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邱园高度评价其第三任国家植物园园长西塞尔顿-戴尔爵士对英帝国植物事业的卓越贡献，同时采纳其同僚的称赞以及园长本人的自我评价。在英帝国植物事业的发展历程中，西塞尔顿-戴尔爵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在殖民地植物志编纂、科学出版物建设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还在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植物园和植物学系建设、英帝国的农业生产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宝贵业绩，对英国本土的植物研究和殖民地植物资源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同僚们普遍认为，西塞尔顿-戴尔爵士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称赞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还具备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为同行树立了标准。在退休之际，西塞尔顿-戴尔爵士向时任农业部部长做了自我评价，既确保了邱园权力版图延续，也简述了邱园基础设施升级、学科体系建设、学术研究贡献、殖民地实物和本土农业与科研进步。总体上，西塞尔顿-戴尔爵士对英帝国植物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科学研究到实际应用，从个人成就到团队合作，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卓越领导人的非凡成就。

威廉·特纳·西塞尔顿-戴尔爵士（1843-1928）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哀悼第三任园长威廉·特纳·西塞尔顿-戴尔爵士（Sir William Turner Thiselton-Dyer, 1843-1928）之逝。（编者注：1929年《邱园通报》（Kew Bulletin）第1期第32页误载爵士逝世日期为平安夜，特此勘正——其实际辞世于12月23日凌晨。）

1875年，西塞尔顿-戴尔与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正式结缘。彼时，悬置十年的“助理园长”（Assistant Director）一职重启，时任园长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博士（Dr. J. D. Hooker）邀其出任。此选择堪称慧眼识珠：胡克从其开创的植物学研究与教学新径中，已预见其必于植物学界大放异彩。此前，戴尔曾短暂担任胡克私人秘书，其才能已获验证。

西塞尔顿-戴尔任邱园助理园长十载，1885年继任正式园长直至1905年12月15日退休（参见《邱园通报》1905年第62页），其影响力与卓越才能渗透至邱园事业的所有工作领域。行政事务事无巨细皆经其目，而于更广袤领域，其宏阔视野统摄帝国殖民地及海外属地植物学工作之全局。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早在乔治三世时期实质执掌植物园，已预见邱园可发展成为英帝国科研枢纽之潜力。而西塞尔顿-戴尔则则以非凡的远见重新赋予英帝国核心科研中心构想以完整形态。胡克博士很早就发现其助理园长非凡之战略眼光，故特别委任其承担日益繁重的殖民地植物学研究事务，终致诸多重大而深远之成果。

需特别指出，虽西塞尔顿-戴尔未尝亲履海外属地，然其凭对局势之精准把握与广博涉猎，对当地植物分布、经济需求及发展潜力之认知，竟远胜诸多久居其地者。

1 帝国植物事业与勋衔荣膺

其于帝国全域推动广义植物学事业之卓著功绩，足证其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植物学顾问”（Botanical Advis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之职至1906年3月31日实至名归。此贡献先后获颁CMG勋章（1882年）与KCMG勋衔（1899年）以彰殊荣。

（1）印度植物志告竣

其与印度之联系同殖民地事务般紧密。值得铭记者，其早年科研工作（1873年）即描述印度六个开花植物自然科属，如马齿苋科（Portulacaceae）、柽柳科（Tamariscineae）、沟繁缕科（Elatineae）、金丝桃科（Hypericineae）、厚皮香科（Ternstroemiaceae）、龙脑香科（Dipterocarpeae）等，成果载于《英属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第二卷。邱园对编撰《英属印度植物志》及研究印度经济植物之贡献，使使时任园长西赛尔顿-戴尔于1892年获颁CIE勋章。

需知，威廉·胡克爵士（Sir William Hooker）于1865年提出编撰印度及殖民地植物志之规划，其中《英属印度植物志》于1872年启动。1885年西塞尔顿-戴尔接任园长时，该巨著仍在编纂中。西塞尔顿-戴尔倾全园标本馆之力并亲自主持督导，终使全部卷册于1897年问世。

（2）非洲植物志编纂

《英属印度植物志》行将告竣之际，其得以重启两部非洲植物志编撰：1859年启动、出版三卷后于1865年中断的《好望角植物志》（Flora Capensis），以及首卷于1868-1877年间问世的《热带非洲植物志》（Flora of Tropical Africa）。《好望角植物志》于1896年恢复编纂，经其一丝不苟校订，终卷于1925年面世（参见《邱园通报》1925年刊第289页）。

《热带非洲植物志》于1897年重启编校，其主持此项工作直至1913年移交继任者戴维·普雷恩爵士（Sir David Prain）。深谙植物志编撰所需之渊博学识与严谨考据者——须知西塞尔顿-戴尔作为描述植物学家之精深造诣使其成为无可挑剔的主编——自能体会此等鸿篇巨制背后所凝结之持久心力与精微功夫。故其虽鲜有余暇从事原创研究，然发表于植物学期刊之论文，皆属推动自然认知之坚实贡献。

（3）邱园出版物与机构建设

纵使行政重任缠身（后文将另述其作为大型科研机构掌舵者之管理职责），他仍开创性倡议邱园创办定期刊物，旨在向殖民地植物园及海外属地系统传播植物科学前沿动态，尤以关乎经济资源开发之重要植物学资讯为重。

为此，《邱园杂识通报》（Kew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于1887年创刊。与之相辅，他全面梳理并重组植物经济产物标本馆藏后，主持编撰《邱园博物馆导览手册》（Guide books to the Kew Museums）。

此外，他以治学之谨严持续推进《邱园植物索引》（Index Kewensis）、胡克《植物图谱》（Icones Plantarum，1895-1906年）及《植物学杂志》（Botanical Magazine，1905-1906年）之编撰出版。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无不彰显其作为科学领航者的远见与担当。

（4）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续存

虽邱园事务占据其大部分精力，他仍不遗余力支持任何推动植物学及教学发展之事业。他对切尔西药用植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之举措意义重大：既保护历史名园，复于伦敦稳固建立一座以促进植物学教学为宗旨的植物园。

在亨利·朗利爵士（Sir Henry Longley）鼎力支持下，他倾力确保该园作为学生实践基地存续。经数年协商，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ers）于1898年制定之规划方案于1899年通过并实施，此主要归功于他的努力。

（5）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植物园及植物学系建设

对于剑桥大学植物园（University Botanic Garden）及植物学系（Botany School）的建设，他也应迈克尔·福斯特爵士（Sir Michael Foster）等人之邀提供咨询，并取得显著成效。皇家学会院士沃尔特·加德纳博士（Dr. Walter Gardiner, F.R.S.）的如下赞誉[ * 摘自《剑桥植物博物馆的创建与重建》（"The Foundation and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ambridge Botanical Museum," 1904）]生动展现了他在剑桥植物博物馆（Botanical Museum）建设中的贡献——这仅是他长期支持的众多植物学教育项目之一：

“我们在报告中多次以‘邱园’代指威廉·西塞尔顿-戴尔爵士。凡合理所求之物，邱园无不慷慨相助；除标本外，其对吾辈事业的深切关怀与睿智建议——时而严厉，却始终鼓舞人心——亦从未缺席。此言足证我等受惠之深。但凡深知其组织管理才能、学术视野与素养者，皆可体会剑桥植物学能得邱园园长为恒久挚友之幸。余深思断言：剑桥大学所欠其恩情——远不止于植物学领域——实难偿尽。”

牛津大学植物学系（Botany School at Oxford）在1884年筹划重组时，亦深受西塞尔顿-戴尔建议之益。

（6）学术履历与荣誉职位

1888年，他在巴斯（Bath）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会议上主持生物学分会（Section D），并发表题为《植物生物学》（"Botanical Biology"）的演讲。1895年，因力主设立独立植物学分会（Section K），他被推选为同年于伊普斯威奇（Ipswich）召开的协会会议首任植物学分会主席。然因公务繁重，他不得不婉拒担任国际应用植物学学会（ssaio）主席的提名。

西塞尔顿-戴尔于1872年当选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会士（Fellow），并于1874-1876年及1884-1887年两度任学会理事会（Council）成员，1885-1887年间担任副主席（Vice-President）。

Thiselton-Dyer became a Fellow of the Linnean Society in 1872, and served on the Council from 1874 to 1876, and again from 1884 to 1887, and was a Vice-President from 1885 to 1887.

1880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1886-1887年任学会理事会（Council）成员，并于1896-1897年担任副主席（Vice-President）。除上述学术团体工作外，他于1887-1889年出任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副主席。彼时该学会几近停滞，他主导其复苏与重组，并推动新政策制定，学会今日之繁荣多赖其功。

1887-1890年间，他兼任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校务委员（Fellow）。

他还以皇家特派专员（Royal Commissioner）身份参与多项国际展会事务：1888年墨尔本百年展览会（Melbourne Centennial Exhibition）、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Pari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及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St. Louis Exhibition）。1900年夏，他加入英国农业部（Board of Agriculture）下设部门委员会（Departmental Committee），调查农业种子销售状况。他签署的调查报告附有保留意见，彰显其对复杂局面的深刻洞见（参见Cd. 489与493号文件，《农业种子委员会报告》，1901年）。

同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er）。

It was in this year also that he was appointed Technical Adviser to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1887年，西塞尔顿-戴尔为推动英国植物科学发展所展现的卓越影响力，可从《植物学纪事》（Annals of Botany）创刊一事中窥见一斑。彼时，植物学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botanists）几欲放弃该刊创办计划，他凭借远见卓识力排众议，说服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持续推进。历史证明，此举意义非凡。

2 同僚心声：邱园行政改革与学术实践贡献

（1）邱园权力版图重构

回溯邱园（Kew）自身发展，1903年前，邱园行政隶属英国公共工程部（H.M. Office of Works）。是年，根据农业部提议，经枢密院令（Order in Council）批准，管辖权移交农业部。财政部（Treasury）批准移交的条件是：外交部（Foreign Office）、殖民地事务部（Colonial Office）及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保留与邱园直接通信的权利。

（2）邱园改革实践与景观革新（1875-1905）

西塞尔顿-戴尔爵士的毕生成就，可从其退休之际收到的致敬辞中得以凝练概括（参见《邱园通报》（Kew Bulletin, 缩写K.B.）1905年刊第62页，附签名者名录）：

The main lines of Thiselton-Dyer's work are well summarised in the following Address which was presented to him on his retire-d ment: — *

“值此您卸任邱园园长（Director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之际，我们——皇家植物园邱园全体职员——谨表惜别之情。长久以来，纽带联结你我；今祈愿您康泰延年，安享漫长辛劳生涯所赢之闲适。

“三十载风雨同舟，邱园面貌焕然一新——林间视野之开拓，观赏灌木与草本植物之大面积栽植，皆令园景愈臻秀美。凡此革新，多赖您锲而不舍之力。

“温室（glass-house）几经重建，形制更趋雅致；温带植物馆（Temperate House）之落成，尤属划时代壮举。更堪告慰者，活体植物馆藏之丰、养护之善，皆达空前之境。

“乔德雷尔实验室（Jodrell Laboratory）自规划筹建至长期运转，皆由您亲力督导。

“标本馆（Herbarium）建筑大幅扩建，馆藏标本与文献之富，已冠绝寰宇。

“博物馆（Museum）馆舍经扩建改造，藏陈体系依您指示重布，更彰科学之序。

“我等效力终身之职员，尤感念您力促薪资改革之惠。

“然功业岂独邱园？帝国诸殖民地及海外属地，或受您直接襄助，或蒙您创扶植物机构，莫不深荷其泽。

“我等亦深知，您倾力于行政事务，致原创研究之机寥寥——然您乃我国现代植物学教育之先驱，此般牺牲尤显壮怀。遥想七十年代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实验室课程，开英伦先河，迄今无出其右。此后，您于推动生物学研究之影响深远。《植物学纪事》（Annals of Botany）之卓然有成，多因他人踌躇时您力排众议；至若英国科学促进会植物学分会（Section K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之创设，则全然您一人之功。”

西塞尔顿-戴尔爵士为营造开阔视野与恢弘美景而修剪林木、美化庭园的举措，始终倾注其心血。无论是单株树木的修枝方式，抑或大型改造的规划布局，他皆亲力督导，于施工前便精准预判最终效果。作为真正的园林艺术大师，今日邱园（Kew）疏朗有致的空间美学，多源于其艺术洞察与造诣——所创景观既显壮丽，又浑然天成。

其对大胆色块运用之独到眼光，亦体现于树木园（Arboretum）中连翘（Forsythias）、小檗（Berberis）等开花灌木与草本植物的成片栽植。其任内，杜鹃花园（Azalea garden）大幅扩建升级；邱宫（Kew Palace）附近区域，包括宫前草坪（Palace Lawn）被纳入园区，并拆除旧马厩等建筑，显著提升该区域环境品质。竹园（Bamboo Garden）、宝塔（Pagoda）旁玫瑰谷（Rose dell）及睡莲池（Lily Pond）相继建成。岩石园（Rock Garden）依比利牛斯干河谷（Pyrenean dry valley）地貌设计，施工全程由其监导；1887年增设高山植物馆（Alpine House），以栽培展示高山植物之创新举措，极大推动了岩生植物研究热潮。

温室（Greenhouse）重建与扩建之细节无需赘述档案记载，然1899年温带植物馆（Temperate House，亦称冬园/Winter Garden）的终竣——此工程自1862年搁置未果[ * 参见《邱园通报》（Kew Bulletin, 缩写K.B.）1914年刊第298页与393页]，以及多肉植物馆（Succulent House）的重建，皆属其任内要事。苗圃区（Nursery grounds）内，温室几经翻新或重建，工具棚与储藏室亦重新规划，并制定严整规章以确保工具管理有序。

（3）科研设施与学术体系的现代化构建

乔德雷尔实验室（Jodrell Laboratory）的兴建，源于菲利普斯·乔德雷尔先生（Mr. Phillips Jodrell）的慷慨捐赠与西塞尔顿-戴尔的倡议。邱园园长对活体植物的深切热忱，催生了这一自然演进。植物园（Botanic Garden）亟需此类设施，以便学子能借园内露天或温室所集全球植物开展研究。戴尔早年革新植物学教学法——如赫胥黎（Huxley）之于动物学——后，对此需求体悟尤深。

他亲自主持实验室事务多年，频临视察科研进展。皇家学会院士F.O.鲍尔教授（Professor F. O. Bower, F.R.S.）——曾任职于此——写道：“此间，代代学人孜孜求索。笔者尤感念戴尔常临实验室时，似不经意间片语所启之灵光——看似偶然，实蕴深意。”

标本馆（Herbarium）曾于1877年在约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任内扩建，然邱园（Kew）作为帝国植物学研究中心地位日隆，加之西塞尔顿-戴尔推动的植物区系研究热潮，致馆藏激增，1902年不得不增建新翼。此举使标本馆规模翻倍，并大幅扩展图书馆（Library）空间。

另一举措今似琐细，然历久弥彰其效：他将邱园原制服侍从改组为由警长（Sergeant）统辖的高效警员队伍（Corps of Constables）。鉴于馆藏安全与访客体验系于警员之效能与礼节，其所立规训极大提升队伍效用。一如其他事务，他与下属密切协作，获授“警员督察长（Inspector of Constables）”职衔——此头衔今仍为园长所承袭，且其巡视园区时亦身着警员制服。

（4）学术传承与晚年影响

前文述其植物学家成就，然亦须提及其古典学造诣——此兴趣可溯至牛津早年。退休后，他投身古典植物考据，凭渊博之古代植物学与古典文献学识，为《利德尔与斯科特古典语词典》（Liddell and Scott's Lexicon）、《拉丁与希腊研究指南》（"Companions to Latin and Greek Studies"）及《语文学刊》（Journal of Philology）撰文。虽仅展露其学识一隅，足证其为无愧母校之学者。

回溯其早年经历：西塞尔顿-戴尔1843年7月28日生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科学志趣或承自其父W.G.西塞尔顿-戴尔博士（Dr. W. G. Thiselton Dyer）。其启蒙教育始于国王学院学校（King's College School），与同窗亨利·特里门博士（Dr. Henry Trimen）常赴伦敦郊野植物考察。后入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拟效仿特里门研习医学——成为药剂师协会（Society of Apothecaries）‘学徒制会员’（member by apprenticeship）。然二十岁时改弦更张，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Christchurch, Oxford）为初级学生（Junior Student）。他以数学学位毕业，引以为傲，复于1867年以自然科学终考一等荣誉（first class）再添殊荣。

1868年，西塞尔顿-戴尔受聘为赛伦塞斯特皇家农学院（Royal Agricultural College, Cirencester）自然史教授（Professor of Natural History），与化学教授A.H.丘奇博士（Dr. A. H. Church）共事，合编S.H.约翰逊教授（Professor S. H. Johnson）著作《作物生长原理》（How Crops Grow）英国本土化版本。二人友谊延续终生，丘奇——这位亦深研植物学的杰出化学家——向邱园（Kew）捐赠甚丰，并提供诸多学术支持。

他与特里门（Trimen）的早年情谊亦历久弥坚，首项合作成果即1866年启动、1869年付梓的《米德尔塞克斯植物志》（Flora of Middlesex）。

1870年，获伦敦大学理学士学位（B. Sc.）后，他出任都柏林皇家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Dublin）植物学教授（Professor of Botany）。从其课程大纲可见，彼时他已开创植物学教学新范式。

1872年返伦敦后，他任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植物学教授，由此接触邱园及皇家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cience）生物学教授赫胥黎（Huxley）。同年，赫胥黎于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开设划时代的《基础生物学》课程，聘其为助教（demonstrators）。戴尔于1895年伊普斯威奇会议植物学分会（Section K）主席致辞中忆及此事。

1873年，赫胥黎因病旅居海外，委托其以相似模式为科学教师设计植物界教学课程。此课程由科学与艺术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主办，其后他于1874、1875、1876及1880年续授同类课程。1875年班由S.H.瓦因斯（Professor S. H. Vines）任助教；1876年班则由瓦因斯与已故H.马歇尔·沃德（Professor H. Marshall Ward）——其曾以学员身份参加1875年课程——共同执教。

顺言之，瓦因斯彼时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本科生，后加入植物学系教职。得益于此次合作，剑桥大学适时引入当时堪称革新的植物学教学法。戴尔之课程标志着植物学新运动的发端，复兴了二十年前亨利弗雷（Henfrey）倡导之“以活体植物为研究对象，非仅标本”的研究理念。

此类讲座与实验之恒久成果，即鲍尔与瓦因斯合著《植物学实践指导课程》（Course of Practical Instruction in Botany）。该书第一部（Part I）附西塞尔顿-戴尔序言，于1885年出版；第二部（Part II）于1887年面世[ 1888年，F.O.鲍尔教授（Prof. F. O. Bower）出版合订第二版]。戴尔原拟将此书编为南肯辛顿课程手册，含讲义纲要与插图。然因其时任邱园助理园长（Assistant Director）公务繁重，仅督导瓦因斯于邱园绘制插图，未及详参编撰。惜乎插图终未付梓。

西塞尔顿-戴尔早期植物学生涯另一里程碑，乃受萨克斯（Sachs）《植物学教科书》（Text Book of Botany）出版之启迪，并与A.W.贝内特（A. W. Bennett）合译其首版，译本于1874年问世。

如前所述，1875年，约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力促重启“助理园长”职位，并遴选西塞尔顿-戴尔出任此职。其任命于1875年6月12日正式生效。

1877年6月23日，他与约瑟夫·胡克爵士长女哈丽雅特·安（Harriet Ann）成婚。夫人深谙植物学，兼擅绘画，除协助《植物学杂志》（Botanical Magazine）插图外，更充实邱园植物绘图馆藏。

1923年7月28日，威廉爵士八秩寿辰之际，获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全体顶尖植物学家联名贺辞（参见《自然》期刊（Nature）1923年8月4日刊第182页）；1927年6月23日，威廉爵士与夫人共庆金婚（参见《自然》期刊1927年7月30日刊第162页）。

退休后，威廉爵士投身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政务，任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并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代表身份加入郡教育委员会（County Education Committee），兼任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校务委员（Court Member）。

他终生与邱园保持通信，晚年亦未间断。其书信中流露之植物学热忱，一如往昔履职之时。

1928年12月27日，葬礼于格洛斯特郡威特科姆（Witcombe, Gloucester）举行，邱园园长（Director）亲临致哀。

3 结篇：自我评价

兹于结篇之际，谨刊西塞尔顿-戴尔爵士1905年12月退休时致农业部（Board of Agriculture）部长之述职纪要，其清晰阐明了其任内所推动之要政革新：

致部长阁下：

值此移交职权于继任者之际，余谨以邱园园长身份向农业部辞行。然本财政年度终结前，余仍将以植物学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er in Botany）之职荣效麾下。

余幸甚：既得与历任长官融洽无间，复见所辖机构运转精良，卸任之际，欣慰无憾。

余可断言，邱园之声望，于帝国境内乃至寰宇文明世界，皆达空前之境。

年访客量之盛可证其一；列国学者频仍借重本园以行研究，可证其二。

余任内，邱园之运作与建制多有改良。幸蒙财政部信赖，拨款未吝。虽余细务待继任者善处，然今日之邱园，机构精效，设备悉合现代园艺之需。

基础设施升级

御准拆除园内阻障围篱。

林间辟草径以疏人流，幽美林景得便赏览。

增设休憩亭（Refreshment Pavilion），游客便利大增。

全园卫生设施渐次重建。

1861年始建之温带植物馆（Temperate House），终竣于1899年。

小型温室（Glass-houses）多依现代原则改建。

为劳工辟建敞阔餐室。

改良作业器械，显益劳工康健；另为青年园丁设精雅阅览室与敞阔讲堂。

学科体系建设

1846年始建之国家树木园（National Arboretum），经稳步拓建，今已冠绝本土，或亦无俦于海外。

高等园艺学校（Advanced Horticultural School）长足发展，去岁为殖民地及印度输送十名公职人才。曾试纳女学员，成效卓然，后因外设园艺学院足敷其需而止。

今岁起，萨里郡（Surrey）辖内小学每年荐派二生受训园艺。

学术研究贡献

博物馆（Museums）经彻底重组扩建，频应商事咨询之需，实为举世无双。

全球规模最宏、建制最佳之标本馆（Herbarium）既经扩建，复设防火之备。

持续推进《非洲热带植物志》（Flora of Tropical Africa）、《南非植物志》（Flora of South Africa）等编研工作

编纂全球植物分类学权威文献《邱园索引》（Index Kewensis）

殖民地事务贡献

殖民地事务方面，借设立植物站（Botanic Stations）助推西非经济发展。黄金海岸（Gold Coast）橡胶出口自1882年零值跃至1898年逾50万英镑，缘邱园鉴定橡胶树种之功；可可出口自1892年4英镑增至1904年逾10万英镑，此皆由邱园训育之官员依本园指导达成。

1876年引入东方殖民地之帕拉橡胶树（Para rubber），今已催生种植业，其前景未可限量。

已故助理园长（Assistant Director）丹尼尔·莫里斯爵士（Sir Daniel Morris）于西印度群岛成功组建西印度群岛农业局。

《邱园通报》（Kew Bulletin，暂刊）已发18卷，涵热带农业诸类资讯，内容经殖民地及印度期刊转载广布。

本土农业与科研

本土农业方面，本部出版物经系统修订，不日将为农户提供简明作物病害防治指南。

科研产出丰硕：前任主编偕同僚终成《英属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7卷）；《中国植物名录》（Enumeration of the Plants of China，3卷）亦告竣；余亲主编纂之《热带非洲植物志》与《南非植物志》持续进展；终有《邱园植物索引》（Index Kewensis）巨帙，录全球已知植物名称及文献，今为寰宇植物机构必备权威。

余不赘述细目。唯补陈：本部得聘继任园长，学养卓荦，干才久验，余谨以全信托付重任。

W. T. T.-D., December 15th, 1905.

结语

西塞尔顿-戴尔爵士的时代正值邱园从传统植物园向现代国家植物园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为邱园奠定了全方位发展的基础，不仅在内部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和学术体系的完善，更在外部拓展了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植物资源调查和“志书”编撰工作。温带植物馆的竣工、乔德雷尔实验室的建立，以及标本馆的扩建，显著提升了邱园的科研能力。同时，他在殖民地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设立植物站（Botanic Stations）等措施，助力英帝国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如橡胶和可可出口额的显著增长便直接得益于邱园的指导。综上，西塞尔顿-戴尔爵士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学术视野，以国际视野使邱园邱园转变为国家植物园后续50年的发展铺设了坚实道路。

邱园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四位领导人中，威廉 西赛尔顿-戴尔爵士（右上）促进邱园转变为现代植物园

延伸阅读：RBG Kew (1929) Sir William Turner Thiselton-Dyer, 1843-1928.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Vol. 1929, No.3 (1929), pp. 65-75 https://www.jstor.org/stable/4113354 Accessed on 10-05-2025 12:57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