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门到失语---我的学术启蒙之路
叶明
1983年到1991年，我跟随萧焜焘老师学习哲学与研究哲学八年，受到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我从一个工科出身的助理工程师成长为一个哲学副教授。本文回顾了我研究生入学，经过课程学习，论文研究与著作撰写的艰难曲折的八年，是我学术启蒙的重要阶段。
力排众议的录取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常州无线电二厂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一年后，我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直到1983年4月底，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以为考研录取无望。因为当时的研究招生制度中，没有调剂一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更没有全国的统一分数线。考生没有收到复试通知，就意味着名落孙山。不过，我心有不甘，只好做“垂死挣扎”， 孤注一掷博一下，总不能坐以待毙。
正好读到朱九思院长的一篇文章，遂立即写信朱院长讲了我的情况，明确表示，希望能转投华中工学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名额，是不是可以转投。我只是“无知者无畏”。很快就有回音了。华中工学院的邹珊刚老师受朱校长的委托亲赴常州，打电话给厂里，通知我到常州白荡宾馆接受考察，邹珊刚老师正在白荡宾馆开一个百科全书定稿会议。经过邹珊刚老师的面试，华中工学院准备录取我，并设法从南京工学院调出我的研究生考试成绩与报考资料。我的“自救”似乎有了一线生机，柳暗即将花明。
5月份，我的补录复试通知来了。那一年，我报考的南京工学院的那个研究生项目招生指标是2人。当时规定，只能通知两位考生前来面试，没有现在1:1.2复试比例。研究生项目的负责老师萧焜焘严重不满意那位390分的考生。作为往届的、仅320分的考生，我与另一往届生（他有一门课不及格）被递补纳入面试。这是萧焜焘老师力排众议的结果，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现在的录取体制很难允许刷掉高分考生，而让低分考生入闱。几乎不会有指导教授，如此自主决策。这样，一定会遭到“落榜考生”维权投诉，肯定其中什么不可告人的“猫腻”。
在面试中，萧焜焘老师带有十分浓重的湖南口音、但依然比较能听得懂的普通话问我，为什么来学哲学？有过学习哲学的经历吗？有哪些自己的体会？我告诉他，在70年代插队期间，曾经受到匡亚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指点;“无论你未来做什么，也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要抓紧时间学一点哲学、数学、外语等工具性的知识，总会有用处的。” 他还给出了学哲学的具体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物理化学的基础太差，所以，没有能考上梦寐以求的综合性大学物理系，被调剂到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电子计算机专业。四年本科，南航教会我技术意识，终身受用无穷。技术意识既是我的出身背景，更是我的精神家园。现在来学哲学，不过是继续完成当年尚未完成的学习计划。萧老师当即指出，斯大林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很大差距，应该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尤其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即黑格尔哲学。
我的面试，满足了面试考生所能达到的所有条件：专业素养，研究经历，学习计划，回答问题。在所有评委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我顺利被录取。在研究生录取过程中，我得到贵人相助，深感意外惊喜，值得珍惜和难忘。
萧焜焘的户籍卡
萧焜焘（1922.12.26-1999.3.1），湖南人，1941年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哲学系，重点攻读数理逻辑。1945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萧焜焘留在金陵大学任助教，讲授《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数理逻辑》、《哲学概论》等课程。
1952年院系调整，萧焜焘来到新组建的南京工学院，担任南京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讲授过《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形式逻辑》等课程。
我入学那年，萧焜焘已经年逾60岁，却是他一生哲学创造厚积薄发的主要时期。他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苦思冥想，乐此不疲。
萧焜焘的生活就是哲学，以哲学的方式生活；萧焜焘的哲学就是生活，将生活上升到哲学高度，真正做到了哲学与生活融为一体、水乳交融。真切的探索，真实的思想，是萧焜焘以哲学为志业的存在方式，萧焜焘向人们提供真实的哲学。
在哲学研究领域，萧焜焘是极富个性色彩的哲学家，开辟出一个极具特色的新天地里，为中国哲学界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难以复制的教育典范。
严厉苛刻的训练
入学后不久，萧焜焘老师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论反思感》（800字），在课堂上当场完成，以此考察研究生的哲学悟性与写作文笔。我模仿培根（Francis Bacon）随笔的笔调一挥而就，通篇不见“反思”一词，处处隐喻反思的在人们思想情绪上引起的反应。我自鸣得意，以为一定会萧焜焘老师的赞誉。萧焜焘老师在充分肯定我把握短文要旨，文字优美、有哲学洞见等优点之后，严肃批评了我几百字中的几个错别字，必须彻底消灭错别字！
萧焜焘老师严厉地告诫我们，南京大学有位中文系教授，在指导研究生的读书笔记中，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看不见。对一位多次重复出现相同的错别字的，就劝其退了学。萧焜焘老师以自己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严于律己、全心全意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教育引导学生。
入学后，第一门课就是萧焜焘老师带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萧焜焘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就是在他研读笔记与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比较深入地阐发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精湛研究。在这本书里，萧焜焘举重若轻地阐明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通过揭示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确立唯物主义的新形式、扬弃费尔巴哈的唯心成分等途径，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有许多独到见解。
萧焜焘的第一部个人著作（1982年）
萧焜焘老师的经典研读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经典，而不是用二手的概括取代经典。不可将对原著的研读被“关于”原著的概论所取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能变成仅仅是“关于”这部伟大著作的介绍，如它的背景、结构与问题线索、若干专题的剖析等等。这种是用非哲学的方式讨论哲学的问题，对于提升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收效甚微。
萧焜焘老师引导我们，通过认真研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体会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感和思辨色彩。阅读经典是哲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也是哲学学习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
我体会，萧焜焘老师凭借特定经典研读的经历，让我们掌握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方法，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培育我们的哲学素养。我们研究生是研读的主体，萧焜焘老师只是引导者与适时的提问者。我们逐行逐节地阅读，通过提问与讨论，使每一个学生检验了自己的自学能力、敏锐发现问题与正确提出问题的能力、重点的仔细分析与深层挖掘的思维能力，……这诸种能力，既是哲学素养的训练，又是作为主体的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将成为攀登学术高峰的台阶与奠定学术功底的基础。我们说话、分析、研究时都会在无形中把经典著作“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不知不觉地有点哲学大家的风格与底蕴的影子。
但是这种最终目的指向并不应导致哲学教学与研究的脱离现实，恰恰相反，萧焜焘老师带读经典的同时，阐发自己的学习心得，实际上很贴近现实、贴近人、贴近当代人的现实存在。萧焜焘老师的哲学教育，走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对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感到困惑的问题发表创造性、启迪性的见解。
萧焜焘老师对三尺讲台十分敬重，他学术水平高，备课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烂熟于心，哲学思维浓郁，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课程主线。
为了读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萧焜焘老师还出了几百道思考题，促进我们深入学习。此外，还以口试的方式，从这几百道思考题随机抽取几道题，进行面试，不仅需要我们立即回答，他还会继续追问。整个面试过程，一个学生通常需要一个小时。
期末面试时，我抽到了两题，一题是如何理解恩格斯“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题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哲学复兴。前者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我只能做了一个非哲学教条式地解释与说明，几乎不符合萧焜焘老师要求用哲学方式回答哲学问题的要求；后者是一个哲学史课题，完全没有回答出来，我根本没有哲学史的基础，完全不知如何梳理。后来听南京大学哲学系78级某学生（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去《读书》杂志做编辑）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哲学复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并指责题目太偏、太艰深。
最后，我以没通过课程考试告终，需假期后再考。在假期里，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复读了几遍，并将几百道思考题做成卡片，自己随机抽取自己回答，几乎达到百问不倒的地步。再一次口试，抽到的题目是“如何理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通过萧焜焘老师从善的理念阐明实践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并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种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从能动改变世界的视角，提出技术是实践的物质基础与主要形态。这个论述得到了萧焜焘老师高度赞赏与热情鼓励，成为后来硕士论文《论技术形态》的创意来源。
经典著作是人类的精神财富通过积累而发扬光大，是人类对于以前思想成果的吸收与批判，也是对未来思想理论的建构。研读经典实际上站在今天、昨天、明天之间，既是对昨天的批评与吸收，也是对今天的鉴别与选择，更是对未来的设想与建构。所有的经典我们都必须站着读：看它怎么思考问题，如何批评前人观点，如何建构自己的思路，利用怎样的方法思考，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思维能力。这就是我理解萧焜焘老师带读经典的意义所在。
广博精深的学习
萧焜焘是一个极富哲学感的哲学家，学识精湛，思想深刻，特别自信，但往往被人误解，刚愎自用，固守己见，排斥异端，不能接受新生事物与不同学术观点。其实，只要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并不会被假象迷惑，失去客观的观察；也可以体悟到萧焜焘坚持学识独特的同时，也能在包容并蓄、虚心兼听的基础上，实现融会贯通。
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初期，萧焜焘石破惊天地发表《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1980年02期），在中国刚刚复苏的理论界、哲学界，打破占据一统天下的主流观点（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在深入梳理辩证法源流的基础上，提出了否定之否定才是辩证法的核心。但是，在实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仍然把坚持主流观点的代表人物、主编全国统一教材的学术权威、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教授（1924.7.-2007.8.23），请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让我们有机会亲耳听听不同于他的学术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从比较中体会与理解辩证法的真谛。我向肖前请教，针对肖前强调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是对立统一所做的创造性阐发的观点，提出一些疑问：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并没有忽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艾思奇就《大众哲学》的多次书信与当面讨论，以及写下的笔记就有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讨论；当时延安《解放》社曾发表过毛泽东的讲课提纲，其中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可能是当务之急是解决实践问题与矛盾问题，还有因为抗战工作繁忙，所以，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研究与阐明。肖前对我的解释不置可否，有点茫然失措，或许有难以向我说明的内幕。
此外，萧焜焘借助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的论述，提出与主流自然辩证法界倡导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向左的体系，用感性直观、知性分析、理性综合建构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体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极富哲学意味。我向肖前请教，为何毛泽东在《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只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肖前做了理性认识再分两个过程的解释，似乎不能令人信服。由于忽略了知性分析是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所以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中违背基本逻辑的事情屡屡发生，并导致及其严重的恶果。
对于新兴的科学学研究，萧焜焘老师认为他们主要是材料的堆砌，缺乏哲学深度，但是利用研究生答辩的机会，萧焜焘老师还是请来了中国科学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的创刊主编、天津大学的关西普(1925.1.21-2005.6.3)，给我们做讲座，介绍科学学的最新研究动向。关西普也在私下里，对萧焜焘老师倡导的研究提出严厉的批评，客观上影响了林师兄的学术发展方向。我却从中认识到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与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优与劣，更加理解萧焜焘老师学术思想的独特价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哲学基本概念，萧焜焘老师还专门请来西方哲学史上鼻祖式人物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译者之一、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竹明 (1932.3.9---2021.10.24)老师，教我们古希腊语，讲授古希腊自然哲学。萧焜焘老师对张竹明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译本评价很高，认为质量超过了自己读过的英译本和德译本。我们经过学习，基本可以借助字典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渊源与嬗变有一个更深入的把握，对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萧焜焘的《辩证法史话》（1983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多人包括本哲学学科的师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感受：萧焜焘老师关于古希腊哲学有独树一帜的精深研究，主要体现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哲学通俗读物《辩证法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可是，娴熟掌握古希腊语的张老师，曾经提醒我，关注一下二、三十年代英美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无论是英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由于建国后学术界一边倒向苏联，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湮没而不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知。后来，当读到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等著作，我才知道，关于那些精妙的研究并非萧焜焘老师独创，而是继承他四十年代在金陵大学转入哲学系后受到那些留学英美先师们的教诲，萧焜焘老师能在建国后一直坚持这一传统，尤其令人敬佩。
此外，还邀请物理系、电气系、自动化系的教授参与学术交流与论文答辩。在萧焜焘老师看来，哲学不是思辨的玄学游戏，学哲学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要求我去南京大学去选修天文学、生物学等多门基础自然科学课程，弥补我工科出身的知识局限。我们研究哲学，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之学问，更要能够有一种从“知识背景”中“跳出来”的智慧。
学位论文的写作
跟萧老师学哲学的最大收获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在萧老师入室弟子中，我或许是悟性最差、思想顽固的学生，既不能很好领悟他的思想，又不太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给他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同时也把我折腾的够呛。在第一门课口试回答的基础上，我选择了技术形态这一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萧老师一开始同意但不满意。我又选了还几个题目，并做了充分的论证，但是没有入他的法眼。经过大量的阅读文献与较为深入思考，只好回过头来做第一个的论题。
我的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写作，主要是如下步骤与方法：首先是广泛读文献，然后逐步提炼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再聚焦这些题目做跟踪文献的工作。最后，确定三到四个备选课题，并写出每一个课题的初步论证，与导师反复讨论。
待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后，再做进一步的文献积累的补遗工作，主要去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穷尽与选题相关的所有文献（著作、论文，案例等），尽可能复印在手；或者剪报粘贴有序，然后根据自己的写作大纲编排好资料汇编，供写作时方便查阅、思考与核对。
在文献优选的基础上，提炼出论文初稿梗概与主要观点，带着研究笔记外出调研，向对此论题比较有头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做深度请教，讨论，质疑与争辩。这是华罗庚的“弄斧必到班门”的方法，在权威面前主动演示，目的是争取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听取异议或反对的各种意见，论证自己观点，修改与完善。
其实这个环节，不仅可以使学位论文写作顺利，而且毕业答辩也有底了，因为答辩评委的意见不会超出这些权威的涉猎范围。我之所以在答辩时，色战群儒，一一回答评委的各种诘难，靠的就是之前与学术权威们的深度交流。
萧老师支持了我向国内很多著名学者请教：在大连工学院，听取刘则渊在科学学视域中对科学与技术的阐发；在东北工学院，咨询了陈昌曙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吉林大学，请教了高清海关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的构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了解了孙慕天对苏联关于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拜访求教了北京、上海的相关学者。这样的良师如春阳般对学生呵护爱惜、谆谆教导而敬佩。通过拜访名家大咖，视野更加开阔，得到的帮助和恩惠也就更多。在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献中心待了近一个月，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这些文献资料与学术心得的基础上，写出了近十万字论文素材稿。在这个论文素材稿的基础上，提炼出2万字左右毕业论文初稿。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痛苦窒息的修改过程。我很早就提交全文，交稿上去，被萧老师几乎完全推翻。因为之前，我没有交过提纲，所以，整个论文的框架就被否定。经过几次重写，特别是与萧老师的仔细艰苦的沟通讨论，才构造出有一定像样的论文结构，几乎是萧老师就着原稿，一字一句提炼出来的论文提纲，是我初步学会到如何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勾勒出事物背后的逻辑，深刻体悟的哲学深厚的魅力。撰写论文必须懂得“取”与“舍”，收集资料的“博”之后要能“约”，不能“流荡不返”。撰写学位论文，纲目章节之间应该要有整体的、宏观的思考。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萧老师仍然不满意，具体说就是每个段落并不能够体现或阐明提纲的主旨。萧老师指出那一段不合要求，拿回来立即从论文素材稿中抽取相关内容，稍加修改，立即提交。当时，萧老师住在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我一个人住在天津新村，从南京的西北到东南，一次次地转多趟公交最后才能坐上9路公交（当时只有一班车，陡峭的坡，还没有降低，不宜骑车），还要走一段路。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以至于今天出中山门外还有阴影，就像若干年前路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去就会一股悲凉心情油然而起。以至于到毕业延期后，一直无能为力，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萧老师的要求，依然看不见一丝光明。这一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犹有一种渺茫、失落之感。每天的时间都为改稿子所占用；待稍有静心时、又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心浮至极。痛苦是不可言状的，无力是难以表达的，大概就是美国心理学之父、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揭示的“心灵探索的灰暗期” ，一度产生过退学的念头。但是，为了获得学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毕业论文做完，逼出一些思想火花。终于，萧老师网开一面，从关心后学、鼓励后学、到奖掖后学，应允答辩。同时也让我对哲学有一点入门的感觉，更深体会到萧老师善于将普通事物提炼到哲学高度的才能与特长 。这时，我才能理解萧老师是如何将我从哲学的负数拉到零，然后在从零拉到正数，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
然体系的构想
在我研究生三年级的第一学期，1985年10月17日，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扬子宾馆召开。在成立大会上，南京工学院萧焜焘做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主旨演讲，这是萧老师领衔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论”的构思纲要。该文依据当代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系统吸取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以来的学术研究，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一经典著作的阐发与发展，从而构造出独具特色的自然哲学体系。
萧老师构建自然哲学体系的思路是：物质论是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体系的总纲，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 生命论— 技术论”。宇宙论主要论述自然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论述宇宙演化的突变，绽开了宇宙的花朵—生命，生命孕育了宇宙的灵魂—人类精神；技术论主要论述自然生命自身中产生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如何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在宇宙自然的基础上创建了人类世界。这三个环节表现了“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是一个宇宙自然的大圆圈，这就是自然辩证法，也就是我们的“自然哲学”。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精神哲学的起点。它必然要继续前进，向第二个大圆圈过渡。该文后来以《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在《哲学动态》1991年第5期发表（第20-23）。
这个新体系的显著特征与是创新之处就是在这个体系中第一次将技术论纳入其中，而技术论主要是引用并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令我十分欣慰。
学术探索的成果
关于技术论的研究，我做的学术探索主要有如下成果：
我从《资本论》关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出发，根据自然的基本属性，建构了技术的三种形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功能的；根据黑格尔的“善的理念”“目的及目的的实现”以及“主观能动性”，恩格斯天才地提出“工业”概念，提出了技术的哲学定义；依据黑格尔的目的性原理，界定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边界；根据黑格尔关于中介的论述，揭示了技术从自然到社会、“把理想变成现实”（郭小川）过程中的性质 ；在钱钟韩先生“机电结合”的模型启发下，我从技术本质概观的三维度出发，提出了技术的形态模型，构建了技术的结构模型,并设计了技术转移的使用模型；提出了技术实践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特别是概括了技术引进的三种形态及其相应对策等新观点，终于使得萧老师网开一面，放一条生路，应允答辩。同时也让我对哲学有一点入门的感觉，更深体会到萧老师善于将普通事物提炼到哲学高度的才能与特长 。
我认为仅仅从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作用、技术是自然的能动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多维角度来透视，才能全面深刻滴把握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技术的内在实质是人类理智与意志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目的之上的统一。它不但有科学的理论研究的意义，更有行动的意义。
我对技术做出本质概观的三个维度：作为生产劳动技能的技术，作为变革自然手段的技术，作为人与物交互作用的技术。
在劳动技能的维度上，构造了“思维技能”与“动作技能”和谐匹配、完善统一的整体形态。其基本特征和谐完整，综合感知，自动调节，汉语中的“心灵手巧”就是最生动的概括提炼。
在变革自然的维度上，提出了技术的形态模型:技术是人类企图改变或利用环境的方法和活动，人对自然的能动过程；而人类周围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位一体的完整世界：物质为人类上提供生产材料，能量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材料，能量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劳动力，而信息奉献的则是关于事物运动状态变化的知识。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技术发展过程中，并相互渗透不可分割，从而体现了技术的社会特征．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一方面可以在整个社会的技术活动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它的发展代表了技术发展某一阶段的主流和趋势，并深刻地影响到其他方面技术的发展，构成社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技术基础--主导技术。主导技术是历史地为整个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产生的综合趋势所决定的。无论是先导技术，还是主导技术，大致上都是按照物质材料→能源动力→信息控制的历史序列变更的，它们交替带动着技术体系的更迭。这既是技术的历史形态，也是技术的逻辑结构。
在交互作用的维度上，构建了技术的结构模型。它是在对技术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动态综合，从而在更深和更广的意义上把握技术的本质。在技术的结构模型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变换过程，其中，“主体-手段-客体”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表现为物质和能量变换过程，有操作功能与动力功能两种功能；而目的与结果之间的信息变换则是技术活动中的有效调节方式，有目的确定（信息、逻辑、监控等）和目的执行（工作、动力和传动等）两种功能。不管哪个变换过程被阻塞、中断，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整个技术活动的破坏和失衡。技术形态的变化就是首先将操作功能与动力功能逐步转移出去交给手工工具、机器去完成，其次将目的执行任务进而目的确定任务转移给集工作机、动力机、传输机与控制机于一身的机器人去完成。
此外，技术本质还可以从目的性的从潜在到现实的过程来理解，自然科学是目的性的潜在阶段，技术科学是目的性的主导阶段，人文学科是目的性的自身显现。
依据技术论的学术探索，我写出《技术论》讲义。这是我花费了极大心血，吸取了国内外技术论学者的成果，结合我研究生两年研究收集的资料与撰写的初稿综合而成，强调思想性、逻辑性、科学性，兼及知识性、趣味性。
叶明的《技术论》讲义（1986年）
《技术论---一门关于技术人才素质培养的软科学》讲义共八章，再加一个导言、一个结束语，大约10万字左右。在此基础上，8年内发表19篇论文，满足了我晋升讲师与破格晋升副教授的论文数量与学术质量的要求。
导言：工科大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主要介绍课程的特点、要求与方法，阐明研讨课的教学方法。发表教学短文一篇 ，刊载在《江苏高教》（1985年）。
第一章 一个众所周知却又模糊不清的概念，主要讲解“技术”的涵义解析、词义探源、定义研讨，发表论文二篇，刊载在《科学 · 辩证法 · 现代化》（1987年）、《大自然探索》（1988年）。
第二章 一门方兴未艾而又源远流长的学科，主要介绍技术论研究生的史前史、历史进程与性质及其意义，由于这部分属于文献综述性质，没有能发表论文。
第三章 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课题，主要是阐明技术的本质探讨、要素分析与体系结构，发表相关论文五篇，刊载在《河北学刊》（1990）、《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江苏社会科学》（1993）、《社会科学》（1994）、《科学学研究》（1994）。
第四章 一个举世瞩目、议论纷纷的议题，主要建构技术发展模式与技术发展战略，发表论文三篇，刊载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86）、求索（1990）、《软科学》（1992）。
第五章 “技术立国”的关键途径，主要讨论技术引进与技术转移，发表论文二篇，刊载在《外国经济与管理》（1989）、《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0）。
第六章 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主要论述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美国与日本的案例分析，发表论文五篇，刊载在《国外社会科学》（1990）、《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中外科技信息》（1992）《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2）。
第七章、第八章 工程技术方法论主要是理论概述与方法举例，由于这部分内容是知识性、趣味性，没有发表论文。
结束语：努力做一名德才兼备、软硬兼施的现代技术人才，主要说明工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表教学研究短文一篇，刊载在《江苏高教》。
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我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所以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共12篇；第六章是在研读厉以宁在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的一个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开展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确定的主要研究方向，所以产生的学术论文最多，达到五篇；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要是依据教学逻辑、体系完整的知识性、学术性的内容，我只是比较熟悉但没有研究，所以，几乎没有能产生学术论文。
《技术论》在国内高校中只有极少数学校给研究生开设讲座，本科生课程几乎没有，无一本教材或学术专著可以借鉴。我利用毕业后的几个月，冒着酷暑，经过高强度劳动，编写难度很大的讲义，将自己独特的研究融进去的课程。由于没有注意到学生的兴趣与接受水平，再加上我第一次上课，教学效果不尽如意。
失去进入国家机关的机会
由于对技术论的研究，考虑到理论研究的实际上用途，我的研究兴趣重点转到科技政策领域。为此，我主动出击寻求国内著名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同时，我开始主动参与了一些国家科技政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研究的可行性论证，我独立承担了《第五代计算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课题研究。我依据《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有关论述，根据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际与地区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劳动力转移的数据，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背景下，劳动的性质与劳动者群体发生的分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边界愈加模糊；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数量、结构发生的变化，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因此，在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相关培训的条件下，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减少就业甚至可能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有了新特点，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吸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据此，提出了关于劳动就业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这项工作为后来的中国信息化的测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1985年初冬，我经朋友推荐，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面试机会。198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需求和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开展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坚持服务于国家、 服务于科技创新事业的方针，努力建设成为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宏观决策和管理、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可以说是，国家科委中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研究机构，没有之一。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理论上，整理我对《资本论》与实践哲学的研究心得；二是梳理了我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学术兴趣；三是收集了面试考官的个人背景。
面试其实就是我与考官的无主题漫谈。只有一个考官，时任国家科委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我主动套近乎，我知道名叫胡平的有很多人，我的朋友，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还有北京大学周辅城老师的研究生（当年以“论自由”闻名）。胡平说，还有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胡平。我们的交谈在很轻松的气氛下开始了。
胡平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学历与工作经历以及研究兴趣，我回答了他不少尖锐、深刻与敏感的问题。现在还记得几个主要的问题。
----你读《资本论》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说没有，那你读书的深度显然不够，又不是读金庸，看琼瑶。如果说有，我在政府官员面前对经典著作的不敬，该当何罪？我就以探讨的口气说了一个疑问，用学术语言可以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对称性问题”。资本的投入，风险巨大，而劳动力的投入较小，两者不对称，是不是意味着收益的高低的合理性，由此推导出剩余价值是风险的补偿，剩余价值具有的某种合理性，
----为什么对科技政策领域感兴趣？作为一个工科出身、后又转读文理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来说，数学家张广厚（1937年1月22日—1987年1月26日）有一句名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自然科学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我做技术形态研究，有一个基本理论与学术视角，就是马克思 “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以我自己的生活阅历，插过队，做过地质勘探，设计过电子终端设备，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哪怕肥沃的田地里，如果没有人去除杂草，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也不可能有好的收成；哪怕矿产丰富的地层里，如果不能精准的勘探，也不可能找到高品质的矿石；再强大的传输信号，如果没有解码器，还是不能识别出信号的内容。所以，科技政策就是我们有控制地促进与推动科技发展的有力武器。
交谈结束后，胡平在送我出门时，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当面大肆渲染《科学的春天》的文采与思想，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该文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的震撼，这不仅是真情实感，当然也是借机投其所好，拍一拍面试考官的马屁，以成功获得入职资格的目的。走下楼梯时，胡平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悄悄地说：“《科学的春天》是我起草的！”
我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胡平（曾起草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演讲稿）的亲自面试，而且经过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局局长吴明瑜、副局长邓楠等领导的同意，已经被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拟录用为科技政策研究人员。
不久，国家科委給学校发了录用通知，结果，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院校，根本不予理睬，学校以“我们只听教育部的”为由，严辞拒绝了。我的第一次特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机关机会的机会，就这样被无情地剥夺了。虽然无比可惜，更感到愧对的是，我辜负了邓副局长的一番苦心与精心安排。
被迫参加的课题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该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撰写了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
我的留校主要原因是参与萧老师领衔主持的科研项目。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史"是萧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在有计划书约束下组织一批人共同完成的项目。以前，萧老师的哲学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全部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没有合作者，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时间约束。萧老师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凭借黑格尔一本经典著作，既依托于它，又离开一点它，阐发自己的读书心得与研究体会，而且几乎都是经过几轮课堂讲授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这一次的《自然哲学》，虽然有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做模板，但是，没有讲授过相关课程，只是写过一些读书笔记，主要有：
关于空间、时间、物质与运动的哲学考察-—读黑格尔《自然哲学》笔记 ，教学与研究 1985年第6期，36-39
自 然·时 空·运 动----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20-27
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读黑格尔《自然哲学》笔记之一 ， 社会科学战线 1985年第3期 103-106
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战线 1987年第3期 59-64
关于物质范畴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0年第6期 2-14
《自然哲学》的作者群
这本《自然哲学》在框架上几乎完全有别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构建了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哲学体系，特别是首次将技术论纳入到自然哲学范畴之内，属于有较大原创性的合作著作。
我开始在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编译、收集资料大约50万字，构思出第四篇技术论章节提纲的主要部分（第一章除外）。提纲提交上去，显然未能达到萧老师的要求。其他合作者拟定的章节提纲，也都没有通过。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仅仅是概括原始文献资料，停留在科学层次上，没有升华到哲学层面；另一种是用一般复述哲学的基本名称，停留在堆砌哲学名词，没有深入到科学内部。这两种倾向，或是流于板实，或是失之玄虚，两者都不能显示出自然哲学应有的基本品性。我显然属于前一种，被原始材料牵着鼻子走，未能勾勒出文献深处的内在逻辑，在学科层次基本是从技术科学上升到了社会科学，但没有进入哲学层面。一直困恼我的如何将科学哲学化或曰哲学感问题，在修改提纲的三天讨论会期间，终于被王师兄有意无意地点醒：两极相通。在终日亲炙师教的过程中，我终于领略箫老师的治学门径，在箫老师的言传身教下练就自己的为学之路？
将科学哲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材料的具体，确定事物存在的合理，然后深入事物内部寻求自身内在的否定因素，进行哲学的抽象，最后再对这一抽象做升华达到思维的具体，阐明事物存在的另一种形态。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终点向起点复归，构成一个事物完整的过程。这是一个异化的辩证过程，呈现出多种模式与复杂形态，并非模棱两可的“既是”、“又是”的空洞与诡辩。有人用一连串圆圈运动来外在地描述，其实，内在的底层逻辑则是两极相通，先从某一极的客观存在入手，然后挖掘内在的否定因素，再对这个否定因素做否定，从而走向另一极，达到在更高层次上回归。
我们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确定了提纲，接下来就是执笔写作了。在提纲的指引下，我重新审视原有的文献资料，形成一个双层结构。底层是各门学科（包括哲学）对技术研究的成果，构成我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深厚基础。上层是我们拟定的章节提纲的逻辑，构成我们进行哲学创造的主要脉络，上下层并非一一对应。依据上层逻辑对下层基础做类似“六经注我”式的剪裁、加工与整合，融合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并做更深入的研究，打通文献与论著之间的思想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论著加以提炼、引申与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哲学观点，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一个人哲学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整合各门学科资源、最大限度阐明自己哲学洞见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即悟性。有了这种悟性，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清晰，能“看”到并把握事物的规律，厘清事物发生的逻辑起因和利弊影响，因为头脑里已经有大量类似的分析框架。
《自然哲学》的署名
1990年，我们关于自然哲学体系探索的最终成果《自然哲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可是，这本标注为“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学术著作，原本是我们在萧焜焘老师主导下集体研究成果，署名却是“萧焜焘著’。
《自然哲学》封面（1990年）
1990年,《自然哲学》作者徐启平、叶明、金一虹等三人对《自然哲学》署名提出异议。1992年，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的经过调查核实，还原了著作创意与写作过程，厘清了作者群各自的分工与分工，最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有益于署名纠纷解决的建议与意见：“鉴于《自然哲学》一书系合作作品，署名为萧焜焘著，或萧焜焘主编都是不准确的。争议一方起始提出“萧焜焘等著”的方案，本处认为符合创作实际，合情、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的调解意见（1992年）
这部有署名争议的《自然哲学》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多大的关注，远没有达到《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发表时候的影响，不过是浩瀚学术大海中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由于在跟随萧老师读研究生以及以后合作研究中，很多的学术交流中产生的观点，难免分清楚是属于萧老师还是我自己的.所以，为了避免知识产权的纠纷,从此，我决定不再继续技术论、乃至哲学的研究。作为代价与沉没成本，我付出了八年学习与研究的心血，并失去了在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的机会。当然，也是经历了最初的科学研究的训练，奠定了未来二十多年的学术基础与科研能力。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我开始运用从萧老师那里学到的哲学思维方法，转向信息经济、技术创新、高技术企业等科技政策问题，以后，又转向从事学习科学、神经教育学的研究。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我们相遇，师生一场，同事一段。我做他的研究生，跟他做哲学研究，接受他的教导与指点，试图跟上他的步伐。我几乎读过萧老师公开正式发表全部学术论文，包括文革前在《江海学刊》等刊物上，他从未提及，或许已不愿意认同。在他的学生中，可能我是唯一学过数理逻辑的学生，能读懂萧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王宪钧指导），了解他说话与写作的方式与逻辑。我自认为是很理解萧老师娴熟的辩证思维技巧，以及跌宕的悲催人生经历。但是，我不是萧老师的心腹，更不是嫡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平等对待，客气交流，我和他最心爱的长公子是很好的朋友。他上课，作报告，我总是去擦黑板，倒开水，执弟子礼。萧老师对我从未当面呵斥过，我对他从未仰视膜拜，更从未盲目接受，自认为仅仅是平视，一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干涉并容忍我从事非哲学的研究，允许我给报刊写一些时评，这些都为他所不屑与鄙视。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也没有默契，更不是对立统一。我们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刺激，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变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萧老师这样的哲学家。他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的演化方向。
俱往矣！古稀之年，得以回忆碌碌学术人生，又何其幸哉、乐哉！以往杀青一篇文稿，往往轻松、喜悦之情多于其他。而这次则这两种心情大减，代之以沉重和怅惘。斯人已逝，我也退出学术界多年，历史恩怨已经翻篇了。可惜，我们关于建构自然哲学新体系的探索， “后遂无问津者”， 没有人继续深化研究，后继乏人终成绝唱了。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叶明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426423-1504361.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