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黑猩猩是天生的“科学家”
——人类与黑猩猩共有的能力：理性修正自身认知
《科学》，2025年10月30日
（注：生活在乌干达恩甘巴岛黑猩猩保护区的黑猩猩，均从非法丛林肉贸易中获救。图片来源：英诺森特·安佩尔（Innocent Ampeire））
人类能够识别相关信息并将其作为证据，且在面对矛盾证据时更新自身认知——这种能力是所有科学探索的基础（1）。而非人类动物在多大程度上能进行类似的推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提出，进化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类智能的起源（2）。他预测，在非人类动物（尤其是类人猿）身上，会发现能填补人类与非人类认知鸿沟的心理特征（3）。在本期杂志第521页，施莱豪夫等人（4）发表研究称，黑猩猩能根据新证据的数量和质量更新自身认知——这为达尔文这一具有突破性的观点提供了更多支持。
早期研究类人猿自我认知的实验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研究人员将食物奖励藏在多个空心管中的一个里，观察动物何时会向管内窥视。结果发现，如果黑猩猩观察过食物被藏匿的过程，它们很少会窥视；但如果没有观察过，就会频繁地通过视觉检查管子（5）。此外，当“赌注”更高（藏匿的食物更受欢迎），或在开始寻找前引入一段可能导致它们遗忘的延迟时，类人猿检查管子的概率会更高（6）。这些实验还表明，“窥视”行为并非后天练习所得：当面对不确定性时，大多数幼年和成年黑猩猩在首次接触实验装置时，就会自发地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7，8）。
类人猿（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面对矛盾证据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选择修正能力。在另一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黑猩猩在两个装有不同吸引力食物的盒子之间做出初步选择，随后引入放大镜改变食物的视觉外观。当新证据与先前信息不一致时，黑猩猩通常会从另一个角度窥视盒子后再做最终决定——这表明它们在面对矛盾证据时，或许能修正自身认知（9）。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有一个问题仍未明确：黑猩猩是否能像人类一样，理性评估新证据相对于既有认知的“强度”，并仅在必要时修正认知？这种对“理由”的反思性响应能力，可能是动物理性最严格的反对者唯一愿意认可的“理性定义”（1）。施莱豪夫团队采用了一种此前开发的实验装置：在向实验对象提供额外证据后，给予它们重新考虑初始选择的机会（9）。在五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测试了15至23只生活在乌干达恩甘巴岛黑猩猩保护区的黑猩猩——当面对关于“隐藏食物奖励位置”的不同强度证据时，它们修正决策的能力如何。
施莱豪夫团队给实验对象提供了8次机会，让它们寻找藏在两个完全相同容器中的食物。黑猩猩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容器，无法同时选择两个。在每一轮实验中，它们会先后收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强线索”（具有决定性的证据），另一条是“弱线索”（非决定性的证据）。在一半的实验轮次中，先呈现强线索，再呈现弱线索；另一半轮次则颠倒呈现顺序。结果显示，无论线索的呈现顺序或形式如何（视觉形式：能看到容器内的食物；听觉形式：摇晃容器时会发出暗示食物存在的声音），黑猩猩始终基于强线索做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先接触到弱线索时，实验对象在获得强线索后，常会修正之前的选择——这与“认知的理性修正”特征相符。
为了验证黑猩猩是否只是“舍弃弱线索、偏爱强线索”，研究人员引入了三个容器：一个提供听觉线索，一个提供视觉线索，第三个不提供任何线索。关键设计是：在呈现完线索后，移除带有“最强视觉证据”（即能直接看到食物）的容器。如果黑猩猩只是在遇到强线索后就舍弃弱线索，那么它们对剩余容器的选择应该是随机的。但实际结果是，黑猩猩选择了带有弱听觉线索的容器——这表明它们整合了所有证据的相对强度，而非简单覆盖弱线索。
该研究还发现，黑猩猩在做选择时，不仅会关注证据的“类型”，还会关注支持选择的证据“数量”。研究人员先向实验对象呈现弱线索（类似食物掉落的声音），随后呈现强线索（能看到另一个容器中的食物）。不出所料，实验对象最初选择了能看到食物的容器。但当额外的听觉线索暗示“可能有两份食物藏在一起”时，它们会修正决策，转而选择之前未选的容器（此前它们只在该容器中看到一份食物）。与对照组（仅收到“最初听到声音的容器中仍有食物”这一确认性听觉线索）相比，这种决策修正的发生率显著更高。
那么“误导性证据”会产生什么影响？研究人员通过透明盖子让实验对象看到容器内的“食物”，但随后它们会发现，最初看到的并非真正的食物，而是画在盖子上的食物图案。与“透明盖子无标记”的对照组相比，黑猩猩在遇到误导性证据后，放弃该容器的概率显著更高。
在施莱豪夫团队的所有实验场景中，黑猩猩做出理性选择的频率，始终是非理性选择的两到三倍。这些发现表明，非人类类人猿具有一种自发能力：权衡不同强度的证据、修正先前的选择，以及在证据被证明不可靠时做出调整。
科幻作家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曾提出：“宇宙中要么只有人类，要么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两种情况同样可怕。”而“其他类人猿具备自我反思能力”这一发现，意味着人类并非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倘若人类在发现这种“共有的理性”之际，却让克拉克所担忧的“孤独”成为现实，那将是何等悲哀。在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逝世后不久，人类不应忘记：施莱豪夫研究中的黑猩猩，正是由她及其他人从威胁其物种生存的非法丛林肉贸易中解救出来的（10）。与此同时，有一点值得深思：当一只黑猩猩凝视人类的眼睛时，它们或许也在反思自己对人类的认知——知晓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份意义深远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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