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龙，字应图，号孟河，江苏溧阳人。嘉靖进士。父名性鲁，曾为云南寻甸知府，因瘴气病死在那里。因此家中经济比较贫困，一度曾依靠他外兄的帮助过活。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马一龙中进士后，被选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因家中七十岁的老母有病，曾五次上疏要求辞职回家。当他回到家乡以后，由于溧阳地区在正统、天顺年间(公元1436—1456,1457—1464)开始，当地农民受不了封建统治者的赋税繁重的剥 削、多弃地外逃或者弃农经商。他发现这些荒地，就与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商量，依靠他们进行开垦生产，“力田养母”,作为他平生第一件大事。

马一龙从组织生产过程中，看到当时有知识的人，不懂生产；会生产的没有文化，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也没有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致事倍功半。因此，他深感忧虑，于是就开始用心深入研究农业生产，把当时当地的农民群众所创造的具体经验，加以系统整理，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总结，著成《农说》

明朝嘉靖年间，溧阳的田埂上总能看到一个特殊的身影——马一龙。

他曾是皇宫里教贵族子弟读书的学者，如今却整日蹲在田间，手掌抚过泥土，目光追着太阳移动，像在破解大自然的密码。他常对着身边的农夫念叨：“农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啊！”意思是农业是立身之本，粮食是百姓的命根子，上天生出万物，人要靠自己的力气耕种才能活下去。

马一龙发现，当地农夫种地全凭老经验，只知道“日出而作”，却不懂“为啥这时节种、为啥这地块种”。有回，他见村西的陈老汉在地里发愁，原来陈老汉把秧苗种在低洼的湿地里，又赶上连阴天，秧苗长得又细又弱。

马一龙蹲下来扒开泥土，指着湿乎乎的根须说：“你看，这地‘敛而固结’，阴气太重，得用‘火攻’之法——先把地里的积水排干，再用干草在田边烧一烧，让阳气透进土里，秧苗才能长壮。”

陈老汉半信半疑，照着做了。没过多久，原本蔫蔫的秧苗真的挺直了腰杆。马一龙笑着说：“这就是‘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种地先得懂时节，再摸清土地的性子，知道啥时候该干啥、啥地块适合种啥，才能顺着天地的脾气来。”

为了摸清这些道理，马一龙成了田间的“观察者”。他在自家院子里辟了两块地，一块地势高（原），一块地势低（隰）。他发现，高地的地下多“土骨”（石块），得挖九寸深才能触到“生气”；低地的地下全是积泥，挖三寸深就够了，浅挖才能“就其天阳”。

他在《农说》里记下：“众知膏瘠，不如原隰；众知芜平，不如浅深”，意思是只知道土地肥沃还是贫瘠不够，懂高地低地的区别、知道该挖深还是挖浅，才是真本事。

有一年冬天，马一龙见农夫们早早把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就把土地晾在那儿。他赶忙拦住：“冬耕宜早啊！得在冬至前把地翻好，让阳气藏在土里；要是等冬至后再耕，阳气都散了，庄稼咋长好？”他还教大家，春耕宣迟。春分后再耕地，使地里的阳气慢慢冒出来，再下种才合适。就像他在书中写的“畜阳不极，发生乃微”，要是阳气没攒够，庄稼就长不旺。

马一龙不仅懂“天时地利”，还琢磨出一套“护苗妙招”。他见农夫们栽秧时随手把苗插进土里，秧苗要么歪歪扭扭，要么根须扎不深，就教大家：“先用一个手指在泥里戳个洞，再用两个手指把秧苗轻轻嵌进去，让根须顺着泥土‘躺’好，这叫‘达顺则豊，覆逆乃稿’，顺着来庄稼才长得旺，倒着来就会枯萎。”

除草也是个大学问。马一龙发现，杂草长得比庄稼快，要是等杂草长老了再除，根都扎深了，根本除不干净。他提出“薙草之法，数与草齐”，意思是除草的次数要和杂草生长的速度一样勤，不等杂草冒头太多就动手。他还说：“与其滋蔓而难图，孰若先务于决去”，与其等杂草蔓延得没法收拾，不如早早把它除掉。

有回遇上大旱，田里的土都裂开了缝，农夫们急得团团转。马一龙却很镇定，他让大家在田边挖沟引水，再把庄稼底部的老叶子剪掉，“这叫‘亢而过泄者，水夺’，地里阳气太盛、水分跑光了，就得用水来‘平衡’，剪掉老叶能让阳光照到根部，还能减少水分消耗。”果然，没过多久，庄稼就缓了过来，那年收成比往年还多了两成。

马一龙把这些年的观察和实践，都写进了《农说》里。他在书中强调“力不失时，则食不困”，只要顺着时节下力气，就不用担心没饭吃。

《农说》是我国首部用阴阳五行理论系统解释农业生产原理的书。后来的农学家们研究种地技巧时，总会引用书中 “阳主发生，阴主敛藏” 的道理；近代学者还发现，马一龙说的 “日精滋养庄稼”，和现在科学讲的 “光合作用”，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说法不一样，说明马先生早在四百年前，就发现了植物生长的秘密啊！

马一龙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农说》，更是一种“懂天地、顺自然”的智慧。就像他在书中写的“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摸清规律、顺着道理来，就能把事做好——这道理，就像阳光滋养庄稼一样，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