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吕启祥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基本思路【2021夏 口述初稿】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8月5日发布，第37157篇
【个人所藏资料-学术手稿XSSG111】
吕启祥于2021年春夏开始撰写《红楼梦》基础工程的口述史料初稿，这里发布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的基本思路的第七，八部分。
七 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几种长篇论著应当给以专门的介绍，它们都是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包含了各自研究心得的，分述如下。 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是一部评点式作品，全长约十余万字，在1928、1929年的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专栏中长期连载。其内容包括：第一章，红之谱，包括各家之家谱、全书之年谱、各人之年谱；第二章，红之表，包括各人生辰表、全书人名表、各人之下人表；第三章，红之评，包括全书之舛漏及总论；第四章，各人之小传。这一次序在发表过程中有所调整。第三、四章调换，第四章为总评（红之舛附入），篇幅最长，为全书主体。总评依小说回次，顺序而下，固然是对小说本身的评批，亦常对前人评批发表评论，如对太平闲人、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常持异议。这部“笔记”具有历来评点派作品之特色，即读书很细，间有独到之见而总体观之不免支离零碎，有时还颇拘迂，如说最难明白“宝玉黛玉宝钗及其他姐妹之才学，均不知其系由何处得来”。由于《笔记》篇幅太长且引述情节过多，本书仅节选若干。 本节要着重介绍的是以下三篇论文，即二十年代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三十年代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四十年代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
刘大杰这篇论文是为《晨报》七周年纪念而作的，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晨报》增刊上。全文约三万五千字，分为十节；一、《红楼梦》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曹雪芹与贾宝玉，三、《红楼梦》索隐之派别，四、高鹗续书之讨论，五、《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六、《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七、《红楼梦》之描写与结构，八、《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九、《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十、余论。从上述小标题可以看出刘文的规模，涉及的问题相当全面。刘文汲取和肯定了前人的成果，多持平之论，比方他充分评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取用其在作者和家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校正了自传说，代之以“自叙传的小说”，将二者加以区别，“写贾宝玉的个性及身世，说取材于曹雪芹自己，当然是可以；说里面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那也就不对了”。又比方对索隐派，虽则认为它是附会，无助于发现红楼梦的价值，但是“索隐的先生们的原来的用意，确是想提高红楼梦的价值，他们这一点苦心，我们无论如何是应该了解的”，因而对索隐各派，给以介绍。再比如他认同後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高鹗的才情比不上曹雪芹，但这是因为“续书比原著难”，肯定高鹗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大胆地写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眼光高出一般。同时，刘文也包含了他个人的独特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的长安。又比方他认为《红楼梦》“强于描写个性，拙於描写风景”，描写大观园那些文字就很抽象，难说精采，而描写个性则特别有力量，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刘老老、王熙凤三个。作者亦长於叙事，“描写失意的事情比描写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动”。再比如论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可以与屈骚、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谁也应该承认它是第一等的作品。但是拿起世界文学批评的眼光来说话的时候，那就有点不同了”，它不能摆脱中国旧有的消极思想，故不能同世界第一等作品相提并论。总的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这样一篇相当全面而中肯的综论，殊为难得。
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发表于1933年，在3月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三十九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分两次刊出。全文约三万三千字，从第一节“引子”可知，该文是为“纪念伟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而写的，以下的标目依次为：二、《红楼梦》作者对於文学的态度之考察，三、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其中分列，1、艺术家的看见，2、实生活中的活材料，3、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4、自然主义作风的成和败，5、深刻的心理分析，6、清晰的个性的人物。全文未完，作者在“暂跋”中写道，“就现在发表的说，只有全文的一少半。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之悲剧的意义；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也就是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在北平文化机关的‘装箱’空气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远处了，因而暂结”。由此可以了解这篇文稿本应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未能刊完是由於时局的原因。在已刊出的第一部分里，李长之以悲愤的心情痛感天才曹雪芹被国人冷遇和误解，呼吁要冲开一切，“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他认为一百七十年来只有三件事可记：一是1797高鹗後四十回的完成，高鹗“非常了解曹雪芹，他本人的艺术的手腕也并不让於曹雪芹”，“他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一个知己”。 後文甚至还比拟说“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高更能写精神的方面。一是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这是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他完全拿了西洋美学的眼光，用着近代文艺批评的态度，来加以估量的。他敢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艺术作品……他最了解红楼梦了。不但在过去，就在现在，也无人及他。”一是1928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境，给人作出一个确然的轮廓”，“於是一切没有证据的，或者证据不可靠的，便都敛迹了”。李文第二部分考察红楼梦作者看重的是不计功利的纯文艺，反对陈套，要求艺术提高人的精神和表现理想。第三部分由於结合小说作了大量具体分析，因而所占篇幅亦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对文学形式技巧的理解，认为形式可以消解内容，“我们对着一种大艺术品时，我们只就那形式，便获得了它的内容……我们的精神活动浸入埋伏于当前即是的艺术品的形式之中，我们与作者立在同一的情绪里，材料的痕迹化为乌有了”，“那内容在形式里已好好地传给你了”，这虽来自於大诗人席勒的启示，以其合於艺术的规律，李长之融会而施之於《红楼梦》，“岂是单单道着他的文学技巧”，“道着他的全部人生”。因而这大篇《红楼梦》文学技巧的具体分析便超越了评批式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发表於1942年1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一本包括多篇论《红楼梦》人物的集子，就以“贾宝玉的出家”为书名，於1946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张文约三万三千字，它并非是一篇单纯的人物论，而是由主人公的结局切入，以果求因，提示出人物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文章先是嘲笑了那些“圆梦派”的续书作品，虽说是“圆”了，结果弄得贾宝玉不成其为贾宝玉，林黛玉不成其为林黛玉。继之进入正题，提出贾宝玉出家这个结局的意义比那样的团圆高明得多，解决的是“整个人生大道的大问题”。然而“宝玉出家以後怎样”？书中并无下文，参照作者笔下已经出家的两类人，已经暗示“这条路走不通”。虽则楔子中点明，一切都是前世因缘，梦幻而已，作家却把尘世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亲切、温暖，“他倒是着眼在现世因缘，把因因果果抓得紧紧的，一步一步合理地发展下来的”，这是“本书极可贵的优点”。宝玉的出家正是诸般因果发展之必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别人不同，可他实际上又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他不就范就要超脱出去。文章揭示了人物自身以及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存在的矛盾，认为那两首评批宝玉的《西江月》词“既不能视为反话，也不能把它当作正面的教训”，“作者对贾政，对贾宝玉，似乎各都给以同情、首肯……可贾政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偏容不得贾宝玉型。这就不容易处理了。於是我们就只好跟着作者的笔——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张天翼忠实地道出自己阅读的感受，“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是全书中自己所喜欢段落的首选，“我总觉得这段描写，是全书中最悲剧性的东西”，“不瞒你说，我看到别的那些惨伤的场面——甚至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也不及这里使我感动”。“这悲剧的成因，我想就是在於——他们有爱，而缺少彼此的了解。”作家的感情与理智不能一致，而创作又不能虚伪，导致了矛盾现象，即使叫“出家万岁”也还是并未找到出路。文章的结论，“这部作品是两重性的：非悲剧，亦非非悲剧。”对於後四十回则有十分风趣的批评，谓出家大不易，还得履行种种麻烦的手续，圆房、赶考，“自己看破了红尘，却一定要留个後代下来，以便在红尘里爬来爬去出风头”，难道成佛也讲求正途出身，还要惊动皇帝老子敕封文妙真人……兰桂齐芳，世界恢复老样子，出家就更冤更无谓了。看来续作者更热中於世间，心地极好，也是团圆派里的一位；他“总算是救出了红楼梦的故事坯子”，可原作的两重性矛盾不见了，“不再徘徊於世间和出世间”，乾脆回到了富贵场中。总之，张天翼以创作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逻辑，处处从阅读的感受出发，无大幅引例和大段说理，娓娓道来，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亲切幽默中使人憬然有悟。
以上三篇论文，尽管撰者学术个性不同，发表时间不同；然而都是力作，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均堪称这一时期红学论文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 这里还应提及一篇专论即《红楼梦与中国经济》，以经济的视角来论评，不说绝无仅有也十分稀见。该文从《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著看中国社会，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实录，同时也提供了清代乾隆年间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背景材料，可资参考。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这一时期出版的几种《红楼梦》的序言，序言往往也是一种评论。如1923年许啸天的“新序”猛烈抨击素隐家和考据家，认为不必迷信最初的版本，尽可按照文学上尽善尽美的理想大胆删改，因将《红楼梦》校成一个百回本。此举受到刘大杰的严厉谴责，指为版本史的耻事、“文艺界的公敌”。三十年代茅盾的《节本红楼梦导言》概要表述了对《红楼梦》的见解及删节原则，是对“独秀先生提议”即他曾期望“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的一种回应。此节本在当代曾经再版。
八
行文至此，读者对这部“汇要”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编者力求保存历史本来面貌的初衷也许能够得到读者的体察。 我们期望： 首先，本书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资料长编，供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红学发展的学者参考。前文曾经提到，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少有政治的干扰和商业的炒作，因而保有其本分和本色。评论文章比较个性化，少八股气；既有学理探讨，亦不乏随笔感想；虽多歧见，而少意气。从总体上说，尽管数量质量远不能同近五十年相比，但仍有其值得珍视和发扬的风气和传统，应当受到治红楼梦学术史者的重视。
其次，对于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具体切实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避免炒冷饭、走弯路，可以把起点置於前人的成果之上，收事半功倍之效。上文已经论及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多元和多层，不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已相当广泛和多样，许多问题都已提出或涉及。大而言之，“《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不能够单单靠定了一途立论，不然怎么算得起‘横看成岭竖成峰’的书啊”这是一位论者1920年所撰文章的结束语，足见以文、史、哲多个层面去研读《红楼梦》，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就被郑重提出了。小而言之，《红楼梦》中“脚”的问题、即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屡有讨论，前文已及。今天如果再把这些当成新鲜见解、独家发明，岂不有点可笑！
再次，对於一般读者，即使并不熟悉甚至未曾接触过《红楼梦》，本书也不失为一种有趣有益的读物。本书收录的一位作者，以他个人读过三十余遍《红楼梦》、接触过上百爱红者的经验，在心领神会之馀，总结出如何读《红楼梦》的十四条建议，谓“应趁风和日暖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明媚新鲜”；“应趁秋高气爽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全声玉振”；“应趁风晨雨夕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怨旷萧骚”；“应趁冬闺消寒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温暖融和”；其第十四条曰，“红楼梦宜於升官发财时受罪入狱时读之，以便有缩手回头的机会”。还举出《红楼梦》可“移人性情”的十一项功能，如可医俗病、可医吝病、可医贪病……等等。看了这位论者的心得，真教人不由得不去翻开这部奇书，加入爱红者的行列。《红楼梦》的读者由此更加众多，阅读水平更加提高，不亦宜乎。
总之，本书果若能使人温故知新，各有所获，则编者於愿足矣。
最後，应当说明这样一项大型资料得以集结出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而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同心协力更是促其完竣的直接保证。尤其是林东海先生自七十年代初受命编辑《红楼梦研究资料》，经年累月孜孜於北图柏林寺报刊馆，为此书奠下基础，今主持编审，总揽其成，贡献良多。周绚隆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整理校阅，细加厘订，作了大量工作。还应特别提到长期从事资料工作、埋头苦干甘愿奉献的刘伯渊君，本书的大量资料从收集、整理、复印、放大以及若干初步加工，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劳和汗水，许多琐屑而具体的的事务都由刘君承担，令人感佩。因此，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大家尤其是上述诸位，笔者所做十分有限。至于这篇前言挂一漏万、轻重失当、述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文责所在，笔者当不能辞其咎。 限於闻见及各方面条件，本书从收录到编辑，难以尽善，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赐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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