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刀郎与海子

刀郎与海子的交集是德令哈。

海子于1988年去西藏时，路过德令哈时写下了抒情短诗《日记》（1988年6月27日）。海子的《日记》似乎是哀伤与失望的，却蕴含着憧憬与渴望。刀郎很喜欢这首诗，也向往着德令哈。

18年后，刀郎独自一人驱车到德令哈进行采风。第一天赶了1000公里到敦煌，第二天黄昏时到达德令哈。可能太渴望见到这座雨水中荒凉的城了，以为那份感动会一直在那里贮藏，结果现实和心理打了一个落差。真正的德令哈已经被海子带走了。刀郎离开后，为了“拾到关于《日记》里那种锥心的贝壳”，遂又折回，终于写出《谁在窗外流泪》（见刀郎日记《海子德令哈青海湖杂谈》），描述了德令哈的雨夜景象，早期，歌曲由玉萨唱录。每次录音，玉萨就止不住流泪，历时两月才录成功。这歌现名为《德令哈一夜》，2025年刀郎在合肥演唱。

对海子在1989年暮春三月去世的悲剧，有人认为是为了摆脱情感的纠缠和苦闷，认为《日记》中的姐姐是海子迷恋的一位比他大的女作家，一说是叶戈，一说是白佩佩，或没有明确的具象。通过“姐姐”这个意象，他的精神得到了慰藉，内心的孤独达到了一种极致而唯美的境界，“荒凉寂寞的戈壁”也变得美丽了。海子生前好友、诗人西川说：“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不会跳舞、游泳、骑自行车，在他的房间里，甚至找不到收音机。他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中写作，其存在就是为了作诗。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他身上始终纠缠着理想与现实的影子。

海子的悲剧，也是诗的悲剧。

1958年新民歌运动时期产生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诗歌成为宣传教育工具。当时，有一首比较有名的诗（词作者匡荣归）：“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在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到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人们认为迎来了新诗的解放，出现了影响力深远的朦胧诗派，它伴随“三个崛起”理论（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三篇文章）而迅速登陆中国诗坛。代表了由非我向自我回归、由宣传工具向艺术本身回归、以及文学现代化的趋势。朦胧诗派后，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一个现称为“第三代诗群”的一个诗歌群体（以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现代诗”大展为标志，称朦胧诗派为第二代），其主要特征是以颠覆朦胧诗、解构传统、崇高为理论基础，倡导小人物与平民意识，主张“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名言，还有“写诗就是为了写诗”），特点是“反文化”、“反英雄”、“反隐喻”（出现在有的高校教材中）。这标志中国诗歌界的一次大分化。随后，产生的诗歌群体，主要有中间代诗群、七十后诗群（包括下半身写作）、八十后写作（一个很前卫的诗歌群落）、第三条道路等。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口语诗派（民间写作，不是民间人氏的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新学院诗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赵丽华，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海子。

口语诗派，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它消解了传统的经验写作，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诗风，但无节制的口语泛滥，使一些诗作沦为口水诗。与民间写作相对立的是知识分子写作，主张诗歌的人文结构、贵族化。由于海子的早逝，没有参加新世纪之交颇具影响力的“盘峰论剑”。

就在《德令哈一夜》发布的2006年，发生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出现了“梨花教”教派，以及恶搞的“梨花体”。一方面是诗歌的边缘化，一方面是一些口语诗（如屎尿诗）落入舆论旋涡的中心。圈内香，圈外臭。在汉语生存语境中，诗人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现在，什么是、什么不是诗，人们也很难判定了。例如，北岛的《生活》（又名《人生》）。

新诗有两个别称，就是白话诗和自由诗。但白话不等于诗，且白话早就存在；而自由也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需要自律。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新诗的诞生不是旧体诗的自然延续，它实际上依托当时的《马氏文通》的语法建立起来的。《马氏文通》虽然是奠定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块基石，但也“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新诗自诞生就存在诗质流失、诗性缺乏、与艺术传统的关联性单薄等先天不足。为此，有人提出“有必要借鉴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开创的诗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将诗歌看做一种语言体系”，依据此理论去发掘现代汉语诗性潜能及其诗美转化的路径与机制，以提升新诗创作的诗学品格。

除学者的理论研究外，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条路径的一点成功。还是回到被“第三代诗群”解构的传统上。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说明诗的三个基本特点：人民性、抒情性和音乐性。

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被称为诗歌的灵魂（自由是新诗的灵魂？），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诗歌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打动读者，抛开抒情谈诗歌，诗歌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关于音乐性，早在2007年，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就提出《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英年早逝的诗人汪国真曾说“背诗不如唱诗”，并完成数百首古诗词的谱曲创作。

今天，我们至少看到刀郎的歌词在“人民性、抒情性和音乐性”上，走出了一条民歌与古典文学相结合的苏醒、创新之路。例如，明清时的山歌“时调”，今天一曲《花妖》让全国尽知。所以，刀郎心痛地喊：“你再忍一忍，你再等一等。”

（待续，下篇：六、山歌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