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吕启祥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基本思路【2021夏 口述初稿】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8月5日发布，第37156篇
【个人所藏资料-学术手稿XSSG110】
吕启祥于2021年春夏开始撰写《红楼梦》基础工程的口述史料初稿，这里发布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基本思路的第五，六部分。
五
在探讨《红楼梦》哲学和美价值的同时，人们并未怠慢了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份内”的多方面成就，诸如文学观念、艺术结构、人物塑造、文学语言等等。作品的总体价值和艺术机体的每一个方面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前文所说的“多元”也体现在文学范畴内研究角度和层次的多样性。 其实，在本文第三节所叙的那些不以史传观点而以小说的观点看待《红楼梦》的评说中，和以西洋文学原理来衡估《红楼梦》的论述中，就已经包含着对曹雪芹小说观和文学观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於中国旧说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观念。这里，可以再举出较晚的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和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二文来对这一问题作些补充和归纳。
高语罕举出四点来把握作者的文学观：一、它是写实主义的；二、它反对无病呻吟；三、它注重创造；四、它重视卓越的描写技术。文章对各点均依据小说作了申述，结语谓：“由此看来，《红楼梦》（指前八十回）的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如何的伟大，是如何的革命：知此，始可与读《红楼梦》！”
关懿娟的文章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文中以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作比，借用拜论的话，“西万提斯一笔杀死了骑士行事”，意即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出来后，那班靠骑士文学讨饭吃的作家，自觉没趣，不敢再作。至於《红楼梦》底作者，“比‘吉诃德爷’的作者厚道得多，他不用讥讽，也无需嘲笑；开宗明义，便堂堂正正的假借石头答空空道人的话说出来”。“即使作者不说这段话，自其全书观之，我们也能明白：这本《红楼梦》，不但与前代千百本平庸的小说有别，且是一本有意挥去那业经发霉的才子佳人思想的书。”《红楼梦》的章回仅具形式，“它的本质和内容，已非章回体所能规范得住了”。“作者之成功，就在他有眼光，有勇气，摆脱俗套，把这书做成一本无可挽救的大悲剧。”总之，《红楼梦》为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文学史立下一方界石”。这类论述大体上揭示了曹雪芹的文艺观，给《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定了位。
与此相关还有一篇《红楼梦林黛玉论诗》的文章，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曹雪芹的诗词修养和理论观念。
下面来年看艺术结构，这方面专文不多，有一篇《红楼梦之结构》，谓小说之结构指情节及布置情节之方法。该文大段征引日本盐谷温氏的《中国小说概论》复述情节尔后论曰，“至於《红楼梦》之布置情节也，则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不紊不乱，如线穿珠，如珠走盘，可谓我国小说中仅有之作。”在其他综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也常常涉及这一方面，如说“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於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
而最为人称道、被人引用最多的当数李辰冬的论《红楼梦》结构。他在《<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就是专门讨论结构的，他写道“读《红楼梦》的人，因其结构的周密，与其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而且前起後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於何地，止於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他以张道士提亲引起的宝黛风波和宝玉挨打这两段故事作例，让人们注意海水怎样地涨潮，许多小浪怎样地摧动，潮退以后又怎样化为无数小浪，起伏相继，馀波未尽。他以中外名著如《西游》、《水浒》、《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作比，认为无一可及。在这些作品中“选文的人，很容易选一篇自有起讫的文章；至於《红楼梦》则不然，如果选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起，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後数回中还有余波。”只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曹雪芹一样，“没一点结构的痕迹”。曹雪芹“不像巴尔札克用尽精力，去驾御这五十匹马，让人家喝彩。他对他的人物，一点显不出故意驾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对于波涛一样，任其澎湃泛滥，一点也不约束，一点也不领导，然而个个波浪，没不是连结的，个个波浪，没不是相关的。“总之，《红楼梦》固以贾宝玉为主人翁，但叙事不一定全以他为中枢……然均以宝玉为证。以结构而论，没有与《红楼梦》可比的”。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本为他1934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至1942年在国内正中书局出版。该书“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是破天荒的创举”，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一年内出至六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书中的各个篇章，在出版之前曾先後在报刊上发表，上文所引《（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即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应能代表此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
《红楼梦》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个热门话题，不仅学者作家关注，更为广大读者乐于谈论。作为研究者，上举李辰冬文章中即有一节专谈人物描写，他还另有一篇《<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在北平《晨报》连载，分别论析宝、黛、钗、凤、雨村及薛蟠诸人。作家端木蕻良在《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中称“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里，我最爱红楼梦”，喜欢书中传写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生动手法，从对照反衬中显出各人面目的高明技巧，以及深入人物心灵的本领。
至於见诸报端的各方人士的人物评论，时有一得之见和独到之处，如说红楼姐妹中最重要之三人，分得真（湘云）、善（宝钗）、美（黛玉）三字；如说贾政并非一味责骂宝玉，也有亲子之爱的流露；如说全书人物独贾母能幽默，以其阅世深、有胸襟，加上聪明、闲暇，于是幽默出矣；等等。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宝、黛、钗三者及相互关系。暨大校刊的“学生之页”上有篇读红文章说黛玉值得怜爱，宝钗值得敬爱，《红楼梦》的主题决不是薛林争逐宝玉，“不能说宝钗是最标准的妻子，就一定要嫁给贾宝玉，宝玉又何尝是最标准的丈夫呢？宝玉、黛玉才是天生的一对”另有一位作者在《幸福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重读红楼梦》说，“宝玉和黛玉的结合，照理是可能的，虽然这结合不一定会美满，但它可以创造一种生之奇迹，一种超越生命的幸福，这幸福也许短暂，它的形成已经预示了它的毁灭”。“黛玉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谢了！宝玉却像一朵云，没入那虚渺的太空……”
虽然人们的同情常在林黛玉这一边，但赞美薛宝钗性格并给以高度评价的，并不少见，《曾国藩与薛宝钗》一文可堪代表。该文作者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堂对举，进而引述了红楼梦中一系列薛林对照的故事，归结道：“总之林若无薛，其可爱处不显；薛若无林，其可贵处不见。我意黛玉若是男子，必是左宗堂，都是眼高心大一流人物。……宝钗若是男子，必又是一个曾国藩。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前谓友人拟为曾薛做媒，此似嬉言，实则不是；如果世间人人之妻规夫以曾，人人之夫期妻以薛，人我之间确可免去不少无谓争执。须知曾薛型所代表者乃是人与人间关系之最高理想”。不过更多的读者在佩服宝钗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之馀，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黛派”。薛林的话题，确是永恒的。
这一时期所有关於人物的评论中，见解最深刻、分析最透彻、文笔最优美、影响也最深远的要数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自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刊出了一系列《红楼梦》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评论，依次为袭人、晴雯、探春、鸳鸯、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凤姐、可卿、湘云、宝钗、黛玉、贾宝玉等，于1948年结集成《红楼梦人物论》，共收文章十九篇，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印行。正如当时的一些书评所说，“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造诣的人，他运用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和他那修养有素的如花妙笔，把这部若干年来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红楼梦，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给读者了”。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探索作者的灵魂。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了解过去的人物，而且教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身边周围的人物。”《红楼梦人物论》在八十年代重又修订再版，当代读者易於看到，故本书仅收一篇作为代表。
关於语言，研究的专文不多，王潢《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曹雪芹”，作家“不仅是语言的挖掘者，还是语言的创造者”，《红楼梦》是“中国语言的宝库”。计开在《红楼梦的对话》中则谓小说的叙述描写死板，人物由对话而“起死回生”。太愚复有一篇《红楼梦的语言》，当然不在“人物论”之列，现收入本书。此外，在不少长篇综论中多有论及语言的，如说《石头记》为中国文之最美者，“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分性格，纤悉至当；更具备中国各体各家文章之美於一人一书。有的短文专对《红楼梦》中的“早晚”、“驳回”等用语加以辨析探讨，是很切实具体的语言研究。
《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除去前文述及的在中西文学的座标中观照外，也偶见《红楼梦》与《子夜》、《红楼梦》与《茶花女》一类题目。较多的还是《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如《水浒传》，本文第二节曾涉及，还有一位论者比较阅读二书之感受：一个是“快读”一个是“细绎。一个是橄榄，一个是雪梨。正如春兰秋菊，各极一时，同样动人。若说耐读，则红楼到处可以流连；而水浒利落，大刀阔斧，一览无余。“我情愿吃那橄榄的亦苦亦甘，暂不吃这雪梨的又脆又甜！”可谓形象真切，道出个中滋味。 六 考证作者家世和研究版本是新红学的主要贡献，本书既原则上不收胡、俞等诸红学大家的论著，因而这方面的文章自然相对地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篇什值得今人参考。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和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发表於三十年代，是曹家朱批奏折发现後较早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初，又有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一文，也是根据这些新资料提出对雪芹上几代家世看法的，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肯定新资料提供的事实，对“自传说”则大持异议。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文献资料，今天普通读者都能看到，家世研究业已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但我们仍可从上述文章中了解当年获知这些新材料的兴奋和由此推导得出的论断。由对家世的探讨自然联系到雪芹的祖籍，李玄伯的文章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正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来源。至1947年12月，北京《新民报副刊》有一署名守常的短文《曹雪芹籍贯》，主丰润说；同月在青岛《民言报》晚刊上刊有署名萍踪的《曹雪芹籍贯》，文更短，所见雷同于上文。
青岛之文被时在山东大学的杨向奎所注意，致信胡适请问祖籍问题并转引该文，胡适因作复申述“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人”。胡适的答复载1948年2月14日《申报》“文史”第十期，今作为萍踪文之附录收存。关于祖籍问题，这一时期并未引起更多的讨论。
版本方面，容庚在二十年代有《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一文连载于北京大学的刊物，他以自己购得的一部旧钞本和排印的程本进行对校，中心意思在论证：“钞本当在程本之前，钞本已经是百二十回，则後四十回断不是高鹗所补作。”对高鹗续作说持异议的还有宋孔显，他的题目即标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不过论证的角度不同於容文，是从程高的序、引言以及前八十回也存在矛盾疏失等方面来加以说明的。关于正文的文字，有一则短文很引人注目，这就是见于1924年《小说世界》上吴轩丞的《红楼梦之误字》，谓第十二回“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据作者在金陵四象桥下购得的一册《红楼梦》残钞本，其中“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并写一格中”，於是原先“颇费猜疑”的时序上的矛盾得到解决，“不觉恍然大悟”。吴轩丞即吴克岐，为《犬窝谭红》撰者，此处所举系残钞本重要异文之一。另有署名素痴的《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指出今本《红楼梦》以“此开卷第一回也”起，而这起首一段本是评语的总序，“传钞者误以与正文相混，相沿至今”。
关於所谓旧时真本的一则记载，见于境遍佛声《读红楼梦记》：“相传旧本红楼，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隆隆日起，袭人既享温饱，不复更忆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赏雪，忽闻门外诵经化斋之声，声音甚熟习而一时不能记忆为谁，遂偕小婢启户审视，化斋者恰至门前，则门内为袭人，门外为宝玉，彼此相视，皆不能出一语，默对许时，二人因仆地而殁。以上所云，说甚奇特，与今本大异”。另有三六桥本，情节与此不同，北大张琦翔文中提及，“在日本三六桥又有四十回本（按，似应作三十回本），传闻如此，未见本书”今将张文收入备考。
後四十回问题自新红学家提出之後歧见极大，可谓南辕北辙、天上地下。持肯定意见的不乏名家，如吴宓认为“愚意後四十回并不劣於前八十回，但盛衰悲欢之变迁甚巨，书中情事自能使读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实际之经验亦如此，岂必定属于另一人所撰作乎？”佩之谓“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
许多论者都是把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并激赏其续作和结局的，牟宗三的见解可作代表：“人们喜欢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我则喜欢看後四十回。人们若有成见，以为曹雪芹的技术高，我则以为高鹗的见解高，技术也不低。前八十回固然一条活龙，铺排的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而後四十回的点睛，却一点成功，顿时首尾活跃起来。我因为喜欢後四十回的点睛，所以随着也把前八十回高抬起来。不然，则前八十回却只是一个大龙身子，呆呆的在那里铺设着，虽然是活，却活得不灵”。“全书之有意义，全在高鹗之一点。”
持贬抑和否定见解的，也很有力量。且看李辰冬的评论，他以为前八十回“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所以事实少而意象与情感多”；“自从八十一回以後，描写的完全是些事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味如嚼蜡，枯燥生涩，好像是从前八十回里取些事实，而把些事实写个结束罢了，引不起一点意象与情感。他所描写的是中国大家庭的琐事，而非人类的灵魂。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世界的作品，而後四十回是清初中国家庭的情形。前八十回能百读不厌，且每读一次都有些新的发现，而读後四十回的目的仅在知道故事的结束，结果知道了，没有再读的勇气。”後四十回的中心思想，以四个字了之，就是“福善祸淫”，李辰冬从思想、风格与环境来分析前后的异质，较之胡俞就版本、回目与故事情节等判别二者的不同更进一步。王璜从语言的角度断定全书决不是一个人所写，“最足以证明後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却是书里的文字用语。高鹗只续完《红楼梦》的故事，却没法续用曹雪芹所采用的日常用语。後四十回的语言，单调而枯燥；续者虽深深感到语言的贫困，却没法一谋解救”。“後四十回的作者，虽能体会前八十回作者的用意，凑补这未完成的故事，但因不善采用这些贵族层的日常用语，（也可以说，根本不注意语言的运用），而遭受悲惨的失败。”有的论者贬斥更甚，谓“高鹗的国语程度，只不过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当然，实在太看不过高鹗的横行无忌”。更有人代贾宝玉拟“致高鹗的抗议书”说，“您把我硬拉下水去做和尚……也把我宝钗姐姐写得太不堪了”。这虽近游戏文字，却也反映了对後四十回的看法。正反两面的论评尚多，不胜枚举。我们看双方的理由和语气，真是旗鼓相当，莫能相下，这种歧见和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
索隐派在这一时期虽不像清末那么风行，却连绵不断。本书收录了蔡元培1926年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所作的序以及景梅九《红楼梦真谛》自序。蔡序谓寿著“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景序作于1935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昔者惟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文後有编者附言，谓读景著“始知《红楼梦》为民族革命文书，序文尤足唤醒我民众之精神”。由此可见，虽时移世迁，而索隐家心系时政，“持民族主义甚挚”的情怀，始终不改。清代索隐诸家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学者文士持此类观点者代不乏人，本文第二节曾述及中央大学文学院讨论会，系主任汪辟疆就发言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史”，“作者有亡国之痛”，“应该要用读历史的眼光去读它”。更为有趣的是当学生提出“妙玉到哪儿去了”的问题时，汪先生答：“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愕然。汪解释说，“因为相传《红楼梦》是说明珠家事的，宝玉是纳兰成德，妙玉便是姜西溟”，是成德的老师，据《郎潜纪闻》，一次成德提起“家大人”请“老师出山”当礼遇权贵之事，惹得西溟大怒，“卷起行李一气归隐慈溪，所以我说妙玉回到慈溪去了。”引起听众大笑。
至四十年代後期，有一位署名湛庐的作者，在1947年的《北平时报》上一连二十二次揭载其索隐之心得，总题曰《红楼梦发微》，之前有一篇“我亦为红楼索隐”，说自己之爱好《红楼梦》“因为它是民族意识特高的一部小说”，这方面的兴趣，完全受了蔡元培的影响。然其具体意见却不同于蔡，甚至相反。蔡以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我认为作者的春秋笔意，绝对以男子代表汉人，为阳；以女子代表满人，为阴。”水来土淹，满人虽侵略华夏，汉人亦能抵抗、同化，“泥实为水和土而成”。次年即1948年10月至11月间，湛庐又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发微”，继续发挥红楼梦为民族小说，所隐为清初四朝之事的观点。他不同意索隐阻碍欣赏的说法，认为索隐工作与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学上出色的作品，所以才值得後人探索”。
对于清代索隐盛行的原因，有一种解释颇为独特，认为是小说地位低下的反映，清代的读书人“一方面觉得《红楼梦》好，一方面又觉得《红楼梦》出身低贱”，就如老爷爱上了丫头，怎么办呢？只有“把《红楼梦》扶正，于是所谓索隐，所谓影射，便是这扶正的一种手段了”。“在我个人看来，《红楼梦》的索隐批评，实际便是这种轻蔑小说的潜在意识在作祟。”这篇文章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作为一则文学漫谈，不论是否谈到点子上，其探究索隐的批评心理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 《红楼梦》的考证除了作者和版本两大方面外，小说本身还有许多问题足以引发人们考索的兴趣，诸如人物的原型问题、年龄问题、脚的问题、地点问题，等等。有一位作者，从十来种清人笔记中，提供了七位“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或有中表之亲，或为美姬情婢，“让有兴致的读者，自己去和《红楼梦》印证”，意在提供书中黛钗等人的原型。其他亦有论者指人物故事确有其人其事者。年龄问题则早就有人发现书中矛盾，如巧姐忽大忽小、宝玉元春究差几岁、黛玉年岁多处不合等等。有专文考订的，也有综论述及的，历来是细心读者的一大疑惑。说到《红楼梦》写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更是一个费解的闷葫芦，因其关系到满汉习俗，满人天足、汉人缠足，更成了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小小热点，二十年代北京《益世报》上就刊出过“脚的研究”之讨论文章，太抵以主张天足占上风，均以《红楼梦》中相关描写证之。以後余绪不绝。当代仍有论者做这方面文章，宜乎一观前人所论。地点问题更是一个新红学家业已提出，不断为人探讨的问题，主张南京说、北京说、西安说各有所据，还是李玄伯在两篇讨论地点问题的短文中所说合於情理，他以为小说并非传记，不必实指，“长安”“不过文章内泛用的京师而已”。
大观园座落何处同样是从清代起就众说纷纭的老话题，有随园说、什刹海说等，园中建筑和风光景物南北兼备，令人惝恍迷离。《大观园源流辨》堪称论析这一课题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它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园林的发达有两个系统：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园式”。前者起于秦汉，豁达雄大，北部各园多属之；后者自赵宋而后，形成幽深闲寂的风格，为南方庭园特色，重借景、工叠石。明清之际，燕京西部名园林立，造园艺术益臻成熟。由此“可知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下而产生的，它是溶和苑囿和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它受当时皇家园林设计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稻香村观稼和栊翠庵建寺更非私家园林所能有。大观园的规模格局、景点布设、意境营造、材质图案等等，无不可以从当时的园林艺术中借鉴、汲取，进而脱胎、创造。作者申明这种研究不能助长索隐诸说，“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观园之所以为大观园的客观根据，如果有奢望的话，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谁的园林罢了。”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园林研究，这都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红楼梦》的名物考索亦颇受关注。小说中写到的“洋货”，为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撰成专文，大有助於考订《红楼梦》所处的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这方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以《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为题，摘出小说中八处写到西洋物品的地方与《清统一志》和《文献通考》中所载的外国贡品加以对照。到了四十年代，方豪撰写了《<红楼梦>新考》等多篇文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外国物品，分类考索其来源，所据资料不仅有清朝的官方档案和士人笔记，更有外国教会的文献和外籍教士的记录。这些资料不仅翔实丰富，而且有些为一般人难以见到，方豪以其与教会的缘分和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等多种外语，悉心收集、严密考订，作成此项研究，功不可没。《新考》是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包罗的外国物品的类别有呢布、钟表、工艺、食品、药品、动物、美术品等，尔後分别考索其何时传入，由何种途径传入，皇帝和王公大臣对此类西洋事物有何种反应，以此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印证。该文还有一节专述“《红楼梦》撰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连同方豪的另一篇文章《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提供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南巡时“见驾”的情形，由此推论雪芹先人“俱有晤见西人之机会”，书中西洋物品之“来源虽非一途，但来自洋教士者必占多数，盖贡使寥寥可数，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国，并有在‘内廷行走’者，且教士络绎而来，故西洋物品之传入宫中及显宦之手，亦源源不绝也。”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合理性，所据资料对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弥足珍贵。 论及《红楼梦》里医药的文章很少，有一篇以此为题且篇幅颇长之文，谓《红楼梦》作者虽渊博，“但他的对於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很平庸的”，所见与人不同，应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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