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其实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叫法，古人大都喜欢用斋、轩、屋、亭、室、庵等等字来命名书房。
书房早期叫书斋的较多，指藏有各种图书并专用于读书写字的房间。萧乾先生曾给书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书斋，在我的概念中，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刷刷，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
书房不仅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汉代文学家张衡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由此可见在传统文人思想中，书房本身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
其实，历代文人的书斋比我们现在的书房要讲究多了，讲究格调品味、自然古雅。除此之外，文房四宝自不必说，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并且，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
历代一些著名文人的书斋也都有斋名，比如，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绿天庵”、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南宋诗人陆游的“学老斋”、明代文学家张溥的“七焚庵”、清代史学家黄宗羲的“惜字斋”、清代蒲松龄的“聊斋”、民国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
上述斋名，刘禹锡的“陋室”并不高雅，但他却最有名气，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成了无数名士们的精神家园。
如今，除少数著名文史学家外，一般知识分子恐怕大部分书房都没有什么斋名，而且多是书房兼做卧室的。特别是科技人员，他们不像文史人员那样存较多的书，往往是存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科技书，数量有限，有几个书架或书柜就够存放了。为便于研究和工作，科技人员更喜欢书柜和床铺置于一室，即书房兼卧室。
书多了，该怎么摆放，不同的人习惯不同，很难说怎么摆放最合理。估计大部分人都是分门别类放置在书柜里，用起来方便。但也不尽然，有的人就喜欢到处放。林语堂先生就是主张书到处放，称之为“自然的方法”，他甚至说我自己不知道哪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这种方法的结果自然是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厨房里，厕所里，以及其他地方都可见到书籍。
其实，我们所熟悉的近现代文人、专家、学者，在成才之前，很少有专用的书房，绝大部分是出了名后，书多了起来，也有比较宽敞的住房了，才有条件建立书房。许多知识分子建立书房后，已经到了出成果的晚期，甚至已不出成果了。书房里的图书杂志对他们而言已毫无作用了，基本就是一种摆设而已。如果后代也有前辈的好学因子，倒有可能从藏书中吸取养分，将来成为文人、专家、学者。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作家舒芜、陈平原、林希等，都是从前辈的书房或存书中吸取养分，最后走上文学道路的。
其实更多成才的人不是靠家中有书房或存书，这只是外因，关键还是看自己是不是热爱读书，或对某方面知识情有独钟。就以文学界为例，许多文学家都是从小就爱看文学著作，他们家里并没有什么书房和存书。他们大都是到书店、书摊、图书馆看书，有的的甚至要走很长的路。有的是借别人的书看，他们有时就靠大人给的压岁钱买几本书而已。这些人往往是书痴，看到书就像吸铁一样把他吸住，往往就会成才。
许多作家都喜欢逛书店和买书，据我所知，如阿英、林海音、孙犁、绿原、钟敬文、冯亦代、王辛笛等等，都是嗜好读书、逛书店、买书的。应该说所有作家都有这种爱好，而不仅仅是我举的这几个作家。
最后谈谈藏书。历代不少文人喜好藏书，多者可达万册甚至数十万册，那就不是书房、书斋所能容纳了，而是书楼了。此时，书主的书并不是为了自己所用，而是为别人所用，他自己也从文人、学者的身份转变成藏书家了。
当代藏书家中，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先生藏书多达25万册，配得上一个“最”字了。近现代文人中藏书较多的，据我所知还有阿英（找不到具体数字）、郑振铎（100000余册）、季羡林（几万册）、巴金（约15000余册）、鲁迅（14000余册）........。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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