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三个维度
迄今为止，三星堆文明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尤其是青铜文明的来源。那么，如何客观科学地揭示其客观真相？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图1），曾经有一篇文章“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2021年04月12日14版《光明日报》）为我们指出了方向。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交流图片
法国时间2025年7月12日晚，在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四川省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承办的“考古遗产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边会在巴黎举行。现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霍巍以三星堆和金沙等遗址为例，分享了四川考古遗产保护实践的生动案例。
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用霍巍教授的话来说，是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他举例说，大家都很期待在随后的三星堆考古中能够发现文字，从而一举破解三星堆之谜。事实上，这仍是受到传统观念引导：凡高度发达的文明就应当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三星堆为何没有？如果没有发现文字，那特色鲜明的三星堆文明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吗？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观察三星堆，去看待已经出土和即将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从而走向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科学之路，在当前至关重要。
他认为，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
第二个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以往也未见出土过，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现在看来，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来文明？这也是当前最吸引眼球的议题之一。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而忽视古蜀文明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已具备充分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后来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事实上，早在年代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已有若干物证表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所以，若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样也曾辐射和影响到域外的古老文明（如丝绸的早期传播），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无法排除，只是对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证来加以证实。
的确，三星堆考古还在继续进行中，无论还会出土什么超越“常识”的器物或者考古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而从上述三个维度去认识和走进三星堆，或许是揭开其神秘面纱的科学的必由之路。
这里，根据霍巍教授第一个维度的视角：如果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文明的创造性发明，其实证结论需要获得铜矿遗址、铸铜技术、古蜀信仰文化等完整性的系列证据链条。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铜矿遗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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