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机会拜读《中国文化精神》(张岱年、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一书。两位学者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做了详尽比较，对于中国文化体系、发展、争论和主张都做了许多精妙的论述。本文只是摘录其中部分观点，是该书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成就”方面简短的读书笔记；因为个人理解原因，如有理解不当或错误之处，还请大方之家指正 ----

    人类文明是在上古时代不同地区独立发展的。根据考古学研究，独立起源的文明(或称第一代文明)有九个，分别是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爱琴-米诺斯、南俄、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也有人说是六个，其中不包括爱琴-米诺斯、南俄，把奥尔梅克、玛雅说成墨西哥)。不过哪种说法, 中国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中独立而重要的文化。而众所周知的是，只有中国文明得以继承发展至今。美洲文明在殖民主义冲击下濒于灭绝, 两河文明、爱琴-米诺斯、印度文明历经多次外族入侵, 被埋压于后起文明而成为考古研究对象。中国文明绵绵不绝发展至今，最雄辩的证据是文字。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规律是, 语系不同的民族继承或输入前代文明的一个结果是出现拼音或准拼音文字，而汉字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变迁，是连贯的继承。

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本土，还扩散岛东亚如日、朝、韩、越等，形成中国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与基督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统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在世界历史上，文明中心经历了三次大转移。在奴隶制时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封建制时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在资本主义时代，贡献最大的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欧和美国。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高峰”，主要的论点和证据分四方面，本文从书中的观点整理如下。

1、 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而那些都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因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根本不可能有，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的殷商时期奴隶主是笃信宗教的，诸事都要求神问卜。西周的统治者们智慧之处在于，他们表面上继承殷商的宗教，而自己骨子里并不相信，他们的信条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因此彼时西周统治者们在宗教外壳下就已经明显孕育了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而到了西周末年，“天”的权威日益衰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终于破壳而出，独立发展起来。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在理论形式上与近代西方相似，要把鬼神生死之类宗教问题置之度外，例如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许多思想家，采取了无神论立场，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如讲人类是(天地人)三才之一，讲人有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是“天地之心”，人能够“裁程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参天地、赞化育”等。而哲学家老子、庄子，更是把“道”抽象出来，抬至宇宙本体的高度，即宇宙普遍规律、最高原理。荀子则主张以道为“衡”，即主张以已知的法则、规律为准则来衡量一切。韩非则说“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当然，这些理性主义观点，在两汉时期曾受到严重挑战，彼时谶纬之学一度盛行，南北朝时期佛道泛滥；不过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有力回击。宋、明之后，儒家之学日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中国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无神论和唯物论的传统, 从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到张载的“理皆在物”、王廷相的“理载于气”、王夫之的“天下唯器”，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特别是王充的《论衡》，更是无神论的光辉篇章。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把论证上帝、灵魂作为重要课题，而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宋、明的哲学中，唯心主义则与无神论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

中国的传统哲学有辩证思维的传统。周易、老子、庄子、杨雄、张载、朱熹、王夫之都有精湛丰富的辩证思维命题，而诸子百家如孔、孟、荀、庄的思想中也有辩证法的因素，即对立统一观念。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也有缺陷，但是在批判无神论方面却相当有效。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即现象与本质统一，因而如佛教那样以世界为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坚决排斥。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体和过程，因而不接受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以及与此岸世界完全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的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之间的统一性，以宇宙本体作为道德最高准则或标准，强调求知与修养的一致性、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性。这样就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区推行道德，而在西方推行道德则是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中国，总体而言，只有在相对缺乏文化教养的大众中推行道德时才一定程度上允许、容忍或扶持宗教，在受到儒学熏陶的士大夫阶层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同时，社会也不必依赖宗教去论证政治，避开了政教合一、政权依赖于教权的局面。而这种生活与道德的统一，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中国传统哲学曾试图把唯物论贯彻于历史观，这种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留下了唯物史观的思想，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是相通的，因而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哲学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大力推崇。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不仅为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属于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对于21世纪民族振兴和腾飞也将具有深远意义！

2、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李约瑟的研究，中国科技在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与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从东汉到元代)保持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水平。

中国的成就主要在天文、数学、地学、生物学、医学几方面。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代对于天象的记录连续、完备而准确(例如关于超新星的记载)，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历法、天文仪表等。考古学发现，十进制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原来人们认为十进制是古埃及发明的，现在知道这是一种误解(令本文作者感到汗颜的是，作为一名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居然不知道是中国古代学者发明了十进制计数法)。最迟在殷商时期，中国已经具有完善的十进制系统；中国(刘徽、三国时期数学家)还最早提出了负数和正负数的运算法则；中国(李冶、金元时期数学家)还最早发明了天元术(即求解一元方程)等。在地学方面，中国地图学元早于古希腊、绘图精度更远超古希腊；中国最早发现石油；地震观测历史悠久，中国的农学和中医药学更不必多说；中国还是炼丹术(化学的原始形式)的起源地，火药的发明就是炼丹术的一个成果。中国古代在力学方面成绩一般，在电学、磁学、声学方面领先于西方。

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比科学方面更大、更显著。李约瑟有一个幽默，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列举中国关于机械和技术方面的世界之最时讲了26项，并补充说：“我写到这里就结束，是因为26个字母已经用完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于西方开近代文明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例如，欧洲人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纸张的发明对于教育、政治、商业的发展促进极大；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过去只有僧侣才能接受相对高级教育的社会结构，导致以教会为龙头的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在唐代就把火药用于军事，在宋代战争中已很普遍，而火药技术传入西方直接导致了贵族阶级在社会中的衰落(因为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指南针的发明，导致世界的航海业成为可能。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一个容易误解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用和经验的特征为主，不具备现代形态，但是完全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粹的科学思想，也不能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限于科学资料的积累和技术发明。进入20世纪后，中国科学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道家对于大自然的思考和探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古代长于分析和实证，中国古代长于整体把握和直觉体验。据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笛卡尔以外，在近代如汤川秀树、尼尔斯-玻尔等物理学家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政道先生于1999年松江举行的日本物理学秋季会议上提出，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searching for the smallest; 而21世纪物理学的主流将是searching for the holism. 这里holism 强调是把系统看成不可分割的各部分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整体的思想，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能孤立地理解，而需要在整体中来研究；这与老庄思想等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3、 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的特点不同于科技和政治，与物质文化、思想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因此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评价的方法论略有不同。文学艺术是从认识改造世界活动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主要以身心享乐为目的，因此要百花齐放，要不断推陈出新。

在哲学、宗教和科学这些方面的呈现方面，文采当然也有意义，不过那里的文采只是“载道”的工具，而诗歌、散文这样的文学作品，文采是至关重要的。文化有三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其中艺术文化的特点在于它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不是简单结合，而是有机交融在一起并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内容，艺术文化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艺术价值是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艺术的形式具有强烈的民族和时代性，差异很大，甚至难以沟通，例如中国的书法艺术只能在汉字国度中产生，而书法艺术又与诗歌、绘画、园林艺术交融在一起，使中国艺术在形式和风格上独具一格。

黑格尔根据艺术中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相互关系的变化来建立艺术系统，后人在此基础上把艺术文化分为七方面(如音乐、诗歌、绘画等，详略)的光谱式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在这些形式系列中应有尽有，而且都有很高的造诣。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据语言学家统计，中国境内语言有129种，分属五大语系。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神话不同导致文学艺术之间的差异，而中国古代对于来自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兼收并蓄。据考证，唐代乐舞种的十部乐就有九部来自外域或少数民族。即便是汉族语言，也有七大方言(官话、吴、赣、客家、湘、闽、粤)，每个方言又有许多亚方言，从而为艺术(特别是戏剧)带来地方特色，中国的地方戏曲剧种多达数十种，而民歌小调更是千姿百态。

中国传统文学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创造手法和流派的多样性上。《楚辞》中有许多上古神话故事，《左传》、《史记》中有许多文辞优美的历史散文，《庄子》有许多汪洋恣肆的哲理散文，诗歌方面有浪漫的李白、深沉的杜甫。小说中有《西游记》那样的瑰丽神话、《三国演义》那样宏伟的历史画卷、《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那样的世态描述。现实主义作品见长于在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反思，而浪漫主义则见长于对现实的升华和补充。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在中国整个文化大系统中的地位很高。例如西汉、西晋时期都把歌赋作为图书分类中单独的一类，后世分类中的“经史子集”四类中的“集”部指的就是文艺类，清代把中国学问分为义理、考据和辞章，其中辞章指的就是诗文。文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制度中，所谓“六艺”中的“乐”指的就是各门艺术。在这种思想和制度影响下，文艺也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在唐代的“进士”科着重诗赋和时务策，博学宏辞科则为专设；后来科举制度不断演变，不再专设诗赋科，诗赋依然是科举的重要内容之一。科举对于诗赋的偏爱就是读书人的指挥棒，这导致中国的普通读书人和士大夫都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在全部图书中则占了很大比例，影响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帝王到各级官吏都崇尚风雅，有许多帝王甚至成为著名诗人或艺术家，如三国曹氏父子、后唐主李煜、 宋徽宗赵佶等。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中，最早发展和繁盛的是抒情诗，也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由于其正宗地位, 小说、戏剧、散文、书法、绘画、乃至园林等文学艺术形式都受到它的支配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讲究风骨，如建安诗歌的刚健遒劲，右军书法的雄劲浑厚等。中国传统艺术还讲究气韵传神，绘画要求形神兼备。儒家文化则讲究中和之美，如音乐和诗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以其自身特异性为世界文艺增色，成为世界宝贵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技巧技法对世界文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 政治智慧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直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制度在同西方近代文化冲突中打了大败仗，并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崩溃而崩溃。近百年来，国人对此口诛笔伐，少有肯定。而到了今天冷静回顾历史时，应该承认的是，中华先人们近两千年来在这方面的伟大建树。

实际上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时国家统一、国防巩固、社会安定也是必要的。然而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交通落后，加之皇帝的位置太诱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历代政治家费尽心机，不断完善制度的细节。

科举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为建立匹配的官僚制度摸索数百年的产物，这种制度虽然也有弊端，但仍然是中华民族在制度方面的一大创造，在17-18世纪受到欧洲的高度评价和效仿，从而导致所谓的文官制度。在古代中国，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相辅相成，其中官僚不能世袭，也无世袭领地。早期选拔官僚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演变为科举制。所谓察举制，是官员推荐选送后经过考试授予官职，因此就容易形成举主与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容易形成利益集团，最终形成门阀世族特权，导致内忧外患。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封建国家开始重振中央集权，从隋代开始采用科举制，录取标准是重策试而不重德望，这种制度经历代完善，成为国家选拔管理的基本制度。显然，科举制比察举制有明显的优越性，由此国家收回了选用官员的大权，结束了门阀世族垄断官场仕途的局面，而且国家可以由此把各阶层的优秀人才网罗进来，为出身低微的才俊之士提供了进身之路，并保证官员有一定文化修养，提高官吏素养和行政能力，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当然，科举制也有弊端，早期科举分科(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取士，明清则只剩下进士一科，把读书人引导至不切实用的虚文方面，而对于官员所需的各种学问反而不重视；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呆板，要考生死记硬背经典，死守格律、策论成为陈词滥调，而最糟糕的堪称僵死刻板的八股文，必须代圣贤立言，不准有自己的主张。科举制度程序繁琐，考试几年一次、读书人需要逐级考试，时间很长；而且能入选者很少，即便入选，真正获得实际官职者比例也很低，这导致出现了只会考试别无所能的知识阶层，这些人无官可做、甚至无书可教，只能浮食寄生。

中国古代政治中，君主集权，同时也与各级官员分权和制约。秦代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其中丞相纵览行政，位高权重；为了削其权，汉武帝重用宫廷内的文武侍从之臣，这些人虽然不是正规行政官员，但是毕竟在皇帝身边的人，影响大。这样就形成了外朝官与文武侍从之臣对峙；而在东汉，那些侍从之臣掌权，丞相反而成了虚衔。唐朝改革，形成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制度，但是执行起来，宰相大权在握，构成皇权的威胁，为此又继续改革，明代干脆废掉丞相、废掉中书省，尚书省等部门直属皇帝。后来虽有内阁，其地位则相当于秘书班子，再也无法对皇权构成威胁。为了对付皇族自身的亲戚来自君主专制权力的威胁，代的储君和诸子不担任行政军事职务，藩王不能干预地方行政，外戚只能得到“勋官”，没有实权。这种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做法，有效避免了篡逆或分裂割据。

目前，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也绝对不是说它的经验教训毫无价值可言。历史经验表明，权力过多过大长期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可取，而简单分权放权也不可取，容易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在西方，所谓三权分立实际上源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一旦做得不完善，形成权力会畸形发展，而所谓议会则沦为清谈馆，例如法西斯主义就是恶果。在中国，为了完善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隋朝始设监察御史，宋朝把监察官和谏官合而为一，同时具有监察和讽谏任务，这种制度给了一部分官员对于朝廷大政方针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君主专制的不足，这也是中国古代在制度文化上的首创。

5、 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封建时代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时期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而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中国的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物质文明世界一流，文学艺术则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在近两千年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建设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显示出极高的政治智慧。

回望历史文化，抚今思夕，令人感慨万千。当今我们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时代，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学大师张岱年与程宜山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成就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不仅在内容上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引导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们的观点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国家乃至个人的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