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第四章 江浦护国）
50年前（1974.12-1977.4），我曾在江浦县大桥公社护国大队油坊生产队插队，这里现在隶属泰山街道护国社区，归江北新区的核心区。
五十年来，我从未回去过，临队的知青也是中学同学，他们都回去过，说农村还是一片凋零。与我们插队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我们住的房子附近的一条由土路变成县道而已，房子略好一点，依然没有产业，依然以种田为主。有城市公交但需要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坐黑车，类似当年搭手扶拖拉机。
自1977年初离开那里，从未再回去过，也不敢回去。只是在噩梦中出现过被遣送回乡的场景，2000年以后才不做这种噩梦！我至今还是都不敢回去看一看，阴影永远笼罩着，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短短两年的插队岁月，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Allegory of the Cave），是我第一次睁眼观察社会的“洞穴”， 在那个寒凉的时代感受到一丝的光芒与热量。
掉进了一个冰窟窿
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面临上山下乡问题，别无选择，也无憧憬。在中学毕业前的18年里，我从没有单独外出，几乎没有离开南京。只记得小的时候，跟外婆去过苏州周庄，她的老家。那是一个名门望族。
下乡，一个巨大的压力，怎么能活下来？万分恐惧笼罩我，完全没有像有些知青文学描述的那般赶赴农村站战天斗地的豪情。我的上山下乡，离城出发时，没有锣鼓喧天、披红戴花欢送的;入乡进村时，依然没有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欢迎，有的只是灰溜溜地走、静悄悄进庄。
跟现在的职业选择类似，上山下乡也有一个去哪里的选择问题。当然首选体制内。我已经知道，那时已经不能去江苏建设兵团了，尽管父母十分想让我去兵团。1969年2月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将江苏沿海各农场以及部分劳改农场共25个农场（林场、牛场、棉场）划归兵团管辖。兵团辖4个师41个团。隶属于南京军区，营以上配备现役军人干部，兵团知青约8万人，主要来自南京、无锡两市，1975年撤销。在撤销前夕，建设兵团已经没有能力再吸纳知青了。不过后来听说我们中学有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比较狂热的学生，被学校树为先进典型，在下乡动员还没有开始，就高调去了建设兵团，同学们还很羡慕。
如果能去南京附近的农场，也是十分占优的选择，不过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去。邻班有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在省党史办工作，写过中学回忆的文章，提到他去的是西岗果木场，用现在话说，就是“梦校”。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始建于1933年，其前身系国民政府设立的振兴农村实验区东流农场。解放后隶属于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处，始称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后隶属于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兵团与农场最大的好处就是国有体制，有组织可以依靠，每月有固定收入（应该比插队一个工只有几分钱、几毛钱要多），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不用自己做饭，缺点是相对插队而言不自由，过军事化生活。
到生产队插队是最差的一种选择，我们那时没有到边疆的选项。对我而言，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后来发现，去农村插队客观上使我有机会与中国社会“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开始有机会通过农村这个“洞穴”，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理。
根据当时下乡区域的划分，我所在的华侨路街道应该去大桥公社，至于去那个大队，应该是随机分配。居住在华侨路上的两侧，我们十中的的学生，基本都在大桥公社。例如，住在我们平家巷对面的高家酒馆的周怡，现在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插队在板桥大队。正好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曾下放在护国大队简庄生产队，她介绍我去同简庄生产队同村子的另一个生产队---油坊生产队，她的哥哥是我们公社党委书记池澄，后调任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有“金陵石痴”之美誉。公社书记的妹妹在我们那里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我刚到油坊生产队，当时，知青的房子正在修建。我被安排到一位农民那里暂住。这户人家女主人姓潘，我称她“潘妈妈”（mǎ mǎ）---一种对中年妇去的尊称。潘家是本队的一个主导家族。也就是说，本队有相当多的潘姓人家，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她本家兄弟。潘姓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虽然他们内部经常有矛盾冲突，一旦与外部发生纠纷时，他们会出奇的团结，一致对外。这在城里是不太有这种现象。潘家的男主人是外来户，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入赘，生出来的孩子大多姓潘，一共三男一女，只有最小的儿子跟父亲姓。我在这家人家一起生活，他们谈论家族事务或者队里发生的事情，也不避讳我，使我对中国农村家族社会有了第一次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潘妈妈”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揉面做面条，发馒头。我把公社发给我的粮票与补贴都给了“潘妈妈”，算是交了伙食费；她让我一个人住坯子房---一种在正房接出半间房，这是她大儿子原来住的地方，现在到南京上卫生学校去了。我一直住到五月份，队里的知青房子盖好后，才搬出农户。
我们插队的那里，因为相对比较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上工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在北方好像都是如此），还都是稀饭，适当搭配一点山芋干。清明节后一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常起床，得知不用上工还挺高兴，不过饿到10点还没开饭，又冷又饿，好像掉进一个冰窟窿，瑟瑟发抖，只好裹上棉被上床睡觉。饥饿、寒冷、屈辱，痛苦，这些难以忍受的生活，我只好接受与忍受。
由于农村与城市的气温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毛坯房比较漏风，我带的被子不够，感觉十分寒冷，“潘妈妈”给我加了较多的稻草，还教我在有太阳的时候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晚上就感觉暖和一点。
在潘家里，不知何人留下的一本没封面、没结尾的书，成为我观察农村社会关系最好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潘家一大家族交往过程中，第一次认识到家族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各家独立、互相很少往来的机关大院宿舍。我依据在潘家观察形成了自以为独创的“同心圆理论”，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层，以家族为外围，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后来偶然与一位从德国读社会学10年的博士，津津乐道低谈起我的独创理论时，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的著名概念“差序格局”。
正是聚焦于乡土社会的研究风范，《乡土中国》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生育制度》所论述的不止是生育，凡是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都讨论到了。其中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作者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的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家庭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仍然很有教育意义。对难以理解婚姻的起源与解体，直到今天才能体会费老先知的智慧。
我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在是70年代亲身体验与有目的地观察农村得出的，结合费孝通的经典著作囫囵吞枣地消化不良的情况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在插队的两年里，我干过很多农活，但主要是种西瓜、收麦子、摘棉花、挑河堤等四项，分别在春、夏、秋、冬。
春种西瓜
我插队的第一年（1975年的春季与夏季），经历过一个农副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是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参与的那种，这在知青的经历中并不多见的。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到体制下，种植粮食与棉花都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提高粮食与棉花的产量，需要使用化肥与农药，这些都需要用现金购买。生产队除了统购统销完成交公粮与棉花的任务有一点微博的收入，但不足以支付农业成本（拖拉机维修、抽水设备更新与电费，以及农药化肥等支出），需要做一点副业，增加一点收入，实现“以副养农”。但是，副业不能占用生产队主要劳动力与良田。通常生产队可以弄点副业，例如鱼塘里养鱼，但只能过年前起一次塘，分给社员，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干，毕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所以，我们生产队就组建了一个“老头组”（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一个老实的贫农，一个滑头的贫农），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这样，既不影响队里整体劳力，又不白养几个“老头”。在一年内有收获的经济作物中，如山芋、花生、西瓜，其中西瓜是经济效益最好的，相对比较好卖。所以，“老头组”经过讨论，经队委会批准，选择了种西瓜。此外，栽培西瓜是一种技术性、季节性很强的农活，但劳动强度不太大，适合于老年人干的活。作为一个刚下乡的知青，被安排在“老头组”，是一种“废物利用”
栽培西瓜的首要任务是选地。要选土壤疏松、透气性好，能排水，便于运输的地块。栽培西瓜最好前茬是荒地，西瓜地不能连作，这个是那位老实的贫农告诉我的，种过西瓜的土地再种就不结了，要几年以后才能再种，否则枯萎病严重。地主主动解释，可能是一茬的西瓜把土地上的养分几乎都吸尽了。
我们找到一块荒地准备种一季西瓜。正规良田是不能占用，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时代，根本不允许占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去搞副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那里靠近老山林场，有一些山坡荒地，通过整治可以种植需要沥水的作物，我们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开出一块地，全部翻好，并挖好排水沟，不远处还有水塘可供浇水之用。在深耕过或有深耕基础的地块里，按照栽培的行距，在深松沟施基肥（破垄夹肥）整地作畦等待播种。
翻好地后，接着点肥。基肥是西瓜丰产的基础，各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均较高，且富含烟酸、泛酸、胆碱等。优质农家肥，如豆饼、芝麻饼，就是从大豆（主要是黄豆和黑豆）或芝麻等压榨油后所得的副产品，可做饲料、肥料。豆饼与芝麻饼，粗蛋白质含量高，可消化性维生素，不失为猪、禽的良好饲料。拿它做西瓜的基肥，不仅瓜大，产量高，味甜，而且病害减轻，商品率高。不宜用化肥作基肥，用化肥可能使西瓜长得大但不会甜。我们从生产队的油坊中“赊账”压榨过的豆饼与芝麻饼，主要是知青或单身汉的，他们基本不养猪、家禽。我们在翻整过的地里刨一个小坑，把豆饼与芝麻饼放进去，再覆盖上薄薄的一层土。黄豆饼与芝麻饼比一般的肥料营养丰富，但又比化肥强度低不会烧死。
西瓜露地栽培就是在没有保护设备的条件下的栽培，受气候控制的条件很关键。我现在还记得农民教我的几句有关节气安排种植的农谚：“清明麻，谷雨瓜。过了谷雨，种棉花”。春季露地直播栽培，一般以终霜已过、地温稳定在15℃左右时为露地播种的适宜时间。播种的最佳时间还应根据品种、栽培方式以及消费季节等条件来确定。此外，覆土2厘米并保留10厘米深的小坑，用草木灰覆盖抵御寒冷，使每一个小坑成为一个简易的"小温室"。多年后，我做科技政策研究，有一个“孵化器”的概念，我就是以当年西瓜栽培用草木灰覆盖的“小温室”来理解“孵化器”。我们种的是前茬，对西瓜产量、品质及抗病性都有较大的影响，良好的前茬可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增加抗病能力，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选择优良品种是西瓜丰产与口感好的关键。他们让我去江苏省农科院种子研究所购买他们新研制出的优良瓜种，我顺便去南京图书馆查阅了种植西瓜的书籍，抄录了一些笔记。
等长出西瓜苗后，需要捡苗。为了避免无效的种子，死的，或者空的种子，等瓜苗长出来后，需要将冗余的瓜苗拔掉，以保证长势好的苗获得充分的养分，也防止其他瓜苗抢走养分。
种植西瓜要一定的密度，过密，瓜长不大；过疏，浪费了土地资源。以后就是除草、浇水等常规动作。捡苗的思想，本质上是“有所得，有所失”，突出重点，学会放弃，以后在学习与科研工作中，一直秉承这一原则，也算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哲理。
关于种瓜的知识，基本是我经常提问，都是地主给予解释说明，然后，适当地结合在南京图书馆摘录的笔记。有些都是地主一边做的时候，一边跟我解释的，他十分耐心，调理也很清楚；贫农只知道干，并不能解释。
西瓜属于耐旱性作物，抗旱怕涝，但不是不需要灌水，而是要适时，适量灌水。在西瓜播种或定植时开沟浇水，水量中等，只浇播种行，以满足种子发芽或定植成活对水分的要求。在西瓜进入团棵期，结合第一次追肥进行浇水，水量适中，只浇播种畦，目的是促进幼苗发棵，扩大叶面积，而后中耕保墒，促进根系生长。西瓜果实退毛之后进入果实膨大盛期，需水量增加，此时气温升高，蒸发量加大，为促进果实膨大，防止赘秧，应结合第二次追肥浇膨瓜水，水量要适当加大，浇透水，而后根据土质和降雨情况浇水，由退毛到定个要浇几次膨瓜水，并做到均衡供水，防止出现裂果现象，特别是严重干旱后更应注意少浇水。雨季时要为西瓜排出土壤中的积水，以免果实腐烂。
压蔓是西瓜田间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压蔓的作用是防止风吹滚秧损伤枝叶与果实，控制植株徒长疯秧，促进坐果，调节长秧与坐果的矛盾，促进不定根的形成，增加肥水吸收范围，并能固定其瓜蔓均匀分布于地面，一般压三段（道），主蔓40厘米时压第一段（道），100厘米左右压第二段（道），150厘米长时压第三段（道）。“明压”是将瓜蔓用土块、树枝等物压在地上。“暗压”是将地面挖一深槽，把瓜蔓放在里面，只留叶片，然手用土压实.
选瓜、定瓜、采收
选瓜、定瓜是西瓜栽培中提高商品瓜品质和商品性的关键。大果型品种，选择主蔓第三雌花留瓜，每株确定一个标准瓜，实行精心管理，才能使西瓜达到标准栽培，收获到标准果实。特别是多蔓整枝，如果不选瓜、定瓜，西瓜商品率必然降低。比较难的是翻瓜，让与地面接触的瓜皮翻上来，让阳光照射，使整个瓜皮生长均匀。等瓜成熟后，还要拉一次藤，就是将瓜比较小的徵藤拉掉，也是阻止小瓜占用更多的养分，让长得好的大瓜获的更多的养分。这本质上是一种“马太效应”。
其中还有几次除草，用锄头把草连根除去，然后等待太阳暴晒，使草死去并作为肥料埋在田里。除草要仔细，手上功夫要好，否则草没去除，除掉了瓜藤，那就本末倒置了。有一次，我和那个比较滑头的贫农一起除草，他看我比较费劲，做得又慢，教我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一锄头下去，将土翻上来一片，然后将土覆盖在杂草上。他说，马上要下雨了，锄过的草又会“死而复活”，别人看不出来你没有锄过。
最后是判别果实成熟度。根据品种性状计算坐瓜天数；从果实外观判断，成熟西瓜瓜皮坚硬，花纹清晰，脐部和蒂部向内收缩凹陷，瓜柄上绒毛大部脱落，坐果节位前一节卷须干枯；从果实声音判断，用手指弹击果实听声音，发出"嘭、嘭"低哑浑浊声音者为熟瓜，声音闷哑或嗡嗡声多表明已熟过，发出"噔、噔"清脆声则为生瓜；凭手感，一手托瓜，另一手轻轻拍瓜，若托瓜手感到微有颤动者为熟瓜。也可在摘瓜时轻轻将柄摇动，瓜柄从瓜蔓上能容易摘下者一般为熟瓜，根据以上方法综合判断，适时采收。
看瓜、排水、卖瓜
在梅雨季节，西瓜逐渐成熟，每天注意不要被雨水集聚瓜田里，疏通排水沟。这是已经不需要全组人照料瓜田，只是我一人负责看田，防止过路的人随意摘瓜。老人组的成员们，帮我在瓜田边搭一个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白天我一个人在里面看守，统统水沟，压压瓜藤，上下午各吃一个拉藤的瓜。
三顿饭回家吃，晚上也睡在瓜棚里。由于每天都要吃好几个瓜，导致吃饭没有胃口，越吃越少。那时瘦了很多，直到西瓜都卖完，将地重翻耕一遍后，我离开老人组，加入生产队普通组参加劳动，才逐渐恢复
最后是卖瓜。我实在开不出口吆喝，只能默默地在路边，等待别人挑选。我只能一个人挑过一担西瓜沿着公路到南京长江大桥附近卖了整整一天，回来时实在走不动了，还在我们大队的山林队看了一场露天电影。遇到在本大队插队的中学同学，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的儿子，双胞胎中的一个，一直没有分清。深夜才回到知青点，卖瓜的钱刚好达到预定目标。我们种植的西瓜主要是联系南京的企业、单位开车来采摘，我们没有别的销售渠道。
秋摘棉花
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棉花是政治任务，有指标要求。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棉花属于统购统销（国家对粮、棉、油等关键物资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的农产品，可以获得政府定金的支持，用于购买农药与化肥；这种“现金流”是完全必要与非常及时的，因为生产队几乎没有其他现金收入来源。钱到用时方恨少，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们大队处在丘陵地带，生产队必须要种上了一定面积的棉花地。1975年秋天，我“应邀”参加了摘棉花。我没有参与过棉花的种植与培育过程。摘棉花涉及棉花的采摘、去籽、加工等步骤，最终将棉花转化为可供纺织的原材料。我的摘棉花，也仅仅是棉花的采摘过程。
棉花是一种喜温、喜光的作物，对土壤和水分也有一定的要求。棉花地首先要求无霜期长的地域，少有阴天的季节，有效防止棉花烂果和病虫害等。棉花地的具体选址主要在水塘附近的丘地上，浇水、杀虫、施肥时便于随时取水。棉花生产比较缓慢，一般要经历长苗、开花、结果、吐絮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色和风姿。
种植棉花有很强的时间要求，春夏交替季节进行种棉，而摘棉花则在秋季。到了八月底，棉桃已经成熟，开始吐絮。棉桃先是裂开几条缝，露出白亮的绒线，一夜过后，棉桃完全裂开，壳里就吐出一团雪白雪白的棉絮。远远望去，棉田一层雪白，像极了一片羊群，和天边白色的云朵相互映衬。这就是棉花的盛开期，需尽快采摘，否则一旦天气有变，白色的棉花被雨淋湿，颜色和质量将大打折扣，收成就会大大降低。
采摘的准备
摘棉花是秋收的收尾。稻子割了，花生起了，就轮到它了。摘棉花的主力是生产队的妇女，一般没有男劳动力参加，就是男人愿意干生产队也不会答应，怕把一级棉摘成了三级。我摘棉花完全是个例外，队里需要一个过秤记录以便折算工分的人，这个人要求相对公平与“执法”严格。妇女队长推荐了我，因为在1975年的夏天农闲时，大队要求举办扫盲识字班，我担任过扫盲教师，给妇女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加上我对农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什么农活都想尝试一下，很高兴接受了任务邀约。
摘棉花和收麦子一样，打的是一场时间战。太阳越毒，越要抢摘棉花。这时候的棉花最干，也最纯白。灰褐色的棉桃壳均匀地四瓣分开，就像四个洁白的舌头，棉田一层雪白，像极了一片羊群，和天边白色的云朵相互映衬。
太阳已升上半空，大地渐暖，棉花叶和棉瓣上积攒了一夜的露珠，此刻也蒸发殆尽——这正是采摘棉花的最佳时机。这时经过太阳的暴晒该开的都开了，而临近傍晚的时候会返潮。
摘棉前，需要把手用洗干净，装棉花的布袋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目的是避免可能携带灰尘、汗液，附着在棉花纤维上，影响棉花的纯度和后续加工；同时保护摘棉人的皮肤，那些细小绒毛、花粉或少量虫卵、细菌，容易导致过敏、瘙痒。
摘棉花时，妇女们一手扶棉壳，一手摘棉絮，够一把就塞进胸前大口袋。她们个个眼尖手快，经验丰富，双手不停在眼前穿梭，像采摘星星和收揽白云。有的同时抓拢几个棉壳，另一只手就如蜻蜓点水似的一点两点，棉絮就从壳里脱颖而出。有的不抓棉壳，双手同时摘拾，效率便大大增加。腰间的布兜也越来越鼓，看上去宛若幸福的孕妇，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我先全副武装一下。因为气温比较炎热，必须带上草帽，然后在身上再系上一条布袋子，并系在腰上。布袋子是我母亲用她们纺织品公司的包装袋，加工成给我装衣服与被子的粗布包，用带子串起来封口。
妇女队长耐心教我：“轻着捏，慢着拽，别扯断枝子”。我学她的样子，一手扶秆，一手去摘。刚开的棉花最软，一碰就落进手心，像接住了一小团云。也有棉絮卡在壳里，得用指尖一点点抠，稍一使劲就断了，剩下半截挂在枝上，风一吹，飘得没影了。 实际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步领悟出了摘棉花的动作要领，必须要眼、腰、手协调配合。
我自作聪明：如果每次捏住所有棉花瓣（一般是四瓣，偶尔也有三瓣或者五瓣）一次性摘取，岂不是要快很多！第一朵还算成功，但越往后就越困。因为捏住的棉花瓣太多，很难摘干净，反而需要多次返工，速度竟比原来要慢得多。 “欲速则不达”，做任何事情不要急于求成，寻捷径很容易适得其反！应该扎扎实实摘好每一瓣、每一朵棉花，熟能生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以后的行动哲学。
遇上被虫侵害过的棉桃——棉瓣板结，色泽灰暗，我们叫它“瞎瓣”，只能用手剥开桃壳，将“瞎瓣”单独取出。采摘下来的棉花中，除了洁白的棉絮外，还夹杂着一些棉籽。为了得到纯净的棉絮，需要进行去籽处理，这个过程通常是通过技术手段
棉花采摘的时间一长，棉絮沾在脸上痒痒的，汗一出，就黏在皮肤上。长期低头弯腰，颈腰椎很快酸胀难耐。尤其当空烈日直射头顶，一会儿便汗如泉涌。下半身闷在齐腰深的棉田里，热气烘烤，长裤被汗水紧紧裹在腿上，每挪一步都觉沉重。双臂与双手更是伤痕累累——尽是棉桃坚硬裂口划破的血痕。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满足的，工分到手了。
采摘棉花中最让我心灵煎熬的是我不得不完成“觅”（南京话，小小的偷窃）棉花的任务。住我隔壁的老知青，南京五女中68届的初中生，她们在大队的窑厂里拉板车、拖土坯，天太冷，需要做一副保暖的棉手套，可是生产队每年分的棉花，都是完成缴公棉的剩余的、夹杂着枯叶，相对比较坚硬，做棉垫子可以。做手套，需要柔软的新棉花。但是，她们没有机会接触摘棉花。她们利用我的同情心，让我利用队里对我的信任，每天“觅”一点棉花 ，乘人不注意装一把新棉花在裤子口袋里，利用上厕所机会，一个人偷偷带离现场。然后，她们每天用鞋盒子放在窗台上晒干。不知不觉，我摘棉花的二十多天，她们居然积累了够做一床棉被的棉花。
冬挑河堤
我终于从挑河工地落荒逃回来了，第一次做“逃兵”是我人生的一次“滑铁卢”，就连“为五斗米折腰”都没有做到，真是羞愧难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水利。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和农业生产的需求，政府和人民公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组织起来，投入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冬季水利建设运动之中，其功在当代，利在千“滁”字专指地名，作为这个字中间结构的“阝”，表示阶梯，多与土山、山陵、建筑物或地名有关；“余”表示房屋建筑。“氵”加“阝”加上“余”，即有水有山有城池建筑的地方就是“滁”。
滁河位于江淮之间，系长江下游左岸一级支流，流经安徽、江苏两省，河流全长269公里。它发源于安徽省肥东县，主要流经滁州、马鞍山及南京江北新区，最后从南京市六合区龙袍入长江，流域面积约8057平方公里。滁河流域有琅琊山，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闻名于世。1970年代以后逐年治理后，已经成为安徽、江苏两省沿岸重要的灌溉水源及航运通道。
滁河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灌溉，二是船运，三是分洪。冬季农闲，河道水位低，是“挑河”的最佳时机。挑河是农村最苦、最累、最不好糊弄的活了。
“挑河”是方言或历史用语，指的是是特定历史时期大规模人工河道治理工程，主要指人民公社社员参与堤坝巩固与河道开挖、清淤、疏浚等水利工程。“挑河”是农活“四大累” （挑河、割麦、插秧、脱坯）之首。“挑河”是水利建设的时代缩影，公社社员的集体记忆，承载着农民群体的艰苦付出，90年代后逐渐被机械施工替代。
独上河堤
1975年冬天，我自告奋勇参加了江苏、安徽两省联合兴修滁河水利工程。我是我们生产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挑河堤的知青。我“挑河”的动机层次还比较低，还处在物质层面，没有到精神层面，完全没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雄心，更没有谋求上进、捞取政治资本的野心。
我上河堤的动机很直接与简单；可以免费吃饭，节省一点口
粮。由于当年生产队分的口粮，基本不能维持全年，一般都要靠适当用山芋与玉米补充；挑河不需要自己煮饭与烧菜，收工后再也不会饥肠辘辘。此外，通过挑河劳动表现，获得生产队与大队干部的认可，我还残留着一丝希冀，在未来招工评议中获得一点支持。因此，我义无反顾去滁河挑河堤。
我跟随生产队几十个青壮劳力，带着铺盖与工具（铁锹、扁担、簸箕），冒着严寒，坐上敞篷、颠簸的手扶拖拉机。劳动工具之简陋，凸显了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与劳动任务的艰巨。
到了滁河河堤（南京江浦段）附近村子，我们不是搭建简陋的工棚，而是借住在当地窑厂堆砖瓦的土坯房里。，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干稻草，被褥铺在上面，每人宽不过二尺，十几个人打通铺睡在一起。这种窑厂的土坯房里是用石头、土砖垒成的墙，没有门，用草帘子挡风避雨。1971年，我们南京十中野营拉练时住过句容天王寺的窑厂，就是这种土坯房。如今大名鼎鼎的语文特级教师喻旭初就是我们班的带队老师.
由大队会计根据各生产队的劳动力及人口数量，计算各生产队的工作量（土方数），划出各自修理河堤的范围。生产队再分几个小组，土方指标捆绑小组，即使在集体经济时代，变相的“责任田” 也是自发存在的。挑河堤的任务把大家捆绑到一起，共同的命运让彼此相连！
那时没有蓝翔的挖掘机等机械，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只能全靠铁锨挖，人挑肩扛。作为一项基本农活，挑河是用铁锹、扁担、畚箕等原始劳动工具，全部靠一锹一锹挖出来，再一担一担地挑到堤坡、堤顶上，对河堤进行加高、加固、修整，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
挑河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开挖土方 ，从堤内荒芜的田、地里，将泥土挖开，往簸箕里装泥土；二是挑土筑堤，挑泥土往指定的地方（堤坡、堤顶）倾倒，对河堤进行加高、加固。
滁河堤内荒芜的土地是一种流沙型的青黑色的土壤，含水高、不稳定。开挖土方时，旁边的泥土又会慢慢挤压过来。若是人挑着担子走在上面，多站一会儿就会往下沉，走路就很艰难。在这样的地方开挖土方和堆筑堤坝，是一件十分辛苦与吃力的事情。
用锃亮的长锹插进了土里，一锹侧面，一锹正面，脚踩锹台，手晃锹柄，利用那锹身与锹柄恰到好处的角度，手与锹柄一个活塞连杆似的滑动，转眼之间一块的角长方的泥块躺进了挑箕。
冻土在脚下咯吱响，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最初队里分配我的工作是挖土方。可是，我左捣右捣插不进，脚踩胸压全身上，总算把铁锹插进土里，却被吸在土里动不得，憋得涨红了脸。不一会，双手发麻，钻心疼痛。干了几天手上就磨出水泡，还要强装潇洒，若无其事，眼泪往肚子里咽！
由于我挖土方不熟练，速度往往跟不上，经常要挑土方的人等待，致使时间浪费，引起挑土方的人不满，队里就改要我挑土筑堤。我弯腰勾住簸箕，冻土块沉得像铁块，刚直起身就觉着压力过大，后腰像被生生扯着。每挪一步，腿都像灌了铅。走起来，簸箕像秤砣似的晃荡得踉踉跄跄，亦步亦趋；走几步就得换次肩，肩膀隐隐作痛。从堤底挑到堤顶几十米处，河堤有一定斜度，泥泞不堪，我喘着粗气，把一担一百斤左右的泥土挑到堤顶上面。一担一担地堆砌起来，拍平。由于泥土潮湿带粘性，泥土倾倒不干净，我不得不拿起簸箕往地上摔，尽量让簸箕里泥土倾倒干净。
看到青壮年农民挑土健步如飞，合着那稳健的步伐，一悠一悠上下颠，节奏轻松有韵味，还时不时地来一下天平打转似的右肩换左肩。 相形见绌，我也只好咬牙坚持，一趟趟跑下来，人的腿肚子也发软了。临近傍晚，人越来越疲乏，好不容易熬到收工，才赶回去吃饭，懒得再动，着实累趴下了。
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 传说，劳动号子（“哎哟嗬咳”）可以缓解疲惫。我们挑河却由于是分散劳动，根本就无法唱号子统一节奏。我尝试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绝句。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办法。现在神经科学表明：由于体表部位的痛觉信号可能通过同一脊髓节段传递至大脑，因两者在脊髓的传入神经路径重叠，导致大脑误判疼痛来源。本质上，转移疼痛，疼痛还是存在，只是感觉不是来自肩旁，自欺欺人而已。
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她们头戴五颜六色的方巾，既裹着了蓬头乱发，给灰土濛濛的工地带来了生气。她们挑得比我多，走得比我快，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几年后，有个知青，从清华大学毕业回来，我去看她，她说因挑河堤导致腰肌劳损严重。2015年我去拜访哈佛医学院的、我中学学姐，与她谈起这个挑河，她说当年没有办法，生产队穷，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还隐隐作痛。腰肌劳损是我们这一代插队知青共同的病痛。
我们挑河是由公社提供粮食，一天三顿不喝稀饭，都是干饭，而且这种干饭煮的时候放很少的水，十分接近生米的水平。
在工地上，早饭也要吃一海碗，就咸萝卜干，外加一桶“神仙汤”，就是加了酱油和少许油花的开水。吃完早饭，大家立即带上工具出发，头上顶着稀疏的星星，脚下踩着路上的枯霜，高一脚低一脚地往河堤赶。天地还几乎一色，大地还未完全苏醒，河堤上已有人开始干活了。到太阳出来后就饿得不行，以后就吃得很多，几乎是生米一般的干饭，才能熬到中午。
中饭是清水煮包菜或大白菜，戏称“水浮莲”（水浮莲是一种水生植物，当年被农民们用来沤制绿肥），很难得能见到一点点“荤”。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如风卷残云一般，把饭菜送入肚中。为了尽可能吃得饱一些，智慧的农民还教我：第一碗饭不要盛满，半碗就行，迅速吃完再添第二碗；第二碗要盛满，还要按按紧、按按实。如果第一碗盛得比较多，等吃完再想添，大概没有了。这种生存策略，深远地影响到我的生活哲学。
到了傍晚收工，我卸了簸箕就瘫在地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裤脚沾满泥，脚趾冻得又红又肿。胡乱吃几口饭，立即蜷缩在地，紧裹着衣被，紧闭着双眼，土地丝丝的寒气，钻透身下茅草的铺垫。虎啸狼嚎般的冷风，一阵一阵，无尽无边。想着还没修完的河堤，只觉得这漫漫长夜，比挑着的簸箕还沉。
在河堤上，我挖土挖不好，挑土挑不动，严重拖他们后腿，遭到农民的嫌弃，没有人愿意和我一个组。再加上开工以来一直没有洗过澡，每天出汗又多，实在受不了。
很多年后，我终于悟出来，农村艰苦劳动让我感到无知无能，一无是处。这种“无知无能”的感受，本质上是知识体系与实践场景不匹配的结果，而非个人能力问题，更不是原罪，主要源于两个核心原因：首先是农村劳动依赖“在地化实践经验”，需要掌握气候规律、土壤特性、作物习性、工具使用技巧等“隐性知识”，这些知识多靠长期观察和实操积累。其次是缺乏长期实操训练，农村劳动往往需要熟练的动作配合，这些技能需要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这种感受其实是很正常的“知识盲区”，本质上是不同生活场景下“能力坐标系”不同而已，并非真的“无知无能”。现代社会，鼓励人做自己感兴趣、擅长的工作，不仅效率高而且心情愉快，然后以自己的优势取得的积极成果，按照自己的稀缺，与别人交换各自的所需，从而实现社会互助。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分工喻交换。
所以，我不得不向队里提出，退出挑河堤，得到批准后一个人回到生产队。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隔壁村的一块包菜地，由于缺肥，叶片发黄，茎秆脆弱，结球松散，易受冻害，我们在河堤工地上吃的就是这种包菜。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难以下咽的“飞机包菜”。历史没有多少进步，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吃“飞机包菜”。
一场大雪飘飘扬扬、无声无息洒落下来，天地一片混沌迷茫时，我已在知青点上手捧发黄、缺页的艾思奇《大众哲学》，炉膛里正烤着几个山芋和玉米，香喷喷的美食那是我的晚饭。
夏收麦子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白居易：《观刈麦》，以下引用，不再注明）香山居士的诗句总让我想起当年插队时的麦收时光。
由于种小麦的工作前期的耙田、撒种、除草、施肥等农活，我参加的不多，离散的记忆信号丢失很多，数据难以恢复。1976年的夏天，我几乎参加了收麦子的全部农活，经历过艰苦难熬的一个夏收夏种。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垄黄”。季节的车轮终于在人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转到了芒种。芒种前后，所有带芒的植物成熟了。可要把它们颗粒归仓，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割、拉、碾、晒、藏”等“五行”，蕴含着农耕时代的肌理：麦芒扎过手背的微痛，扬场时眯眼躲避麦麸的狼狈，暴雨突来临时抢收的慌张，都在“龙口夺粮”的紧张中，凝成了对粮食最朴素的敬畏。
这里所说的“望眼欲穿”，我是有确切地感受的。由于我1975秋收的稻米消耗过多，等到麦子（面食）上来还有一段时间，只能从农民那里买来（从外地贩来）的山芋干充饥，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青黄不接” 这个成语的真实含义。
麦子成熟后，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为夏收夏种做好准备。首先是工具，磨好镰刀，备好扁担。我从花旗营供销社买来两把镰刀，找本队社员借一块磨刀石，把买来的镰刀磨好的。镰刀是种田人手中的坚韧武器，渴望丰收最原始的图腾；其次是食物，社员们会在农忙的时候，拿出一点“硬通货”：大米与腌肉。由于粮食不够，我们那里农民在雨天不出工时吃稀饭或者山芋干、玉米，农忙时才吃大米干饭，配上一点腌制的肉与鸡鸭。大米与腌肉，我一样也没有。
我们生产队的粮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地，一般一个人一、两天就收完了。我被分配到一块地，割完麦子算一个工分。当然，明显比一个正常劳力分配的割麦任务要少很多。也算是生产队长对我的照顾与鼓励，因为我队的其他知青从没有人独立承担割麦的农活。那些壮劳力分配的麦田比我大得多，计算工分一个半或者二个。也是干半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六月的麦田就像金色的大海，风吹麦浪，听起来是多么浪漫的一个词。但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情，在庄稼地里收割麦子的人来说，就是累、热、痒、热、渴。顶着烈日割麦子，汗水从头顶往下流淌，火辣辣地疼。由于割麦技术不熟练，既怕割不干净，又怕割到自己的小腿伤到自己。所以，割得慢，割得少，一个上午根本就是割不完，下午只有再割，那就更困难了。因为上午的麦芒沾有露水还不扎人，下午的麦芒经常会刺痛人的胳膊。
割麦子时，生产队的青壮劳力割得很快，天气再热也不停息，镰刀不快了就地头上磨磨再割。可我不行，割一会就要歇一歇，那没有办法，体力与技能都不行。“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我双脚受地面热气熏蒸，脊背受炎热的，精疲力竭深感酷热，只是感叹夏日天长，而不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由于是割麦子是包干制，我根本完不成任务。不过，总有人看不下去，提出帮我割一小片地的麦子。当然，我也寻要付出一点代价。年轻、略有文化的农村男青年，到知青点宿舍里，让我专门给他讲一段古代演绎故事，例如，薛仁贵东征之类；在我扫盲识字班上教过的年轻妇女，让我教她认几个新字或者简单的四则运算。我就是这样“换工”，才完成割麦子的任务。扫盲与说书两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也是我后几十年在大学当老师的“预科训练”。
由于我们生产队的田亩距离村子住房，麦田也不大，不像北方平原“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喝水自带水壶，吃中饭各回各家。社员家中通常有妇女老人烧饭，而我中午回去要自己跳水淘米煮饭，苦不堪言。割麦忙完，浑身刺挠的难受，灰头土脸，精疲力尽，已经没有力气吃饭了。
如果麦收时遇到一场大雨，麦子可能就直接泡在地里了。生产队社员的口粮、要交的公粮就全没了，所以生产队的社员们争分夺秒的抢收麦子，如今金融市场流行的“落袋为安”概念大概就是来源于此。
割下的麦子，平铺在地里，一垛垛的码好。等一块地都割完了，就开始捆扎好，一梱梱麦子挑到粮仓门口。因为是丘陵地带，沿着乡间的土坷垃路运，拖拉机都不方便；尽可能的多装些，这样就可以少跑一趟，收麦的工作才完成了第一步。
从田里把收割的麦子挑到“场上”。“场”是一大片平整光滑的泥土地，平时不种庄稼，就是为了麦收、秋收的时候装垛和脱粒、晾晒的场所，一般在生产队粮仓前面的一片空地。“场”是泥土打制的，如果遇到太阳好的天气，一、二天的功夫便了使其晾的透彻干硬。这就是所谓“抻场”，不过，不是我这种菜鸟能做的农活。
割下来的麦子要均匀的摊在“场”里晾晒。麦子拉到“场上”时，一般还没熟透，摊开晒一、二天。铺得厚厚一层，仿佛盖上了软软的被子，等着后面拖着大石磙来“压场”。打麦子最好在中午太阳最毒、最热的午后，麦秸上的潮气和露水都晾干了，拉着大石磙的黄牛（很少用拖拉机）碾压，碾上几遍后厚厚的“棉被”变成了薄薄的“被单”，服服帖帖地盖在麦场里。然后，抓紧用叉子把它们翻过来，又变成松软的一大场。这时候再碾压一遍，通过石磙自身的重量将麦子进行脱粒，脱出来的麦粒堆起来，同时将剩下的麦草堆成草垛。
只有在实在来不及的时候，我们生产队才用脱粒机脱粒，因为需要柴油与机械。我连夜加班往脱粒机上送麦子，双手两臂都被麦芒刺得十分疼痛，又困又累，但后面的人还在催促，因为雨季大约随时就要到来，会把没有脱粒的麦穗淋湿，很快就会发霉变质。所以，必须立即将割下的麦子及时处理，就是必须通宵达旦。实在熬不住了，找麦垛挖个洞，钻进去秒睡，然后再精神抖擞去干活。
脱粒后的麦子，夹杂着麦麸，还不能直接入库，必须经过进行“扬场”。 一木锨麦子撒上去，麦麸飘走，落下的是黄灿灿的麦粒。“扬场”有一定技术，会扬一条线，不会扬一大片。一锨又一锨，我的脊背渐渐被汗水浸湿了，脸上沾满了尘土；麦粒越来越多，成了一大堆。看着这些麦粒，我们仿佛看见了热气腾腾的馒头，香喷喷的面条……扬场时我不理解农民总是扬出一木锨，同时大吼一声“喔”或者“喔喔”，是用作呼风驱雨？我虚心问：“你叫什么？”农民勃然大怒：“我不是牲畜，是喊不是叫！”完全没有想到，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居然能够严格辨析“喊”与“叫”。
经过“扬场”后，留下干净的麦粒，仍然要摊开继续晒几天大太阳，等用牙咬咬麦粒，是嘎嘣脆的时候，说明麦子才干透了，可以装到麻袋里，每袋大约100斤，扛进粮仓。过了梅雨季节再弄出来在“场上”晾晒。
生产队要选好的麦子缴公粮；瘪的，没干透的，公社粮站不收。除了大部分缴公粮（实质上就是农业税）之外，一小部分留待生产队社员分配的口粮；我就等着它和面贴在锅边做饼吃。如果还有剩余，生产队做储备，抵御灾年的风险。当我满心欢喜地说：“马上要分麦子，就有面粉吃了”，立即被农民纠正：“不是分而是赊”。我冷静仔细想想，确实很有道理。“分”是无偿获得，如“打土豪分田地”；“赊”是在麦收时先领回、到年终分配之后扣除。赊账是先领后付，因为生产队不是按月结算工资，其实，领是已经付出劳动，只是还无法具体结算，与欠账、分配等概念有本质不同的。
麦秆齐聚成一个麦秸垛，烧锅的最佳材料。麦草用来做柴草正合适，它柔软易燃，连火苗都是温和的，用它烙出的煎饼吃起来满口软糯，唇齿生香；冬天非常冷的时候，用它来铺炕，柔软又温暖。
一个收麦季节下来，我累得脱两层皮，衣服脏的看不出来原色，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晒的黑黝黝的是普遍现象，胳膊也得蜕层皮，人瘦个十斤八斤很平
虽然生产队有拖拉机可以做运输工具，但是，当时人力很便宜，而且我们那里的路并不好走。从生产队到粮站直线距离大约半小时的路程，需要翻过一条铁路（南京往北方去的主要干道），过几个村子；如果拖拉机走公路，则需要开到林场附近，然后折回到花旗营，车程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所以，交公粮主要采用人挑运输方式。一般农民，青壮年劳力一次可以挑200斤，前后各100斤；我只能挑120多斤，前后各60斤，实际上我挑了一趟，就挑不动了。
在花旗营（原来江浦县大桥公社所在地）的粮站，拥挤与嘈杂。验粮员用专用的铁钎插进粮袋，抽出一把粮食看色泽、捏硬度，合格了才能过磅。那铁钎像是一把无情的利刃，伤害社员的自尊，粮站的工作人员或许是认真负责吧。只要他们一句话，就能决定生产队的粮食的品级，一等粮，二等粮，还是杂质过，水份大，不能收，被打回去，白费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力气。
以往检验员都是男性，生产队往往会买一包烟给检麦人员。不过由于这次是一个女检验员。所以，生产队副队长就让我去缴公粮。利用女性对知青的同情心，或许容易过关。这是副队长选我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照顾我。
从仓库出库点清每个人挑粮食的重量，到粮站收到麦子并检验过秤需要一个人做记录，记录整个生产队一共交了多少斤粮食，每半天合计打一张收条。到中午时，假如累积20000斤，粮站负责收货的人员，就给我记账20000斤。
中午，粮站同意扣除10、20斤麦子，生产队也默许这个“潜规则”，我们交公粮的几个人拿这10斤麦子，到饭店换一顿吃饭的钱。但是，每次我去从粮站拿出10、20斤粮食，都不从交出公粮的帐里扣除。
那位验收公粮的看我也是知青，就给予一定的照顾。每次我们提留一些粮食换一顿午饭，她都不做扣除。本队社员知道后，以后缴公粮，大家都推选我去过秤。其实，她利用粮食晾干可能产生的自然损耗，基本不影响总量；照顾我一点方便，也不必来回挑多趟。
我如何生存下来的？
在生产队能够正常生存下来还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对于我这样从小娇生惯养、从不做家务的青年学生而言。
首先是吃饭。我原以为，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到队里称粮食，就像到粮站买粮那样，结果被言辞拒绝了，只有集体分粮食时，才可以打开粮库。有次分粮食，我的米缸还是满的，放不下，就没有要。到油菜花开花时，我一口粮都没有。跟农民与知青借，都被拒绝了，只好等雨停了，凭粮票再到花旗营的公社粮站买了几斤度日，好多天都是依靠十分青涩毛桃充饥，所以以后遇到酸的东西就会引起痛苦的回忆。从此，忧患意识与储备观念由此形成，伴随了我的一生，以后一直被家人视为保守守旧的恶习。
吃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队里也分自留地给我们种菜，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时间种蔬菜。开始，我还向开始暂住的潘家要一点，时间长了就不好意思，又不可以到镇上买菜，所以经常只是冲一口酱油汤。有次，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省级机关某公司的领导带队在我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夏收夏种，看到我烧一锅饭，就酱油汤下饭，十分感概我能这样生活。她就是不放心儿子，后悔让他插队回到苏北她丈夫老家。我跟她讲，其实，我们经常吃白饭，也是很香的。经常有农民会送一点菜，就酱油汤下饭还是很少的。其实，人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可以适应的。
由于我做过扫盲教师，有学生经常会在我淘米时送我一点她们正在洗的蔬菜。淘米洗菜时，只要看到我，总是主动拿一部分蔬菜给我。这就是我在农村吃菜的主要来源，我自己没种过菜，也不能靠街上买菜。
梅雨天，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只好靠喝冷水就山芋干充饥。如今每每在欣赏莫奈的草垛，脑子里浮现的几十年前的悲剧。
我们喝水是从水塘里跳水，回来放在水缸里放上明矾使水沉淀，水缸底部往往有一些泥沙，过几天将水用完在清洗一下。由于我在农户家与知青点住之前都有基本的家具与生活用具，我插队没有置办家具的经验。
离开老头组后，我每天都发愁，不知干什么农活，也不知道能否干？还有需要什么农具？每早上工都十分焦虑。我比较喜欢扬场，农具都是队里的，把打下来的谷物等用木锨等扬起，借风力吹掉壳和尘土，分离出干净的子粒。或者将堆积的稻谷，同笆斗装满，扛到粮仓。场上的活，我比较胜任，插秧、割麦子需要弯腰的，我都做不好。
第二年，我开始可以负责带一些妇女干活，如夏天的打药水，秋天的摘棉花。因为我做过几天扫盲教师，这些年轻女性几乎都没有上过学。我开始十分震惊，南京的近郊，解放20多年，居然还有这么多年轻女性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因素，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小小年纪就需要下地干点零活，拾麦穗，打猪草等。我教她们认基本的字，写出是自己的名字，做简单的计算，这是她们十分渴望和急切需要的技能。因为不识字，上街都找不到商店与饭店，也不会坐车，不识车牌与路牌；领粮食也不会签名，只能按手印。分配农活因不会计算，总是拿到的活多而工分少，用她们的语言就是讨不了巧。一直以来，她们就是一个睁眼瞎。尤其是一些即将出嫁的女孩子，就非常渴望识字与简单计算，学得也十分努力积极，以便出嫁后不被婆家看不起。
我做过现金保管员，类似出纳，一种与仓库保管员并驾齐驱的生产队关键的管理工作。这样，在雨天不能出工时，我好需要做账等工作，也算出勤。所以，我每年出勤约280天，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开始自己养活自己。当然是除去口粮之外每年有一百多的现金收入，基本上是普通农民一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几乎维持来我未来大学四年主要的生活费。
我曾经分管过我们生产队的生育指标与屠宰指标。一年里，生产队可以合法地生五个孩子与必须出售给供销社十头猪；超生是不予上户口的，没完成出售任务是不允许屠宰的。1976年的春节前，我们队顺利完成上述指标后，我才有机会经历了杀猪与吃肉的全过程，也了解农村统购统销的运作过程。生产队都是选择比较穷的人家完成出售猪肉的任务，他们养猪基本是靠打猪草维持，再加上自己家机米机面留下的米糠与面肤；比较富裕人家，如队长家的猪主要吃粮食，长得膘肥体壮，留在完成指标后再杀了，队里社员购买，过年用或者腌制等来年农忙时再吃。
控制计划生育指标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工作。那是在1980年全国正式开始计划生育之前，在过年后让需要生育指标的各家申请，我按妇女的年龄排序，当然第一胎优先。这样，控制八个人备选，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怀孕；没有进入备选的，生了也不能上户口。八人中谁先生，谁就可以上户口，将五个指标用完为止。多生的，当年不能上户口，即没有分配口粮的指标，等到次年开春，再列为生育指标。我这样做，较好低控制了生育指标的使用，不能突破上级的政策规定，同时有照顾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我曾在队里担任现金保管员的工作比较长，经历了江湖险恶。有次一个社员领五元钱去修抽水机，说很急回来再打欠条或拿发票来报，天真的我把钱给他了。事后，他不认账了，矢口否认拿过队里五元钱。这样，我的帐就不平了。半年以后，有次他再来报销购买拖拉机配件，我拿到他遗落在我那里的一张20元发票，结账时他发现问题，但不知发票何时弄掉的。几周后，他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承认那次拿走五元每打欠条的错误，我也拿出他已落在我那里的20元发票。通过此件事，我对农民那种“愚蠢的狡猾”有了进一步认识。
为了向大队要回窑厂的欠款，我经常代表队长去参加大队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借此机会催大队长批准归还欠款。我们生产队队长怕大队长，利用知青可怜，试图从大队要回欠款，否则不计工分。有次去别队检查工作，我提出大队归还一点钱给我们，用于购买化肥。大队长在晚上吃饭时，逼我喝白酒，乙种白酒，一种烈性低劣的白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根本就不敢喝。临队的一个女知青帮我喝了第一杯。她家是南京市公安局的，自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铁姑娘”一般的形象，这种场合见多了。后来，我鼓足勇气不得不喝了不少的白酒，最后大队长写了批条给我，次日去找大队会计取钱。夜里，头等着星光，脚踢着寒霜，像走在棉花上，一脚高，一脚低，不知摔了多少跤，好在农村土路田埂上跌跤不会有伤，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一直睡不着，口渴，喝下半缸水，才平复下来。在那时就体会到后来几十年里，很多人为了销售或者甚至为了升职，被迫喝下难以承受的“琼浆玉液”。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到年底，会计做好年终决算，将全队的分配计划给我，中午吃过饭后，我去花旗营的银行取钱，3000多元，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如果有点闪失，农民过年拿不到钱还不把我打死才怪了。旁晚，一路走一路，左顾右盼，生怕被人跟踪。到家后把门紧闭，一家一家分好钱，一夜守着这笔钱直到天亮。农民一家一家来取。到中午分完后，我再大吃一顿蒙头睡了一觉。
由于现金保管员的关系，让我有机会参与本队社员家的一些活动，为别人相亲提供过道具。我是经常被邀请参加“约定”（订婚前的一种仪式）的活动。社员要求从队里预支一点现金，同时带上我的手表与收音机，以及我正在读的几本书。到了现场，我还发现他们家在门口一定会有一部自行车，屋内有一台缝纫机。让媒人与女主感觉，该男主家已经具备“三转一响”的条件，又有“来往无白丁”的感觉（尽管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有知识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多次问过男主，结婚后女主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该如何交代？智慧的农民狡猾地告诉我，在相亲约定时，我又没有明说“三转一响”是我家的，她们将“暂借”的东西误以为“所有”，是她们自己理解错了，怨不得我。这时我才发现费孝通的《婚姻制度》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现在每每看到别人晒出穿着居家服在海边别墅留的倩影，或者是与豪车、游艇的合影，我就想说，这些把戏不过是我们队农民玩剩的把戏，一定是个穷光蛋.
有次，在天泉湖养老社区遇到一个老知青，讲述她插队苏北，下乡时年纪较小，长年累月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后来完全失去上学的可能，而且落下一身病。与跟她介绍，我的“上山下乡”的绝对时间不长，应该是两年，但跨越了四个年度。难以忍受的贫苦生活，单调的农业劳动，在“战天斗地”“学大寨”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有青春，激情，更有饥饿，寒冷，灾难和悲剧。我干过多种工作，有很多是一些农民干不了也不愿干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高强度的重体力活，才在农村生存下来的。
相濡以沫的室友
我是我们知青点来的最晚的一个，在我之后就没有新的知青再来插队。但我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是1977年4月离开。知青点知青全部离开大概要到1979年。
我们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房子，中间是两个套间，一间住两人，一间住三人；两侧各一间房子带一个坯子，每间各住2人。靠路口的那间房子，原来是两个男生住，我来了后，是三个人住。
我的室友有两位，袁晓明与吴忠，都是南京四中73届高中毕业生，都是比我早下乡一年，但他们实际在农村的天数可能都比我短。他们两家都是水科院的，袁晓明的父亲做模型的木工，吴忠的父亲是开小车的司机。袁晓明与吴忠都能做木工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看重与吃香的技能。
我搬进知青宿舍时，只有袁晓明一人在农村，他当时在大队窑厂工作。大队窑厂是为本大队以及附近农村生产砖瓦，供社员翻盖房子用的砖瓦。我们住的房子的砖瓦都是从大队窑厂赊账来的，年底从应该支付给我们生产队的提供劳力应得的收入中扣除。
大队窑厂是由大队出资，一个生产队出土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出劳力，共同投资建造，生产的砖瓦主要卖给本大队的农民或者集体修建房屋之用。每年年终结算，按投入资源的多少分配出售砖瓦的收入；每个劳力按各自生产队评定的等级按出勤日记工分，也就是说，拿到同样的工分总量，由于各队的工分单价不一，所以，实际的收入并不完全一样，另一种同工不同酬。
因为工作条件相对较好，工作稳定，知青都愿意去窑厂工作。但是生产队比较矛盾，不派人去肯定说不过去，派了好劳力，生产队的活谁干？况且大队每年分配都拖欠，要几次都很难拿到。我曾代表生产队去催过多次，最后只拿到了一部分。但是，生产队到年终无论是否拿回窑厂的分配，都必须按时按量给去窑厂做工的人分配口粮与现金。
这种体制，对于农民而言，有不便之处，主要是不能换工。换工是一种替代工作的方式，如果你承担了一项工作，临时有事，可以找家里人顶替半天，还是按你原有等级记工分。窑厂是一种企业管理，不可以换工。有事，只能请假，必须扣除出勤日。知青比较愿意去窑厂的原因是可以不干农活，做工比种地收入高，劳动内容单一，强度也不见得高多少。所以，我队插队时间比较长的的知青，几乎都在窑厂工作。袁晓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会一点木工，在窑厂主要做砖坯的木模。
袁晓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绘画，主要是素描与油画。据说油画是跟南京艺术学院的冯健亲（1939-）老师学的，冯健亲老师比较出名的画作是《一桥飞架》(南京长江大桥)。文革结束后，他还做过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袁晓明曾给我看过一张冯健亲的长江大桥画作初稿，或者是画废的稿子。空闲的时候，袁晓明经常在家临摹画作，偶尔也在宿舍附近写生。他是一个比较文艺的青年。在生产队，袁晓明比较守欢迎，哪家房屋上梁，打房家具，都会请他去帮忙，可能报酬给的比较低，吃一顿饭，再给点粮食麻油之类。我也跟他参加过几户人家的上梁，我做小工，运送和好的水泥。
1976年的夏天开始招工，袁晓明上调去了南京面粉厂，那时大多数知青在农村都把到粮食局工作当作最理想的单位。我有点意外，我从小就与省粮食局有点关系，它的办公机关与省商业厅相距不足百米，我有一对同学她们的哥哥姐姐刚好与我姐姐是同学，他们家都是省粮食厅的，我一直没有觉得粮食局有多好。可是，在农村第一体会到粮食的重要，粮食局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在插队过程中，才体会到粮站的重要与可贵。以后听说，袁晓明调入金谷大厦做布置橱窗的美工，他做这个工作，应该毫无问题，所学木工与绘画都可以用上。金谷大厦是粮食局的产业，在中山路上，我们十中斜对面，离我家不远。不过，我从未没有见过。
另一位室友吴忠，开始一直没来。袁晓明被招工之前不久才来。我们三人共同在同一间房间里生活，大概不超过半年。袁晓明走了几个月后，吴忠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吴忠在这里有很多亲戚，他的大伯在本生产队，二伯好像在大队任职，后来他妹妹也插队在本大队的金冲小队。这说明，他父亲原本就是这里人，参军后专业或复原留在南京。吴忠在生产队比较受到照顾，不上工也没有人讲他；如果上工，几乎是他挑工作。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打过几件家具，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方便。我们还养了几只鸡，每天放出去自己觅食，晚上回来，我们用剩饭剩菜喂一下。我记得吃过鸡下的蛋，但不记得最后鸡到哪里去了，好像没有杀吃了，也应该不会卖了，难道都失踪了？我们还养了一条狗，看家护院用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临队知青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各奔东西，再无往来。
吴忠有把气枪，经常到宿舍旁的竹林里打麻雀，脱毛之后再油炸，也算是一盘荤菜。他做过一个小板凳，在赶集时，在花旗营卖掉了。他不太愿意给农民干木工活，只是给我们自己的屋子里添置家具，做个椅子，做个柜子。
1976年底，不知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招工而选择参军。或许，他认为如果选招工，在比条件中，如出勤、干活等表现他几乎都比我差很大一节，但名义下乡时间比我早一年，大队与生产队亲戚势力比较大，远胜我一头。当然，我大队副书记，是我们中学学长杨建民，他到我们生产队来负责招工动员，强调劳动表现与基本出勤180天的基本门槛，对我十分有利。我插队两年，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虽然并不一定干好，但在我们生产队比第二名的知青至少多出勤100天。这样我们两必然发生冲突，他选择避免了我们的竞争。我十分感谢他，为我招工顺利出线奠定了基础。吴忠参军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家在拆迁之前，我曾见过他的父亲，只是说他复员后一直闷闷不乐；不久，听说他去世了。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除了我们同室的三个男生之外，另外住在其他三间房子里的都是女生。她们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老知青，主要是五女中初一、初二的学生，其实只是比我大几岁，但从1968年下乡以来在农村六七年。一个群体是73届学生，初中与高中都有，她们是73年底下乡或者74年春季下乡的。
先讲在有坯子的另一间里的两位女生。有个老知青，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好像姓胡。我进知青点时，她第一个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请我去吃饺子。实际上是教我跳水，手把手教我烧火。因为我们家是苏州人基本不吃什么面食，以米饭为主，偶尔下个面条或者报个馄炖。她包的饺子对我来说就是人间美味。她向我诉说，队里的知青与农民对她的排挤与轻视，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看她洗衣做饭十分利索，我还是比较敬佩的。我就像一个白痴，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去学。后来，我发现她的听力有点问题，几次问话她都没有回答，显然没有听到。我对她就更加同情，别的知青看不起，可我还是十分尊敬她，所以，以后下工后经常到她房间来聊天，不久，她就病退回城了。我是她在这个队里唯一一个有较深交流过的知青，她的勤奋与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要克服听力障碍，费力与人正常交往。
跟她同屋的是一个新知青胡绫绣，不知是南京那个中学的。她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与队里社员均有十分良好的关系，和蔼圆滑，善解人意。不久，就调入公社办工厂，再以后回城去了南京公交公司，在13路公交车上做售票员，一直做到13路的站长退休。2015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无意说，她的母亲在南京公交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我就请她母亲帮我查她的联系方式。我给胡绫绣发过一个短信，希望见一面。结果，被她拒绝了。
还有两位老知青是住我的隔壁，王龙珠与宋丽明，都是南京五女中的初学生，她们都在窑厂上班。很多生活技能都是在她们的逼迫下我才学会的。比如，腌菜，就是她们腌制时硬要拉我参加。说做好后可以分点给我，所以我只好参与。她们就说我的手好，其实她们双手有冻疮，我没有冻疮，腌制时手不会觉得痛而已。
王龙珠与宋丽明对我很好，十分照顾我。虽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社会生活的经验比较丰富，不仅是在农村，就是生活在建邺区就已经很丰富来。王龙珠家住住堂子街，宋丽明家住秣陵路。她们教我各种生活技能，糊袼褙，纳鞋底，缝被子。后来，我结婚时，没有长辈替我缝棉被，只好由我自己缝的，还用回针而不是打结。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在农村的生活老师，教会我如何过最基本的生活，处理与农民的各种关系。
当年插队时，她们种过水杉（扎根树），在水沟旁。她们被招工上调时，都将水杉锯断带走了。现在，都有很多退休的老人欣赏真正生长在水里的水杉！晨雾中，阳光下，深秋里……她们那批老知青上调，还有不少人去了环卫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知青宁愿选择环卫所扫厕所，也一定要逃离农村？就像现在那么多硕博士争抢街道的城管编制。
1979年在南航校门口遇到宋丽明，她丈夫家是南航的。她的一个小叔子在南航开大卡车，在校门口倒车时压死过一个人，当时正好是课间，我正在附近。她招工上来之后在一个五金机电商店工作，在金沙井路口，我还去过她那里，一群老知青在那个店里工作。金沙井，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父亲解放后，苏南与苏北公署合并建立江苏省，我父亲从苏南区党委调至省级机关，短暂住在金沙井，不久搬到健康路上的一个饭店。58年后省商业厅宿舍落成，我家才搬入直至69年底。
在一个套间里是三个新知青，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是衡晓珍。她是我们中学的学妹，她下乡比我早大半年，是1974年4月第二批下乡的。她家里明显重男轻女，让同时高中毕业的哥哥留城工作，让初中毕业的她下乡。据说家里开一个小店，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她是我在农村真正的患难与共的室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干农活，可能是唯一的共同干一种农活的知青。当时，我队女知青在生产队很少干活，出工不正常。所以队里给予的评定等级是0.6，我一去就是0.8，每天准时出工，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推诿，也不挑选，一年后就转为1.0。
我们曾一起给棉花打药水，用的是1605（乙基对硫磷），一种广谱性有机磷类杀虫剂，属于高毒、高残留，高污染的农药。夏天天气热，又晒又要密闭防护，但当时不知为什么不带口罩。有次，打药水的任务比较重，我们几个人一字排开，起头并进，衡晓珍在风向的下方，我们几个人喷洒的药水，一部分集中到她那里，不久她就出现身体不适，头晕。我决定立即停止，在水塘里洗把脸，再到树荫下休息，不一会就恢复了正常。事后，想想还是很可怕的。
我们不仅在一起干农活，而且生活中也相互照顾。那时1976年的夏秋，唐山地震给全国造成过一片恐慌，我不得不将板床与蚊帐搬到房前的草堆旁，那时很多人怕晚上地震导致房子倒塌。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有人被招工上调返回城里，有人为躲避地震而逃离农村，只有我和衡晓珍还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们两人“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作为“苏州人”的我，被迫吃她加了很多辣椒的蔬菜，当然她也勉强咽下比较甜的菜肴。最悲剧的是，我们经常怕对方不够吃，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如果不太多，我们就给农民去喂猪。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衡晓珍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美其名曰“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当别人津津乐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我们则含泪咀嚼“那些年，我们一起吞咽的馊饭” 。
尽管情感上我与室友们并不十分亲近，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起下过乡”的铁杆，还有有些隔膜，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陌生的路人。但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在生活中的指点。每一个插队知青都有难以启齿的痛苦往事，我们绝不说，青春无悔。我们只能说，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志同道合的插兄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同伴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知青点的伙伴们，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伙伴们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插友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室友，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志同道合的的插兄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下乡第一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组织知青担任教师开展了扫盲活动，为我们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每月在大队部，有一次扫盲教学研讨活动，各生产队有一位知青做扫盲教师参加，半天时间，相互交流。由此，不仅初步培养了我做教师的潜质，而且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知青生涯。
保持了几十年深厚友谊的当属麦庄的李四南，他是南京六中的毕业生。他所在队好象只有他一个知青，没有独立的知青住房，他住在一个年轻队长小麦家。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背景，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又是一个文化人，以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与人合写）等闻名，文革前作过江苏文联主席与省作协主席，当时是省文化局长。母亲是江苏戏剧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李四南介绍我，阅读地下传抄的陈毅的诗词《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自己的职业规划：“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水调歌头·自叙》），为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模版：“喜文学、习工科、学哲学”，也是后来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与哲学专业研究生剔红了理论依据。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中，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李四南拉我加入。我不会唱，也不能跳。因不太想出演“批邓”的节目，我推荐选择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我担任朗诵任务。在李四南的策划下，结合自己作现金保管员的经历，我创作了一个戏剧剧本，主要内容是生产队利用公共积累，搞一点副业，倒卖本地的山货以增加收入，干扰、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后犯了错误。李四南利用他的关系，为了适合当地农民的喜闻乐见的口味，请戏剧学校的专业老师谱了扬剧的曲子。
有一次，我专程从农村回城，目的是去李四南家“接龙”读《基督山伯爵》。在我之前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她的阅读时间是整个下午。接下来是我，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李四南父亲书房的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如饥似渴，一本书必须在几个小时里读完，否则就没有机会再读了；几天后，再排队读另一本。李四南告诉我，那个女生是南京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工农兵学员徐乐乐，他还给我看了她参加美展的作品《送温暖》，一个老大娘穿着一件短衫手提一颗白菜来到知青门口送菜上门。我直觉有点不对劲，我的生活经验告诉“夏天哪里有白菜，不都是冬天才有的吗？”我立即判断，画家缺乏生活常识。徐乐乐现在已经是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国画女画家。
李四南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选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以及当时能找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认真阅读。李四南学习计划，李四南学习计划给力我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再结合到匡亚明（1906.3.17日-1996.12.16, 东北人民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设计的技术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哪怕知识结构不完整，也是一种囫囵吞枣地的阅读，总比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要好很多，客观上为我们后来进入深灰科学领域客观上奠定了最初的思想与知识的基础。
我们经常就一个问题进行彻夜长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不求达成一致的看法，只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一次争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们各自回去读书研究，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这种长谈，没有伪装高深，无需虚情假意，直接考验与锻炼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为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与公开演讲准备了最原始的本能。
这种长谈一致延续到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分别在不同城市工作而终止。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常州第二无线电厂，在北京工作的李四南曾，介绍给我认识一位在常州工作的著名作家，78级南京大学毕业生，编一份文学期刊。我和她经常在她的清潭新村的宿舍里，进行彻夜长谈。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与他们的彻夜长谈，但不促膝，却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鼓励，激发了我奋发读书的热情，为迎接下一步的挑战准备好思想的基础。
恢复高考也是李四南最先告诉我，并带我参加了唯一的一次老师复习。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课也是他带我去的。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李四南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教授，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工科大学物理学课程经验的老师。马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77级）、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
1977年李四南考入南京邮电学院无线通信专业。毕业后，去了邮电部数据传输研究所，后来调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开始做科技政策研究，有译著《转折点》面世。尤其是他进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对我跟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平台，李四南将他负责整理的厉以宁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演讲稿，传给我，触发了我二十年的技术创新研究。他领衔研究的中国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也推动我完成发表了最初的几篇经济学论文，并在《经济学动态》《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等刊物上发表。技术创新与信息经济是我最初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都是在李四南的帮助下进入佳境的。
1989年后，李四南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MBA，后从事人寿保险工作。2000年前后，回国推广无线接入技术，因UT斯达康公司抢了先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以后，布局“空间房地产”，又因国家通讯政策改变，成为泡沫。再以后就就杳无音讯了。
跟李四南比较熟悉的是山林队的顾莓莓，父亲曾作过《群众》的主编，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29中毕业生的顾莓莓，美丽端庄，教养很好，在农村劳动也十分突出。她上山划柴，过重的树支导致腰肌劳损，留下病根。这是我们知青最常见、最普遍的疾病。后来，有幸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她曾咨询过我们的意见，去清华大学读计算机，还是去南京大学学古生物？她自己的意愿是想学生物。我建议，去清华大学。结果去南京大学学古生物的是我的中学同学杨湘宁，当时我并不知道。杨湘宁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后来，又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拿了博士，回国做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省教育厅副厅长。他们都是1976年底，招工进了省科技系统，然后没几个天就被推荐上大学的。真是无比的幸运啊！顾莓莓毕业后在省计算所工作，等到我们大学毕业设计时，还指导过我的一位同学黄索。我大学毕业后，去常州工作，她主动介绍我认识她丈夫一家，她丈夫在常州的一个部队医院，丈夫的父亲是常州市副市长。我去拜访过他家，住在十字街。后来，她丈夫转业，一同到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我去省卫生厅办理我父亲做核磁共振等批准手续，在她办公室见过她几次。听她讲，参加省里的干部培训，不过，她没有选东南大学的课程，我在其中有讲座。这表明，她应该已经是处级干部了。
还有就是我们南京十中的同学们，他们有几位在中学就认识，有的虽然接触不多，毕竟是同校同学，比较亲切。金冲的杨建民、梁玲，他们高我一届，杨建民是一个班的班长或者是团支部书记，做过我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想，扫盲活动是他负责的。他上调到十四所，并和隔壁板桥大队的女知青结婚，后来做到设备处长。我儿子上三八保育院时，他经常与驻十四所的军代表一起骑自行车下班，遇到过几次。军代表的女儿与我儿子是幼儿园同学，我们都是在接孩子放学。
梁玲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曾负责过学生组织的壁报，一进学校门有好大一片黑板。在没有毕业之前，不只什么原因被换掉，是我接替她的职位。其实，对我而言是免为其难的，我的社会活动能力比较低，组织稿件基本都被挽拒，最后不得不是我一个人写不同类型文章，敷衍交差。梁玲对自己保护的太好，有点拒人与千里之外的感觉，好像与大家都不怎么接触，咄咄逼人，寡言冷漠；但是干农活十分卖力，精神抖擞，处处表现得干劲实足，经常被大队长作为榜样，教训我们挑河堤不出力，我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个上过水利工地的知青，我自己觉得十分了不起，但在梁玲为代表的女知青面前还是相形见拙，比较惭愧的。
与杨建民、梁玲同一届，还有夏庄的叶蓁，与顾莓莓、梁玲一样都是教养与气质都很好的，农活也干得很好。印象最深的是，传闻她提出“要嫁给高级知识分子”，我听了还是震惊与不理解。十多年后，读到中篇小说《有个鸽子叫红唇儿》中的男主角说“当年我们就想娶个上尉的女儿，现在我们直接娶女军官”。如今，我们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看，叶蓁当年如何有远见。她招工进了结核病医院做护工，主要是整理床铺，打扫卫生。后来上了江苏职工医科大学，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不久，赴美做了博士后在哈佛医学院做研究工作。2010年前后，我与叶蓁有了联系，2015年我们全家还拜访过她在波士顿附近列克星敦（Lexington）小镇的家，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很好的学校读书。她给了我的很多忠肯建议。
当然，我们南京十中的男知青，像简庄的陈宁、聂大卫，山城的李建民。陈宁、李建民都十分出色，几乎与农村的壮劳力相媲美。我与他们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几乎是望尘莫及。他们比我下乡早一年，怎么能作到如何迅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陈宁比我早半年参加招工，去了南京缝纫机厂；李建民比我晚一年参加招工，去了南京玻璃厂，这两个厂后来都倒闭了。聂大卫比较另类，他的父亲是省燃料公司经理，可以弄到农村急需的化肥，在农村十分受欢迎。同时，给我们这些知青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同村不同队的我，我们到那里去弄化肥？聂大卫招工去了3304厂，后来读了电大。毕业后投奔舅舅，去了美国。
我们同届有好几个中学同学。（2）班的孙晓平，实际下乡比我晚半年，农活明显干得不好，但是他在队里机米场工作，却是一把好手。将除呋去糠工作弄的井井有条，收加工费的帐目也是一清二楚，深受社员与队干部的肯定。那年秋天，我听说林庄来的是孙晓平，就去拜访。还没进门听到一阵哭泣声，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有一位老知青出来说，孙晓平这几天回家办点事。她解释哭声是她们几个老知青读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何相逼”有所悲伤，从枯萎的鲜花想到自己的青春蹉跎，深感自己的命运不公。后来，她借给我看那本《红楼梦诗词选》，她父亲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完，即使在文化凋零的时代，还是读不进去。我和孙晓平都是1977年初招工离开农村的，插队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走之前，还帮我摆脱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
（5）班的姜伟是简庄的知青，上工休息躺在田梗上还在背单词。1977年从农村考上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父亲是南京大学做近现代史、党派史等研究的姜平，有一个学生十分出名，就是研究党史的高华。
我们同一届，还有四中的流峰，十一中的傅晓琴。流峰与我一样都做过生产队的现金保管员，负责购买化肥与农药，向大队要钱，到镇上银行存取钱。他与队长的关系非常好，我估计农活没干多少。1977年初，他选择上大学。我劝他放弃（我看过相关文件），他没有听，结果在县里审查被取消了资格（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年限）。这样，他比我们多待了几年，直到1979年，知青全面返城，他去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流峰的父亲是老干部，做过省体委副主任，省纪委常委。傅晓琴是我幼儿园、小学同学，在护国小队，南边正好到我们知青点附近的公路边，她有时到这里看田。小学同学钱继秋的母亲下乡帮助夏收夏种，就在傅晓琴队里。在最北边靠近铁路，离公社所在地的花旗营很近。我们跑花旗营办完事，常常到她那里歇脚，因为她经常不上工，在家待着。她是1979年招工进了省邮电设计所。
我们知青中通婚的只有山林队的一对。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我还去过他们的新家，房子很大，在板仓街上，当时还觉得很远。90年代，我在指导南京海外工商管理学院招收的MBA学生，有一个3521厂的厂长，正好他厂里做技术档案工作，就是山林队的女知青严小明。我们在3521厂里，吃过一顿饭，见过一面。我们知青点的伙伴们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以后很难会再遇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我们插友兄弟姐妹们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各奔东西。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多再无往来。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不大会再有交集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刻骨铭心地记得：在我失落的时候，是你陪伴着我；在我迷茫的时候，是你安慰了我；曾经的伤痛早已释怀；谢谢你，给我的爱！嘘寒问暖的房东，相濡以沫的室友，志同道合的插兄，我会终身珍惜，成为我“在路上（On the Road）”（凯鲁亚克”）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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