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贤是如何对待包办婚姻的？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关键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的核心任务可概括为破除封建桎梏、构建现代文明体系。这场运动通过"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明体系的解构，并为现代中国文明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塑造着中国的文化基因与社会结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个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包办婚姻发起了系统性批判与革新。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借"吃人"隐喻揭露包办婚姻对个体精神的摧残。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系统引入西方个人主义婚姻观，易卜生笔下勇敢追求个性解放的娜拉形象引发社会热议。陈独秀批判宗法制度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提出"个人独立人格"应高于家族伦理。李大钊将妇女解放与文明进程挂钩，断言"妇女不解放，中国文明就是半身不遂"。这种思想解构动摇了"父母之命"的合法性根基。

1921年湖南长沙赵五贞自杀事件引发全国讨论，《大公报》连续刊发20余篇评论，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称其为“万恶社会”的牺牲品，推动司法界开始受理自主婚约诉讼。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包办婚姻问题提升为关乎国家命运的社会革命议题，深刻动摇了传统伦理的根基，为现代婚姻观念与法律改革开辟了道路。《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首次确立婚姻自主权，《中华民国民法》（1930年）确立婚姻自由原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开始向现代契约关系转型。

让我们通过深入详细地研究几个案例，比较一下五四先贤是如何处理与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的关系：

鲁迅的冷酷

鲁迅（1881.9.25—1936年10.19）的原配夫人朱安，187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比鲁迅大三岁，父亲经商，家境优越。朱安的爷爷中过举，后在扬州当小官。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朱安没有读过书，不识字，5岁被迫裹脚。

1901年4月，鲁迅母亲去朱家“请庚”，为长子鲁迅定下与朱安的亲事，那一年朱安23岁。当时鲁迅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境贫寒。由于周家筹集不到定亲所需的礼金，鲁迅的母亲迟迟没有下聘礼。这一年，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南京市察哈尔路37号，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毕业了，鲁迅拿到了赴日留学的奖学金。不久，鲁迅正式赴日本留学。

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鲁迅对母亲的包办婚姻很不满意，但他是孝子，不忍让母亲伤心，便没有退婚，一直拖着不与朱安结婚。1905年，鲁迅通过母亲向朱安带话，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这时朱安已经27岁了，双脚是畸形的，根本不可能复原。再说旧社会一个女子，这么大年纪去哪里读书？朱家拒绝了鲁迅的要求。

1906年，媒人催促鲁迅母亲：人家姑娘等了这么多年，眼看就30岁了，你们周家不提亲，人家姑娘怎么活？鲁迅母亲只好向远在日本的儿子拍电报，谎称自己患了重病，将鲁迅骗了回来。为了照顾母亲的面子和身体，鲁迅没有反抗这桩包办婚姻。7月6日这天举行婚礼，鲁迅穿着新礼服，听从司仪的安排，顺利完成了繁琐的婚礼。朱安是鲁迅经过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是摆过酒席，有父母见证、有婚礼仪式迎娶的女人。

朱家对于嫁女非常重视，准备了一张精致的雕花婚床，其他嫁妆也非常丰厚。新婚之夜，鲁迅第一次见到朱安，对这个旧式女子没有丝毫感情。他在婚房里坐了一夜，心里非常悲凉，眼里一直在流泪。朱安感受到了丈夫的冷漠，泪水在眼里滚动。婚后第二天晚上，鲁迅睡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婚后第三天，鲁迅就离开绍兴返回日本留学。

当时周家的经济很拮据，靠收一点地租维持生活。婚后为了省钱，朱安将陪嫁丫头送回了娘家。朱安性格温和，逆来顺受。她觉得自己嫁入周家只有两个责任：一是生一男半女延续香火；二是照顾婆婆。朱安贤惠、善良，与婆婆相处很融洽，鲁迅母亲对这个儿媳很满意。

1909年7月，鲁迅结束日本的学业回国，在杭州教书。他住在学校里，平时很少回绍兴，即便回来了也不与朱安同房。某个夜晚，朱安终于忍不住冲进鲁迅的书房，从背后紧紧抱住他，哀求道：“请和我生个孩子吧。”谁料，鲁迅一听猛地推开她，脸色铁青，厉声呵斥：“给我滚出去！”

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教书，走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他坚持住在学校，为的就是躲避朱安。鲁迅对朱安始终冷淡。他白天教书写作，夜晚独居书房；朱安则恪守旧礼，每日晨昏定省，为鲁迅端茶送饭。生活中，两人唯一的对话，常以鲁迅的敷衍终结。

1912年5月，鲁迅被调到北平的民国教育部工作，朱安见丈夫一面更难了。鲁迅偶尔回绍兴，与朱安也无话可说。与其说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不如是一个帮他照顾母亲的佣人。

1916年，鲁迅的母亲迎来60岁生日，鲁迅赶回绍兴。这次他在绍兴住了4个星期，母亲逼他晚上住到朱安的房间里，但鲁迅没有与朱安同房。

1919年，鲁迅将母亲接到北平，朱安也跟过去照顾婆婆。朱安与鲁迅各住一个房间，始终处于分居状态。

1923年夏，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反目，一气之下鲁迅决定搬家，当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回娘家还是跟着一起搬家，朱安果断决定愿意跟随鲁迅一起搬家。朱安的职责就是做饭、搞卫生、照顾婆婆。朱安找了一个大文豪丈夫，但她给绍兴娘家写信，却要去找街坊邻居帮忙。可以看出，朱安在鲁迅心目中没有任何份量，朱安与丈夫有着深深的鸿沟。为改变丈夫的态度，朱安为他缝制布鞋、烹制家乡菜，甚至像他说的偷偷学一些字。

1924年，鲁迅在北平的西三条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一家人在这里安顿下来了。鲁迅患有肺病，病情发作时经常大口吐血，朱安就给他做流质食物，给他泡藕粉喝。鲁迅家里来了客人，朱安做好美食之后，只送出厨房，让鲁迅或者婆婆端过去。朱安知道，丈夫嫌她没文化、小脚，她不想在客人面前给丈夫丢脸。

1925年，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学生经常来鲁迅家中。许广平比鲁迅小17岁，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是鲁迅的学生。女性的直觉告诉朱安，丈夫与许广平的关系不同寻常，她的心里有一丝刺痛。

由于心理压力太大，1925年9月，朱安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医生一度怀疑她得了胃癌。鲁迅几次向医生询问朱安的病情，却很少在朱安的病房里停留，朱安躺在病床上，心里万分悲凉。

1927年1月，由于时局的原因，鲁迅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跟在身边当助教，兼广州话翻译。朱安与婆婆留守北平。在广州，鲁迅与许广平租房同居了。几个月后，鲁迅去上海工作，又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朱安觉得自己这辈子再没指望了，孤独和痛苦锥心刺骨，朱安经常纠结流泪到天明。

                   鲁迅手书

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降生。朱安觉得周家有了男丁继承香火，婆婆的心情会好一些。只要婆婆健在，鲁迅就

会回北平，自己依然是他名义上的妻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在上海病逝。到了抗日时期，朱安生计艰难，常常饿肚子，不过她从未变卖鲁迅的遗物。一直到1947年，朱安在北平孤寂离世，临终希望和先生同葬的遗愿也没有实现，葬于保福寺外且无墓碑。

鲁迅面对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虽接受但始终疏离。他与朱安形式上维持婚姻，却拒绝同房。一直没有解除与朱安的婚姻关系，但长期冷淡相待。鲁迅通过与许广平同居表达对包办婚姻的抵制。他称传统婚姻为“牺牲”，并在杂文中批判其对人性的摧残，但始终未与朱安离婚。

胡适的容忍

故宫博物院珍藏一张胡适的全家福：小脚妇人端坐于太师椅上，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地垂手立在两旁，他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这张照片构成新旧文明共生的隐喻。

胡适一家

1902年，11岁的胡适（8 91.12.17—1962.2.24），随母亲到姑婆（江冬秀的舅母）家看社戏。江冬秀的母亲见他长得清秀，又懂礼数，很是欢喜，有意招他做女婿。江家是安徽旌德县的名门望族，也是仕宦之家，经济条件很好；家道已经中落的胡家条件相对差一些。但是，胡适的母亲开始并不愿意，因为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而且属虎，命比较硬。在江冬秀的母亲坚持下，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就这样由两位母亲定了下来。

1904年，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在他临行前，母亲就让他和江冬秀订婚了。在无可无不可中，胡适接受了这份“母亲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对母亲的感恩和孝顺。他母亲年轻守寡，把他拉扯大，实在不容易，而胡适又是一个感恩和孝顺的孩子。

1908年秋天，江家办了嫁妆，胡家备了新房，要胡适回家成亲。胡适不愿意，理由是男子汉先得学业有成。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可情窦初开的江冬秀有点按耐不住了，也顾不得没过门媳妇的脸面，在家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到未婚夫家什么都干；还与未来婆母拉家常，拉进两人的感情。后来，为了照顾胡母，江冬秀干脆住进胡家。经过相处胡母也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所以，便开始催胡适早日完婚。

1917年，胡适完成博士学业，按母亲的愿望，从美国回来结婚。经历了漫长的十四年，在胡适 27 岁时才终于与这位“小脚夫人”正式成亲。胡适婚前与江冬秀没有见过面。

1918年冬，江冬秀从老家来到北平与胡适共同生活。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一个小脚女人，大字不识几个，从乡下来到京城，还走进了文人堆里，照理说应该怯懦，或者说畏畏缩缩才是，但江冬秀却没有，她反而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与京城的一帮子作家教授打交道，她不造作，不虚伪，完全以本色示人，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1923年，胡适到杭州疗养，在这里他遇到了“真爱”曹诚英。胡适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两间小房，与曹诚英过起了神仙眷侣生活。

1924年春，胡适回到北京，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也许江冬秀对丈夫的行为早有耳闻并做好了应对准备，或许是江冬秀天性果断、泼辣，总之，胡适要求离婚的话刚一说出口之后，江冬秀既没有痛哭流涕地哀求，也没有追问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她只是干脆利落地抄起了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

后来，江冬秀还撞见胡适与曹诚英往来，就威协： “你要还和她搅在一起，那我便到你的学校去闹，到《新青年》去闹，让蔡先生和陈先生，给我们母子做主。”胡适从此再也不敢提出离婚。  

江冬秀并不完全靠着彪悍作风留住胡适。江冬秀算得上贤惠的妻子，帮忙照顾着胡适的母亲，能烧一手喷香的“徽州”菜，对丈夫的起居生活更是无微不至，也很懂节制。她极重情义，胡适的大哥病重时，她悉心照料；胡适的弟弟患有精神疾病，两人就共同照料了他多年，直至去世；她持家有道，相夫教子恪守道妇，胡适可以安心做他的学问。

她曾花5个月时间回老家帮胡适把祖父母及父母的墓分别修成合葬墓。日常她关心着胡适的健康，只要他在家吃饭，就很乐意下厨做最可口的徽州菜来服侍他。每每外出怕他迷路，心细到在他的衣服内缝一个小口袋，放上零钱方便他应急坐车回家。

江冬秀对胡适的工作充满敬畏。在战争年代，江冬秀每次逃难，总是随身携带着满满数十箱沉重的书籍。因为她知道，这些书籍是作为学者的丈夫的命根子，是不能丢的。

胡适与江冬秀其实也有精神上的契合。江冬秀支持他专攻学术，经常劝说胡适“千万不可做官”。她在信反复中叮嘱：“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江冬秀爱胡适是发自心底，但是她从来都不卑微求爱，不管胡适的官职、名气有多大，她从来都不会刻意讨好。

晚年的胡适的身边有很多绯闻女友，徐方，洛维茨，陆小曼等人，但是他最后还是和江冬秀相依相伴48年。胡适和江冬秀，可以算是先婚后爱，订婚十多年都没有见过几面，可是婚后江冬秀不断和胡适磨合，他们把这场不被人看好的包办婚姻，过成了一段佳话。 

江冬秀以"悍妇经济学"打破封建婚姻的零和博弈，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劈出生存空间。胡适从抵触包办婚姻到公开称“冬秀比我更懂人间”，完成从新文化旗手到传统家庭守护者的身份转换。他们的婚姻证明，在时代剧变中，传统与现代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可能通过智慧碰撞出新的生存范式，责任伦理与情感需求的动态平衡，他们婚姻本质是“传统方式完成的现代革命”（唐德刚）。

              胡适演讲集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江冬秀和胡适逐渐磨合成了一对彼此依赖的恩爱夫妻，幸福夫妻。二人的包办婚姻之所以能够善始善终，不得不说，这里面有胡适天性善良的原因。李敖曾感叹说：“见过江冬秀，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张爱玲曾羡慕地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是罕见的幸福的包办婚姻。”唐德刚说江冬秀“成了传统中国最后一位福人。”婚姻的幸福，不在学历与地位，不在于形式是否自由，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守护它的智慧与勇气。

71岁那年，胡适走了，江冬秀伤心欲绝，一度晕厥，不得不接受离别。在安葬胡适之时，她将胡适的初恋情人韦莲司的照片，放入了胡适的棺中，大概是希望他的灵魂不至寂寞。13年后，85岁的江冬秀也走了，和胡适一起合葬。

傅斯年的决绝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1896年3.26—1950.12.2），字孟真，祖籍山东。傅家是书香门第，明清聊城八大家之一，兴于明朝，盛于清朝。匿迹于民国晚期。傅斯年先祖傅祥是傅氏聊城分支的第一代人，参加清朝开国科举考试成为状元。自此以后，傅氏家族都是官宦之家，后人仕途之路正式开启。

傅斯年继承了家族优良的基因，自小带有慧根，尤其是在国学方面极具天赋。傅斯年早年丧父，他的功课主要都是祖父和母亲教导和监督的。在祖父和母亲的熏陶下，傅斯年的国学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父亲学生的帮助下，傅斯年开启了天津求学之旅，学习西方课程。1911年12月，不满16岁的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萃结婚，这是一桩包办婚姻。丁蘸萃长得并不丑，而且还略通文墨。接受新式教育的傅斯年，不想结婚，但是母命难违，而且给他安排婚礼的是祖父。所以，傅斯年哪怕再不愿意，也只能和丁蘸萃结婚，一直保持着这段婚姻20多年。他对自己的妻子真没什么感情，只能选择逃避。读书期间，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脑袋灵光而又刻苦认真的傅斯年，一直勤于治学，不负众人所望，18岁考入原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预科，20岁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8年凭借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大学时期，傅斯年备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学大师刘师培等人的器重和青睐。傅斯年曾任学生会会长，结交了一群仁人志士，他们在历史的变革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毛泽东赠与傅斯年的诗手书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因为他是《新潮》（《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主编，“五四”游行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北京大学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力排众议，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

傅斯年在出国留学之前回山东老家，泡了两个月的“温柔乡”后，立场明显松动软化，他对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恋。

25岁的傅斯年先去英国留学（1919-192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等课程，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生院，研究领域扩展至数学、物理，并接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以求科学救国。离开英国后，傅斯年前往德国留学（1923-1926年），在柏林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比较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演变与考据，为其后来在史学、考古学领域的成就奠定基础。同时，傅斯年兼修哲学，深化对中西学术思想的理解。傅斯年深受同学陈寅恪、俞大维等学者影响，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科学理论，形成“通才”特质。傅斯年通过英、德六年的跨学科学习，融合科学方法与人文考据，塑造了其独特的学术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

1926年，傅斯年回国后，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推动殷墟甲骨发掘、明清档案整理等重大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先知先觉的傅斯年，手执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

傅斯年对包办婚姻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积极寻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傅斯年和丁馥萃在一起的时间，都在商讨离婚的事情。当然，丁馥萃自然是不同意的离婚的，在傅斯年出国求学期间，丁馥萃侍奉傅母尽孝。在婚姻存续20年的时间，傅斯年和妻子都在进行一场拉锯战。

1934年夏，傅斯年下定决心了结这桩封建旧婚姻，通过胡适和丁文江的斡旋，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贷款作为分手费，当做“青春补偿费”交给原配丁蘸萃，这桩维持了22年的封建旧婚姻才画上了句点。 离婚后丁馥萃一直未再嫁，傅斯年对“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

           俞大綵与傅斯年

出人意料的是傅斯年追寻幸福的速度实在太快，在好友俞大维的介绍下，认识了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同年8月，傅斯年与比他小十岁的俞大綵结婚。这位出身绍兴名门的新女性，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不仅精通英文，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俞大綵的父亲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培养了程潜、唐生智等民国将领，母亲则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

俞大綵贤淑聪慧，不以名门望族自居，也不强势要求傅斯年迁就她。她给傅斯年带来温暖和幸福，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是他的“佳偶”与贤内助，释放他的工作效率，可以心无旁骛从事学术研究。傅斯年与俞大綵从自由恋爱到结婚生子，度过了16个春秋岁月，虽经历“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换来“夫妻恩爱万事兴”，成就了一段佳话。

抗战初期，出于安全考虑，傅斯年不得不让俞大彩带儿子前去投奔娘家。在这期间，俞大彩一人带着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对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还专门画了一幅儿子行程图，来记录俞大彩和儿子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傅斯年此举，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俞大綵为自己所受的苦。大户出身，且从未受过经济之苦的俞大綵，在这段时间真正难受到了困苦的滋味！俞大綵在回忆与傅斯年在重庆郊区山中养病的情形时说：“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但即便家里已经没米下锅了，俞大綵仍会偷偷瞒着傅斯年到处筹钱，生怕影响傅斯年养病。傅斯年病愈之后，再未让俞大綵借过钱。虽然一家的生活不再如之前那样艰苦，却也同样捉襟见肘。

可贵的是，夫妻俩始终相濡以沫，俞大綵对于这种生活，也从未有过丝毫怨言。傅斯年虽一直不间断地生病，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与俞大綵相互加油打气。平日里，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兴的事，他们总是互相分享着，细细咀嚼着，仿佛他们生命里，除了幸福快乐再无其他。傅斯年与俞大綵的境界，让人钦佩！

作为第一批接受新思想的代表，傅斯年对女性有着额外的尊重。他支持俞大綵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台湾大学任教时，主动帮妻子整理教案。当学生问及"傅师母是否也治学"，他总认真纠正：“要称俞教授”，她在外语系的成就，不输任何学者。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操劳过度并发脑溢血死亡后，俞大彩肝肠寸断，怎么也想不到，相伴才16年的傅斯年，竟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傅斯年与俞大綵在困苦中始终包容、理解，用爱谱写了传奇！

综上所述，五四先贤三人处理包办婚姻的方式折射出不同价值观：鲁迅的冷酷体现新旧撕裂的痛苦，胡适的包容展现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傅斯年的决断则彰显个体自由的觉醒。这种差异既受个人性格影响，更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民国知识分子婚姻观的复杂图景。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深刻反映了新旧文化冲突下的个人选择与社会变革的张力，这种挣扎恰恰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中知识分子的探索与局限。他们的实践虽不完美，却为后来的婚姻自主观念奠定了基础，不仅是对封建伦理的宣战，也为现代中国的性别平等开辟了思想路径，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