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到，中国哲学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在这一点上代替了宗教。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只讨论一些问题的细节，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即专门的哲学，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

《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法国老尼克著，钱林森，蔡宏宁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中，番鬼对孔夫子的评价：“虽然孔子生前受到人们的尊崇，死后他的教义荣幸地成为国家法规，但还是不能将他奉为哲学家。他并没有创立新的学说体系，没有一项个人论点能够主导他的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理论。他不过是从中国的古书中摘取一些形而上的观点，然后大段大段地删改。”“《论语》收录的孔子格言中，有一些是关于明智的无聊表述，一些是关于治国之道，不过论述毫无深度。”

黑格尔也曾经这样论孔子：“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 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