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 this article:

Gu B, Liu J, Sheng Y, Ryna Cui. Carbon emission driver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Energy and Climate Management, 2025, https://doi.org/10.26599/ECM.2025.9400001

https://www.sciopen.com/article/10.26599/ECM.2025.9400001

1 导读

       “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未来碳排放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促进“一带一路”绿色低碳转型对于《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两阶段分解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987年至2022年间，经济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则对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低碳转型进程滞后，甚至尚未启动，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日益加深。而高收入“一带一路”国家已逐步将能源结构从石油和煤炭转向天然气。经济危机期间，多数国家依赖高碳能源复苏，并放松能效标准。研究提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碳减排的政策建议，并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2 背景介绍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许多“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碳排放上升的挑战。这些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相对薄弱，全球气候资金的支持不足使得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足够的援助。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通过多项政策文件推动低碳发展，但大多数沿线国家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绿色转型进程相对缓慢。考虑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消除贫困目标的推进，这些国家在未来仍具有较大的经济和碳排放增长潜力。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因子分解法（如LMDI方法）或计量经济模型（如STIRPAT、IPAT模型）分析碳排放驱动因素，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全球以及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分析。过往针对“一带一路”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较少侧重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驱动力。因此，本研究从收入水平这一维度，探讨“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规律和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能源品种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构建两阶段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考虑不同收入水平，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并从能源转型角度探讨了不同能源品种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3 图文介绍

       首先，本文回顾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碳排放的历史趋势。1987-2022 年，本文研究的10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年均增速达到4.2%，远超同期世界平均碳排放增速，其中1998-2008年期间增长最快。但近期BRI国家碳排放增速有所放缓，且明显慢于GDP增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水平较低，仅为4.70吨/人，而发达国家为9.83吨/人，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8.58吨/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很高，非化石能源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图 1987年至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人口和能源消耗的全球比例

       第二，本文量化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碳排放四个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7年至2022年，“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主要由经济发展（PG）推动，人口增长（P）同样促使碳排放上升。能源强度（EI）的下降是“一带一路”国家碳减排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的碳强度（ECI）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个发展阶段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解结果

       第三，分析了两次重大全球经济危机（1997年和2008年）和新冠肺炎大流行（2020年）期间的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危机对非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影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间，经济规模反而成为碳减排的驱动因素。同时，由于能源强度对经济波动较为敏感，其在经济危机期间反而推动了碳排放上升。表明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碳密集型经济的重建，从而加剧中长期碳锁定效应。

图 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解结果

       同时，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对于低收入“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自2009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战争等因素导致的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目前拥有最清洁的能源结构。然而，过去十年来，这些国家对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逐渐加深，使得能源消费碳强度（ECI）从碳减排因素转变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此外，能源效率（EI）持续推动碳排放增长，表明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仍存在巨大潜力。对于中低收入“一带一路”国家，四个因素（P、PG、EI、ECI）均推动了碳排放上升。由于这些国家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未来应更加关注能源效率提升和清洁能源利用。对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一带一路”国家，研究结果与 “一带一路” 整体趋势一致。

图 不同收入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因子分解结果，由上至下分别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

最后，本文对不同收入国家的能源碳强度（ECI）按能源消费种类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在超过一半的“一带一路”国家，ECI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增加的，这一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一带一路”国家则逐步减少煤炭和石油消费占比，转向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一带一路”国家的石油消费占比有所下降，但煤炭消费占比呈上升趋势。中国通过降低ECI实现了最大幅度的碳减排，而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菲律宾，由于ECI上升导致碳排放增长最快。一些中东国家正逐步将能源消费从石油转向天然气，但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仍然滞后。

图 不同收入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消费碳强度的分解结果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采用所提出的两阶段碳排放因子分解模型，分析了1987年至2022年“一带一路”国家及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并探讨了不同类型能源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转型的理解。

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低碳转型，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仍在上升，而人均碳排放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气候合作是加速“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应履行气候融资承诺，优先提供援助资金，推动相关转型基金的设立，并加强技术转移与合作。二是，应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节能低碳合作，建立能源交流机制，促进非化石能源应用，并推动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转移适用技术。三是可再生能源应成为“一带一路”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需制定更具雄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出台上网电价补贴、财政补助等支持政策，并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农业等产业融合，如“光伏+农业”模式，以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四是低收入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明确化石能源的角色，并制定合理的淘汰时间表和可再生能源替代策略，确保能源转型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增长。

5 通讯作者

顾佰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促会成员，碳中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碳中和战略与路径、“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影响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企业低碳转型战略等。

Energy and Climate Management期刊简介

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低碳转型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是管理科学面临的重大现实性问题，需要全球学术界、智库、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解决。Energy and Climate Management面向能源和气候管理相关领域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通过打造一份开放获取、同行评议的高水平学术期刊，致力于提供前沿成果发布与交流的国际化平台，促进政策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对话，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加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解决方案。期刊欢迎相关领域特别是政策、经济、管理和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此发表成果。

期刊英文网页：https://www.sciopen.com/journal/3006-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