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使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重新分析古代典籍，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见解，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这个观点的大意是：现代的文化或历史叙事，是不断累积形成的。最初一个简单、模糊的历史事实（第一层），被后人作为历史素材进行二次加工，进行完善，并在取得一定社会影响后，便取代了原有的简单事实，从而累积成为第二层。而这一层的历史叙事，被后人再次当作历史事实进行二次加工，取得一定的社会认同后，又作为一个新的层次累积下来。如此，历史叙事层层累积，不断演进，最终形成了今天纷繁复杂的历史叙事（故事）。
从文字本义角度，运用经验、逻辑和现代常识去推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周易》的文本含义。然而，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周易》的理解便存在困难。孔子的弟子大多并非从小接受严格教育的贵族，而是出身市井之中，因而素质良莠不齐。例如颇负盛名的子夏，周旋于诸侯之间，为塑造、维持高人形象，其招摇撞骗之举在所难免。《象传》极有可能就是子夏或其弟子所书写的。
如果说《象传》只是用神秘学对《周易》进行谶纬解释，其胡诌也就罢了。自春秋以后，儒学后进在前人胡诌的基础上，又通过【注】、【疏】等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凭空想象和臆造，甚至形成了一套庞大体系。到了宋朝朱熹那里，这套体系已经变得系统化、完整化，形成了所谓的“象术结合”。
到了现代社会，《周易》已经成为国学骗子的重灾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蕴含着‘层级臆造’的文化积累底蕴。换句话说，不是现代的骗子才瞎编，古代人也瞎编，只不过后人一级一级的都相信前人伟大而终极正确，把崇拜古人当作信仰。这样反而凭空创造出一整套文化体系来，这套文化体系缺乏反思，崇古贬今，处处都是逻辑冲突和矛盾，不容许反驳，俨然就是宗教，所以马克斯·韦伯将其称为“儒教”是完全合理的。
这就是《周易》解释中体现出的层级累进所形成的文化现象。
《象传》成书于春秋时期或更晚，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成为儒学对《周易》进行解释的主流甚至唯一正统。到了西汉以后，人们已经将《象传》等称为《十翼》，成为《易》的一部分了。于是学者在解释《周易》时，便也需要解释《象传》等《十翼》，发挥各种想象来合理化古人言辞，从而在胡诌的基础上进一步臆造。
我们注意到，对《周易》进行解释的历史叙事就是这样。
我们就拿《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为例。
东汉王弼的解释王弼在《周易注》中是这样解释《屯·六三》的：
“三既近五而无寇难，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见路之易，不揆其志，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几，辞也。夫君子之动，岂取恨辱哉！故不如舍，往吝，穷也”。
译文： 六三爻在卦象上靠近九五，却没有遇到寇难（即没有直接的威胁或冲突）。六四爻虽然也紧邻九五爻（“比五”），但它的志向（意愿、目的）却在初爻（“其志在初”），不会阻碍或妨碍其原本的道路的。可以顺利前进，不会遇到“屯邅”（即困难重重、停滞不前）的情况。如果只看到道路的顺利，却不顾及爻位本身的志向，那么贸然前往（指六四爻强行追求九五爻），必然不会被接纳，因为九五爻与六二爻已经相应。这和没有深思熟虑就去追逐猎物有什么区别呢？即使看到了猎物，若没有周全的计划和思考，只是徒劳地进入森林，又怎能捕获猎物呢？“几”字正有此警示之意。君子的行动，难道会是自取悔恨和耻辱的吗？所以不如放弃，因为贸然前往只会导致困顿和绝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王弼为代表的东汉学者，已经完全放弃了《周易》的文学性，将其庸俗化，只作为占卜工具。
当时已经有了阴阳学说，长横被称为“九”，属性为阳；两短横被称为“六”，属性为“阴”。同时，奇数爻的位置为“阳位”，偶数爻的位置为“阴位”，即“阳卦奇，阴卦偶”（《系辞》）。
《屯》卦的六三属于阴爻，处于阳位，位置被视为不正当；同样在阳位的九五是阳爻，位置被看作是正当的。所以王弼说“三既近五而无寇难”，意思是：六三的位置虽然靠近九五，但由于其位置不正当，所以没有对九五构成威胁。
然而，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六四爻比六三爻更靠近九五爻！
于是王弼便不再从爻位解释，而是转而从爻辞内容进行阐述。《六四》爻辞“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似乎是褒义的；而《六二》和《六三》的爻辞似乎看不出褒义。只有《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似乎是褒义的，是吉祥的征兆。所以王弼认为“四虽比五，其志在初”。也就是说，六四虽然更靠近九五，但其内容和初九是类似的，因此“其志在初”。
正是因为“其志在初”，《六二》中所讲的“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这些负面表述似乎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所以王弼才说“不妨已路，可以进而无屯邅也”。
《九五》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中“大贞凶”一词明显是贬义的征兆，这显得过于突兀，难以解释。于是王弼便说：“五应在二，往必不纳，何异无虞以从禽乎？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 他的意思是：《九五》的“大贞凶”只能在《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中找到对应的关系。《六二》爻辞明明是在说求亲，既然求亲也没有用，这不就和没有考虑好就去追逐猎物没有什么差别吗？就算进入到林子里，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可以看出，王弼根本就没看懂《屯》卦到底在说什么。
他看到“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就觉得求亲是失败了，然后将这句爻辞强行与“即鹿无虞”联系起来，暗示不考虑好就去求亲，难怪会失败。通过这种方式，王弼将《屯》卦内容牵强地结合在一起，听起来似乎还有一点道理。
然而王弼并不知道的是，这次求亲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的。
《诗经·大明》中记载：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民国学者王国维、顾颉刚等考证出“帝乙归妹”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最后将妹妹替换成了已经成年的妻妹。《大明》中的“缵”就是后继者的意思。而且，求亲活动也不是周文王主动的，而是商王强迫文王做的，后续的《归妹》卦就照应了这个故事。所以说，王弼的解释完全是胡诌。
王弼的臆造或许尚可理解，毕竟他对《屯》卦中“虞”字的理解，即将其视为思考、考虑周全的意思，仍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他之后的儒学解释者却在他这种臆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杜撰和发挥。
下一篇博文我们将继续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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