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开发能够提高人类对自然改造和利用的效能以及有效管理社会的器物层面的工具、手段（操作方案）。

工程是人类社会发明制造工具，利用和改进工具进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复杂性社会活动。人类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活动越来越具有高度复杂和动态演化的特点。许多社会活动必须以工程的形式予以组织和管理，工程科学便应运而生。工程科学是研究工程的本质、运作的机理以及工程的管理方式等的科学。对于管理学而言，工程科学是管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结合的产物。

（二）管理学的学科生态位与实践价值位：学科交叉研究的客观基础

就管理学与知识科学的关系而言，管理学将知识科学中的原理性知识应用于管理实践，从而形成具有应用（操作）内涵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同时，管理学又要学习和借鉴知识科学的推理逻辑和研究方法，从而使管理学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如管理学的机理研究，是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原理以及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管理实践，揭示管理活动中的一些基本规则、优化路径以及通用做法等。

就管理学与技术科学的关系而言，管理学基于技术科学中的应用性技术开展二次开发，构建面向管理实践的技术平台，形成管理学特有的应用技术体系。如管理学的建模仿真研究，将大模型、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于管理学研究，对多情景下或全场景条件下的管理活动的可能效果进行预测分析以及比选优化，从而为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知识科学而言，管理学是基于知识科学所提供的原理性知识开展近似于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活动，从而为管理学在应用层面提供底层知识支撑。对于技术科学而言，管理学更多是面向实践需求，将技术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和应用性技术应用于管理实践，开发出面向实践的管理活动技术平台，从而使管理活动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对于工程科学而言，管理学是把工程科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具体项目管理实践，从而形成工程项目的具体解决方案。

随着管理实践的快速发展，管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越来越多样，也越来越复杂。管理学的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管理学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多学科特质的庞大学科群。管理学研究没有“科班”和“非科班”之分，所有的学科背景都可以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学术底色。

管理学在拓展外部边界的同时，内部也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学科分化。部分管理学研究注重于共性知识的发现，有向知识科学靠拢的倾向，可以称其为管理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另一部分管理学研究偏重实践应用，其与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其实践价值日益凸显，这部分管理学研究可以看成是管理学的应用研究。

（三）管理学交叉研究实现路径

（1）基于共同体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交叉

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共同体是范式的另一种表述。科学共同体是范式的承载者，也是范式构建和转换的实现者。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共同体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行为是研究学科交叉的基础性视角。

管理学科学共同体的知识背景或基础科学训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知识领域。如战略管理领域的领军学者Michael Porter、CK Prahalad、Richard Rumelt、David Teece、Birger Wernerfelt 、Jay Barney、Kathleen Eisenhardt、Raymond Miles、Donald Hambrick、Henry Mintzberg分别具有航天工程、物理、电机工程、商学、哲学、社会学、机械工程、新闻、金融、机械工程的学科背景。

与学习、移植、借鉴路径的外联式学科交叉相比，基于学科共同体多学科背景的交叉更具有内在性、整体性和传承特征。具有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进入到管理学研究领域不仅提高了管理学研究解决重大复杂问题的成效，也为管理学实现高水平的学科交叉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组织基础。

（2）基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

一方面，知识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方法不断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渗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战略管理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战略管理的研究方式几乎拥抱了社会科学所有的方法论，从定性的案例分析、现场调查到扎根理论，从定量的统计分析、数理模型到实验设计和模拟仿真（马浩，2019）。

（3）基于多科学理论解释的交叉研究

对管理实践出现的新现象、新过程、新特征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应该看到管理学的尚未建立属于管理学自身的解释基础，在现实研究中，管理学主要应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管理现象进行科学解释。不同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使管理学面向解决方案的研究能够集成各学科的理论优势，从而形成具有综合实践效应的管理解决方案。

（4）面向解决重大应用问题的交叉研究

当代管理实践的许多重大复杂问题既涉及基础理论建设、关键技术平台开发，还涉及许多重大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因此，在某些重大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往往需要知识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联合攻关、协同运作。

管理学研究是将知识科学提供的原理性知识转化为管理学的实用性知识，将技术科学提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转化为管理技术平台，将工程科学提供的工程组织实施的原理和方法集成综合，从而构建管理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

管理学重大应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更需要管理学术研究与企业家经营、决策实践的交叉。管理学所提供的综合集成式解决方案要与企业家的认知地图相互套嵌，这样才能真正在管理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应。所谓相互套嵌，就是管理学研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要为企业家理解和应用；企业家的知识地图、认知能力和决策方式要成为管理解决方案设计的基础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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