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来南理工作报告，题目是《打造国之重器，铸造科技丰碑》，我去旁听了。
下班不接电话、不看电视
问答环节，钱永刚谈到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钱学森生活往事。钱永刚回忆：钱学森工作和生活区分的很清楚。钱学森下班后不接电话，他会把电话移交给警卫员。除了领导人层次来电（说是领导人一般晚上办公），钱下班后就不会接任何工作电话。此外，钱学森沿袭了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传统，绝不看电视。钱永刚回忆到，直到钱学森生命最后十个月，才让自己添置一台电视放在病榻前，而主要原因是耳朵失聪，钱学森听不清楚广播了，不得不看电视字幕。
钱学森借鉴“事业部制”
报告环节，钱学森提议以“型号院”的想法来统筹航空事业。虽然报告没有提及“事业部制”，但根据描述，我推测“型号院”应该说的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发明的“事业部制”，出现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我相信：长期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中，一定能将其他文明的智慧成果转移回来。有的智慧成果是具体的、可见的（比如技术），有的是需要琢磨、有意识的接触才能提炼出来的，比如这里的“事业部制”。情境中的人们总是对情境本身“无意识”，我不相信福特汽车的普通一员能够意识到“事业部制”在科学管理上的优势。
钱学森能背锅（敢于担当）
报告环节，提及钱学森两个小故事，可能都听说过。一个是某次发射，点火阶段，发射架和火箭发生了剧烈震动。面对当时前所未有的未知问题，发射现场专家们根本讨论不出所以然。在面对是否放弃发射、宣告失败的关头，钱学森作出判断，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何，但认定这不会影响实验。另一个小故事是东方红卫星，当时全国液氮产量都不足以满足验证卫星太空环境中可靠运行20天的需要，最多能验证4-5天，因此，验收单位不肯签字。解决方法，负责人（钱学森学生）找钱签字。试想现实生活，你敢签字嘛？在创新创业问题上，合格的领导应当具有背锅的勇气和气魄的，这是卓越科技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澄清钱学森之问
问答环节，钱永刚非常明确的指出钱学森当时就明确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指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同时，钱学森说自己对清华北大的办学情况也很了解，它们也不例外。但事后，总理秘书和钱学森秘书进行了商量，认为说的太过直白。所以，我们只看到修改的通稿。
我准备的提问，但最后放弃了
我准备提问的，实际上，我提前两天就到科协去提交问题了。但是，科协工作人说，问答环节不要提，担心冷场，但可会后私下提问。会场上，我意识到了钱永刚毕竟不是钱学森，应该不了解思维科学和情报学的具体想法，此外，我明显感受到了钱永刚老人家的疲惫。报告后，主持人说希望合影的可以起立上台，哇哦，几乎全场都站起来了（因为有钱学森学院，大一学生特地包车，从分校区赶过来，小朋友们肯定是要合影打卡的），我想这种事儿估计得蛮久，老人家确实疲惫，就不打扰了。所以放弃会后提问了。
一些想法：
“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不加思索的参考动物界规则，认定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遵循丛林法则，特别相信刘慈欣用“黑暗森林”描述的社会图景。所以，可能就把“导弹”这类东西看作一个文明能够安生立命的事物。
我觉得，人类从动物范畴脱颖而出、形成璀璨人类文明，靠的自由为前提的想象、交流、合作。说直白点，当下，一个文明想挺起腰杆子，最好途径是展现“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宽泛一点，是在真（知识）的领域、善（伦理学）的领域，美（艺术）的领域做出原始创新。而不再是打磨揍人的棒子。
要命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是上下一心的，上面希望统一思想（消灭风险），下面希望有规可循（不承担风险），这种文化氛围与“创造”完全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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