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针灸在今天所受到的世界范围的关注程度，实属空前。同时，为业外所不解的是，针灸业界、学界对针灸未来应用与研究的何去何从又相当迷茫，究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其中一个根本因素是，对传统针灸认识不清。不能清晰认识自身，又如何准确把握发展方向？那么，怎样认清自己？“从其哲学思想而论，如中医学的自然观、人体观，几乎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缩影”，“认知模式是中国传统认知模式的代表”[1]。由此，余英时等学者，都将中医、针灸的思想观念，称为“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2]。所以，对于针灸，仅从具体的知识、技术是难以解释清楚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思想观念的层面，做深度研究和阐释。树剑的这一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就是循此理路，探求理解和认识针灸，进而明了前行方向的力作，且其面世也堪谓逢时。
树剑2006年开始在我这里攻读博士研究生，而相识则是在此前10年的硕士期间，那时我教授研究生课程“古代针灸学”（后称“针灸理论研究”）。树剑好学勤思，于针灸内外广泛涉猎，对人文社科尤其兴趣浓厚，这些领域的知识、理念、方法，也正是研究针灸文献与理论所需要的。因而在我所主持的科技部项目“针灸理论文献通考”研究中，请他承担了先秦两汉文化典籍中有关资料收集、整理和针灸理论基本概念术语的文化背景研究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本着“正确阐释，既彰经典又益临床”的认识，他以“《内经》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的书写一改理论研究惯有之艰涩，娓娓而谈，答辩亦获得一致好评。基于这个研究方向，树剑又进行了与医学史、科技史、科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拓展，从历史与社会、文化与思想等角度深度开掘，笔耕不辍，十年之后，终结硕果
实际上，大约在两年前树剑即已完成了此书初稿。2017年浙江衢州的针灸会议上树剑带来书稿，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主要就书名和结构等交换了看法。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全书面貌，正如其绪论所说，是“从概念到理论到学术史”，这既是其书内容的书写理路，也是针灸理论及其思想观念研究的方法路径。至于为什么以及如何这样研究，作者于绪论和各章都有展开，此不赘述。只想强调的一点是，思想观念的高层面研究。大跨度的学术史研究，要能言之有物，有所创见，而不是流于空泛或亦云步尘，必须基于对原始材料的扎实挖掘，需要的仍是“采铜于山”的过程、方法与精神。
这里仅略举数例。如考证任脉名之义，“任字出于壬”，而有“任负之义”，认为“基本义项为任抱，从名、义上提示了任脉的本来含义，即行于人体腹前的脉”。这个释义不仅立论有据，而且显然更具涵盖性。镵针，基于其形制与功用，考证“镵”字也用于指一种农具，提出（镵石、镵针）及“镵血脉”或导源干农县、农耕。其视野扩展至农耕文化，其推测也县启发性，丰富了有关针刺疗法、针刺与脉的关系等来源、形成的认识。对针刺消毒史的挖掘、梳理和论析，将这个不甚起眼的问题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分析针刺（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在古今中西剧烈碰撞中的博弈过程及观念意识迁变等，由此折射和思考针灸的现代之路，其立论“针刺消毒，在近代医疗史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话题”令人信服。个人认为，这个题目的研究，在问题意识、认识角度、挖掘深度上，都颇具示范意义。针灸现代临床学派，既反映现今针灸应用丰富或发展的一面，对其考察也“可以一窥当前针灸发展困境与可能之走向”；其中对学派的划分，作者指出针刀、干针、浮针三法的共同基础在于解剖学（原理），故可称“解剖学派”，对本质特征的抽提概括尤见功底学识，也突破了针灸流派、学派分类与研究的一般视界
很赞同书中这句话，“医学文献、理论与学术史研究不仅关乎遥远的过去，更关乎学术发展生生不息的现在与未来”。这一认识，决定着作者书中研究内容的着力点，不仅明了“古人针灸治疗思想形成思路”也为“建立新的学术理论体系”提供研究基础。最后，也期待树剑在未来运用包括人文领域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关注影响针灸理论更复杂因素的研究中，有更多新的思想史发现，繁盛这块学术园地。
赵京生
2019年9月3日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绪论：从概念到理论到学术史
1
以《黄帝内经》（或简称《内经》）成书为成熟标志的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一经形成，便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直到今天，我们学习针灸、应用针灸，还多是以《内经》中的经脉、腧穴、刺法与治疗理论为规范。这一方面说明针灸经典理论的相对成熟，另一方面，与我国古人的尊经传统不无关系。按照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一种文献称之为“经”，便有了近乎神圣的意味。后人可以作注释，但基本上不可以去修改了，这也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文献层层累积的特点。《内经》便是中医学中这样的经典，其理论也成为代代遵循的宗枝正脉。
我们已经近乎习惯了对《内经》的遵从，医学实践的理论依据追溯到《内经》便认为找到了基石。无疑，《内经》对中医临床与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去引用《内经》中的表述。即便是对同一问题的表达，《内经》中不同篇章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在一篇之中即有不同作者的手笔。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优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
理论构建的基本元素是经典概念。《内经》时代久远，文辞古奥，不像现代文献一样容易阅读，但是，浸淫日久，笔者发现理解《内经》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文字，而在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观念。对于经典理论与概念的深入理解，必须要识别隐藏在文字表达背后的观念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走进《内经》形成的时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唯其如此，才能对针灸学理论与概念的形成思想准确地解读，继而才能够对经典理论有符合实际的认识而更好地继承，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如《灵枢·官能》：“泻必用员（圆），补必用方”，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意义很难把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理解“方员（圆）”的内涵。在秦汉时期的思想世界里，方与员（圆）是一对哲学范畴，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思想来源于“天圆地方”的早期观念，所以在理解补泻方员（圆）的时候应当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后世注家中杨上善有精辟的阐释：“员谓之规，法天而动，泻气者也；方谓之矩，法地而静，补气者也。”[所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针灸经典理论与概念做出解读，对于准确理解经典的意义可观。[2]
与传统经学类似，《内经》有一个正典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经》理论、概念的原始意义经过历代诠释之后，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虽然概念还是原来的概念，文句还是原来的文句，但意义相去已远。如对督脉的理解，督脉在命名之初仅指脊中，是一个很朴素具体的概念，后世渐赋予其“阳脉之都纲”的地位。诠释的过程也是重新创造的过程，诠释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也是借助历代的诠释才得以深入理解经典的。然而，古典概念在形成今天的意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诠释者的判断而损失内涵，同时，对古典概念本义的疏忽也必然会影响现代的理解与运用。要想对理论、概念准确把握，避免理解过程中断章取义的尴尬，只能通过追本溯源的研究工作认识古典概念的本来面目，这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唯其如此，才不会在研究中走弯路，从而避免走入“辉格式”史学的樊！。缺乏对学术史的了解，以今人之观念理解古典概念，尤其是先验地将《内经》理论作为既定成果的研究方法往往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经过解释的经典理论，方是有了依据的依据，才是坚实的值得信赖的依据。临床研究亦复如是。浅尝辄止地援用经典解释临床现象、指导临床治疗往往不能令人信服，经过提炼的科学命题才是临床的真正依据。这些都需要对经典学术理论与概念作源流的考辨。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41]，医学文献、理论与学术史研究不仅关乎遥远的过去，更关乎学术发展生生不息的现在与未来。
2
目前，我们传承与修习的针灸理论与技术，主要来源干传世文本。不过，传世文本是不是技术传承的唯一途径呢？我们对文本中的理论与经验的记录是否有选择性传承呢？其实，从古到今，针灸临床的传承一直存在明暗两种路径。
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这是一条明线。《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或简称《难经》）《黄帝明堂经》（或简称《明堂经》《明堂》）溯其源，至《针灸甲乙经》（或简称《甲乙经》《甲乙》）成为体系，后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或简称《铜人》）《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等针灸名著不断整理、发挥，一直以来是学习针灸的正途。这一路径以文本为载体，其理论核心是经络、腧穴学说，并且在经络与脏腑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将脏腑辨证理论引入其中，民国时期逐渐发展出了穴性的概念，将穴位与中药相比附，从而将针灸与中医方脉理论融为一体。这一路径一直以来占据着理论的主导话语权，也是今天针灸教育与临床的主流。
此外，还有一条暗线，就是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这一路径多以口口相传为承袭方式，而且内容体系性不强，不重说理，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不过，医家在编辑医书时办收录了部分经验进入文本，这令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传承形式的蛛丝马迹。如明代以来影响深远的《针灸大成》，全书共10卷，除卷10述小儿推拿外，多数篇目是引述《内经》《难经》的经典论述以及腧穴主治等内容，卷9中收录了部分不适合用经穴体系解释的治疗方法，如取灸痔漏法、灸小肠疝气穴法、雷火针法、蒸脐治病法等，这些方法往往容易被忽视。近数十年来，新的针法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刺血法、割治法等之外，皮内针、针刀、松筋针、浮针以及各类局部微针法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此类针法的理论基础或根本不提经络腧穴系统，或与之貌合神离。
文本传承的针灸医学理论性很强，表现为系统的脏腑、经络、腧穴、刺灸法、诊断与治疗理论，说理时丝丝入扣，但是实用性往往欠如人意。民间传承的针法虽然疏于说理，却往往切实有效。有些针法其实也有自己的理论解释，只是没有被教材纳入，在没有形成共识及至进入教材之前，不同的临床理论泥沙俱下。如针刀医学，以软组织外科学、脊柱病因治疗学等理论为支撑，形成了体系化的说理框架；浮针医学，以筋膜理论与患肌理论为主要依据：有些针灸技法却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说理系统，如将八卦名称附会于人体的某些部位，甚至根据五行与八卦相合的生克关系来解释原理。
一方面新的实践技术无法得到既有理论的支持，自发发展的临床理论又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我们传承着基本上一成不变的传统理论，这是目前针灸临床与教育中的一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将失之空洞的理论重新分析，部分解构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形成丰富、开放的新的针灸学术理论体系，这一任务需要理论家、临床家与学术史家共同完成。
3
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既有针灸理论（如经络、腧穴理论）仅仅是多元针灸临床的一种解释而已，对之持以冷静的态度严格考量，还针灸技术一个清晰的理论形态，是我们所应秉持的立场。
举例而言，腧穴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八会穴，出于《难经·四十五难》，原文为：“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鬲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5]一般认为八会为八个腧穴，分别是腑、脏、筋髓、血、骨、脉、气之会，合称八会穴，而且常常用“某会”去治某病，如用绝骨治疗脑部疾病，理由为“髓会绝骨”“脑为髓之海”，且不说这样牵强的解释是否有道理，仅仅是对《难经》的一句表达奉若神明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那八会到底是什么呢？笔者的观点是可能与古人的人体组织观念有关，即古人认为人体由腑、脏、筋、髓、血、骨、脉、气等八种组织构成，或者至少主要由此八种组织构成，这一角度或许更值得思考。
对待新的理论形态，则宜持开放与审慎的态度。新的学术成果，宜及时引入针灸理论体系中来，而某些限于假说的理论不妨等待较长时间的临床检验。西学东渐，尤其是民国以来，西方医学的书籍不断地被推介到中国，对针灸学影响最大的成果当然是解剖学与生理学，尤其是神经生理学。民国时期针灸书中已经较为普遍地引入了局部解剖内容，神经学说也成为当时较被认同的针灸效应解释，这样的成果不仅是对针灸理论的丰富，更有力地推动了针灸理论革新与临床进步。相反的例子亦有，如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临床理论，经由脏腑理论与穴性理论的中介，被引入针灸临床，令针灸临床在某种程度上“方脉化”，虽然表面上是对针灸临床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这一“方脉化”的理论并不适合针灸临床。
4
理论研究不同于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有其独特的路径与方法。笔者经多年的摸索，认为基于文献梳理，从概念考证入手，出于学术史考察，大约为理论研究的恰当路径。
文献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材料；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文献整理与阅读。针灸文献的整理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中医文献专门学者，针灸理论研究者更是需要亲自动手去挖掘与梳理材料。一是因为针灸文献的专门性很强，不是对针灸理论非常熟悉的整理者从事这项工作难度很大，而且容易出错，尤其是面对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古代抄本等，事实上当前针灸文献专家亦多是出于针灸学界，如李鼎先生、黄龙祥先生、赵京生先生等；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献整理的同时，理论研究就开始了，整理文献本身就是发现与思考理论问题的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是不可能避开文献整理这一环节的。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考证，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功夫。很多时候，厘清了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与意义，理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概念考证是理论研究的核心，学术史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理论的由来、演变、固化、冲突、转折等过程的考察，都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为什么体系化的针灸理论越来越疏离于临床？答案必须在学术史中查找，查找针灸理论的变迁中发生了什么。
如今的针灸理论所具备的高度稳态，基本固化于宋金元时期。唐代之前，文本资料很少，针灸技术多数还是在门阀山林医者之手；宋金元时期，一方面文本资料很大地丰富起来，而且形成了儒医群体，这一群体对医学理论的要求较高，所以援引儒家理论进入医学，形成了固化的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针灸理论，如子午流注理论。固化的理论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科学化思潮的风行，针灸科学化亦是一时之新，此时的针灸理论开始打破明清以来的桎梏，迎来空前的变革。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之后，受当时“西学中”运动的影响，针灸界又放弃了本已成绩斐然的科学化努力，折向明清针灸的传统。学术史研究旨在谋求真相，所有考察的背后都隐藏着破与立的双重意义：对理论变迁的梳理可以破除对既定理论的迷信，更有勇气打破惯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吸纳新的、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入针灸理论体系。
5
目前，针灸理论仍然处于惯性的传统之中，而临床却在独力开拓，新的针灸技术不断出现，传统的针灸理论已经无法胜任临床的解释，更遑论引领实践。针灸理论如果不打破高度固化的既有系统，将与临床渐行渐远；没有理论家参与的针灸临床自行构架的某些理论体系或假说则不切实际，针灸理论家任重道远
欲立先破。在建立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之前，需要检视既有理论的前世今生，从概念考证入手，厘清术语内涵与意义的演变，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目前，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入社会史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针灸理论的演变置于社会演变的背景下考量，检查学术理论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是针灸理论研究的新取向，也是很有价值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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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想史，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解释与写作范式。大凡历史学家偏重于用思想（或者观念）构建历史，思想家则关注历史情境中的思想，譬如思想家的思想或某一人群的观念等。之前的思想史叙事大多聚焦东西方社会治理、生命观念、学术社群等宏大命题，其宽度涉及文化史、学术史、制度史等领域，但是对干中医药技术领域思想史的讨论十分鲜见。本书没有致力于挖掘针灸思想家的思想，也没有勾画针灸历史宏阔画卷的野心，主要目的是对针灸技术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历史上重要节点的变化做出思考，可以理解为针灸思想的历史，大约是从文本出发指向现实，希望与这一传统技艺的过去与今生做出对话。
7
本书一开始从文献出发对针灸概念术语作出解读，然后由概念及理论，对针灸学部分理论命题的源流作了分析，最后进入学术史专题的研究，大概是一个由小及大，或者说从基层不断上楼的过程。从另一角度看，上编大多着力于探索针灸理论的构建，比较在意其来处，下编更多地讨论针灸理论的演化，更在意其去处。
本书没有跟随大多数人去做证明教科书理论的正确与博大精深的研究，而是致力于打破现有理论的既有叙述，去追寻来路以考量针灸理论立足的根据，进而思索未来的针灸理论与实践多个方向的可能。历史研究的过程如老吏断案，需要不断地扣问真相，所以本书在概念术语的解读上都是从本原开始，得到的结论往往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尽一致；理论探讨也是一样，还原一个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干净”的理论，不带成见地做出解释、提出假说，这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下编学术史专题讨论，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题目，但是其内在理路依然是为针灸理论洗去铅华，呈现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朴素容颜。其中，对针灸传统的回顾，是说明针灸的理论与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在历史与全球维度上，针灸本身就具有多样的形态；同样，干针的外部刺激也会促使针灸打破单一的理论模式：现代临床学派的讨论，其意义也在于此；朱琏的研究与针刺消毒史的讨论，借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说明的是近代以来针灸学理的变迁，目的还是让人看清针灸的来龙去脉。
无论是古代针灸术语解析还是现代针灸理论考量，无论是溯源还是前瞻，都在尽可能追求朴素与本真。唯其如此，才能够看清针灸当下的真实，也才能够找到针灸未来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隋）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第341页。
[2]对针刺方圆补泻提出这一创造性见解的是赵京生先生，见赵京生《针灸经典理论阐释（修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3，第114页：
[3]辉格式史学，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所批评的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其主要特点是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研究历史，选择史料，做出解释。这种倾向对理解历史是一种障碍。
[4]田代华整理《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第144页
[5]高丹枫、王琳校注《黄帝八十一难经》，学苑出版社，2007，第140~141页
[6]代表成果如赵京生主编《针灸关键术语考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赵京生主编《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等等。
针灸虽为古术，但今人所知、所学大多已去古甚远，原因在于术的传承方式及人心所向：一方面，针灸传承的载体，自古即是书于竹帛或口手相授，文本历经更迭，概非原貌，而依师承所传，亦有出人；另一方面，近代西学传播对传统学问产生了范式上的冲击，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精通传统文化的人甚少，中医研究者亦多以自然科学方法“破解”传统之谜为已任，着力于为古术寻找现代科学的依据。大势之下，有什么必要再翻故纸堆呢？
然而，现代科研中所遇到的诸多瓶颈暗示了重翻故纸的必要。我们有时很难回答业外、国外好奇者的诸多发问：经脉究竟是什么？穴的结构是怎样的？风、邪、气是否只是古代人对不理解现象的歪曲？干针和针灸有什么区别？每当面对诸如此类的发问，而研究者困于如何给出理性回答时，不禁质疑：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习而不察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灸研究趋势存在着几个阶段的革新，整体上都逐步向现代化、“科学化”靠拢。长久以来，针灸的文本、理论研究式微，甘于坐冷板凳、沉潜在古文字分析中的学者越来越少，新一代针灸人文研究者中，不少也最终屈从于现实利益而“转业”。在科研机制上，海外尚有不少支持针灸人文研究的人类学、历史学相关资助，在国内却少有对针灸人文社科性质研究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张树剑教授的《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书的出版，鼓舞人心，也是中国针灸人文学者所期待的研究。
从研究关注的内容与思考方式上，数十年的针灸人文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走向：一为历史，一为理论。前者解答“有什么”的问题，重在梳理脉络与回顾事实后者解答“为什么”的问题，重沿循线索，寻找原因。二者的方法都以文献学为根本。这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融合了作者多年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所成，其涵盖范围甚广，包括不同兴趣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一、铺展针灸思想史研究格局
本书题为《中国针灸思想史论》，暗含了作者对研究关切的考量。近些年，“思想史”这一概念为诸多领域启用，主要因其内涵巧妙，既言学问之思想内容，又牵涉学问之发展历程，是“共时”与“历时”的融汇。《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该书分上下两编，有着清晰的“思想”与“史”的分界。上编名“概念与理论流变”，以经脉、身形、腧穴、刺法等对概念范畴进行划分，基本遵循了传统针灸理论框架的逻辑，但其中对概念的选择与理论的着重，则体现了作者自己的独特认识，基于传世文献，从概念析疑，到理论的阐发，见微知著，解决诸多在理解与应用中常存在疑惑的问题。尤其第五章的“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再识与解析”，就经脉、病因、腧穴、治疗等几个方面，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将看似习以为常的针灸概念升华到古人思考方式和对世界认识观念的高度，尤见功力；而最后又以简约的“法天”概括总体的针灸理论内核，亦是基于作者多年对文献的琢磨与研究的体会所得。
下编名为“学术史专题讨论”，以九个专题，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就古今有关针灸存在争议的话题进行阐发，所关涉的方面，既包括了理论的发展史，又包含近现代针灸人物、事件的回顾，另有作者自身对当前针灸发展与国际化走向问题进行的思考。本书的下编与上编文风存在很大的转折，从古典脱出，反思今日现状，构造了较为宏观的思考格局，难能可贵。
笔者认为，针灸思想是对针灸相关的文本与实践的理解方式和观念的解读。与中国哲学思想有所不同，针灸的思想尤其不能跳脱开实践的经验认识来理解文本，正是在基本的实践感知基础上，才能相对理性准确地把握、诠释文本，而不致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作者在书中将这种文本与实践的关联归结为传承的明线与暗线，将“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界定为明线，主要包括传世经典文献，而“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界定为暗线，“多以口口相传为承袭方式……不重说理，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1]，页3）。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中，能够感觉到作者将这两条线索进行对照与融合而且对文本的梳理保持了应有的理性，这也是作者自身学者兼医者身份所决定的。
就本书的全局而言，作者立于针灸的核心，向上通过两汉古籍的文本分析向下延伸到当前国际发展现状，微至概念的文字学考据，广达思想观念的宏观建构，且兼容了文献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考量，所铺陈的格局十分开阔。
二、理论溯源兼涵文化旨趣
本书上编以传统针灸理论的基本划分方式对不同概念进行了类分，其中，“论经脉”“论腧穴”“论刺法”融合了概念研究和理论探讨，“论身形”一章则是针对几个针灸理论身体观概念的专门分析。虽是对传统框架的承袭，却能从概念划分的细微之处，看出作者对概念实质的体会和认识，如将经筋、四海划归于身形范畴，讲根结标本是为腧穴效应的借喻等。
有趣的是，初看本书上编的格局，似是从针灸学科角度着眼所布设的逻辑但翻开每一话题的具体讨论，却打破了既往针灸学科内的叙述。如书中开即谈最具学科特色的“经脉”概念，却未像一般讲述经脉时，常从概念的界定出发，站在学科内部言说学科知识，令人感到此类概念的出现，似乎是高屋建瓴的思想构筑。作者在揣摩这类有“中医”逻辑与特色的内容时，能够跳脱出学科的限域，以一个“发现者”的眼光，按照历史自身的规律，推衍、还原了概念产生的语境与发生过程，就经脉而言，以早期的、也是必经的对身体现象与解剖的观察、实践为始，逐步上升到复杂因素而致的理论建构，结合了大量不同时代文献为佐证，用令人舒适的陈说方式铺展“深奥”概念的发展流程，虽是书写特殊领域的知识史，却没有自说自话的傲慢，
此外，概念与理论的篇章应是本书中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部分，作者在此尤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针灸概念里的融合与表达，使该部分内容兼顾了针灸文化层面的讨论。如对“督脉”名称的分析，一般对“督脉”之意的理解，皆从其总督诸阳脉的角度进行诠释，因而对“督”常解为“督领”之意。而作者通过考证古代“督”一字的语义变迁，挖掘出其早期有更为朴素的“衣背正中”之义（[1]，页 21），因而“督脉”之命名和后世对其功用的理解，也体现出这种早期含义的痕迹。可以看出，本书对针灸理论中的概念分析，既注重追本溯源的细致、深刻研究，又不失于文化内涵的旨趣，扩大了本书的读者范围。
作者尤其注重概念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在选择分析的文本范围时，兼顾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乃至参照了古代非医文本的关联内容，构造了坚实的论证基础，源于经典却不拘于经典。正如作者在书中探讨《黄帝内经》的文本处理时所言：“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优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1]，页1）
三、关切学术史前沿问题
本书下编的学术史专题讨论，包含九个话题，开为“针灸的传统：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什么是针灸传统”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在方法学上，也印证了本书书写的立意与意义。其后的各个章节以时间为序，串联问题：分析古代的“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概念产生的原因，宋代解剖图的出现和影响，以及近代以朱琏为代表的“新针灸学”的发展史、针刺消毒的争议，并贯联今天热议的“干针”问题，存在争议的针灸“辨证论治”问题，以及新产生的针灸“解剖学派”和“微针学派”等。以历史上的有趣话题来透现作者的个人思考，在针灸理论研究中，有着独到、新颖的形式。
作者选择的几个古代针灸遗存问题，在今天的针灸学科体系中多属“边缘”，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概念或话题的产生，皆基于决定性的思想土壤。在针对诸如“子午流注”“中药归经”等话题的探讨过程中，作者避开了以往中医研究者常采用的立场--站在中医理论、文献之中看待问题，而是以“业外人”的视角，观察这些话题的大背景，做出更宏观的历史分析。如将“子午流注”的产生与儒学思想发展进行关联，从多方面分析成因，即属此类，
因于中国社会自身变革，加之西方医学科学传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近代针灸领域出现了诸多争端与转型。作者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几个存有争议的话题进行，牵涉到不同维度的内容。以20世纪50年代朱琏等学者为代表的“新针灸学”派的诞生，象征着中国针灸研究结合西方科学方法的开始，在当时给针灸发展带来的是全新的思潮，而今这种路径也值得我们反思，但无论如何，“新针灸学”都为针灸的现代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地。针刺的消毒史，表面看只是关于临床实践中的技术操作规范性问题，但实际还关联着医药政策与制度、西方医学的结合与影响、海外传播过程中自身标准化与规范化等复杂因素，正如作者于书中所言：“（针刺消毒）技术并不复杂，在其被接受的过程中，政治、教育、商业、中医、西医等各个方向都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力量渗入。”（[1]，页260）
最后，就当代针灸发展，作者所关注的基本都属于“热点”问题。首先是很有趣的关于针灸“辨证论治”的讨论，“辨证论治”本身是中医为了凸显自身特征以别于西方生物医学，而由任应秋、秦伯未等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总结特点提出的概念，其后，被针灸领域引用，成为临床诊治理论，如此套用，必然存在问题。为探讨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及如何认识，作者邀请国内外数位针灸研究者共同书写这一篇章，从不同角度把针灸“辨证论治”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干针”近几年成为针灸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在海外从事针灸行业的华人圈中十分敏感，当然其中牵涉的因素也十分复杂，作者对“干针”的探讨以及其后对当前针灸新派别进行的思考，都是紧随时代的研究。
作者迎难而上，对古代话题抓“冷门”，现代话题抓“热门”，这种选择特点颇有意味。推想大概是因于古代的“热门”话题多有论者，但对“冷门”问题的失于理解容易造成历史脉络上的缺漏；而当今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正是融合了历史问题的遗存与中外争议的焦点，也是针灸学中的瓶颈与难处。而无论是古之“冷门”还是今之“热门”，都是研究中较棘手的地方。
张树剑教授在《中国针灸思想史论》的绪论中说，“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1]，页 4）。这种冷静客观的议论在当今中医药发展如火如荼的浪潮中委实不易。从本书的关注点中，也能感受到作者以解决问题为终极目标，而非对既有文本或知识的简单串联。这种有针对性的概念、理论、历史研究，对中医领域自身探索来说，无疑是助于后人清醒认识针灸、理解原初本义的重要工作；同时，作者对针灸问题探讨的跳脱，使针灸虽特别却不再孤立，打破了既往中医与其它学科的隔阂，明晰了中医史和其它古代科技文化史之间本互有的渗透，推动了不同领域间的方法学共享和材料沟通。
本书的命名，蕴含了作者对这一研究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即梳理针灸相关思想的历史。但现阶段本书内容较偏倾基于概念的理论与思想研究，对历史的呈现有片段化的特点。未来更宏观地对针灸思想史连贯地书写，亦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
[1]张树剑.中国针灸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2]李宇铭.论“辨证论治”的本义.中医药通报，2011，10（2）：38-40.
文献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20，17（6）118-123
李永明：还原古代医者对针灸的“所思”——《中国针灸思想史论》评介
李永明博士，美国中西医师，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前会长。著有《美国针灸热传奇》，提出泛穴现象、软针灸和硬针灸、气球理论等新理念，提倡以循证针灸证据重新认知针灸，研究揭示人体皮肤肥大细胞分布规律同穴位密度及微针系统密切相关。获NIH Merit奖，世针联首届天圣铜人奖，世界中联国际贡献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所著《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一书，于2020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还原古代医者对针灸的“所思”，意在引发现代针灸人对针灸的“所想”。
探古人所思
该书主线基于一个简单起点，即古代医者是如何思考针灸的，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又有何现实意义？在针灸教科书和现代临床针灸教育课程中，以及在针灸科研探索的起点上，人们常常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古人发明针灸原意如何，同我们现在所想、所用以及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揭示的针灸是一回事吗？
作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回答上述疑问，在有据可探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揭示了新鲜的史料，并提供了晓畅的解读。这些针灸先人的“所思”，对于在校的针灸学人、从事针灸临床的医生以及研究针灸理论和用科学方法揭示针灸内涵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启迪。
作者直言，要站在《内经》的时代研究《内经》，避免“辉格式”史学。这听起来是极为普通的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常常是因为人们不熟悉《内经》时代的语言和文化，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各取所需，按需所释，结论迥异。这不仅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也让初学者和其他专业的人士对针灸的古代经典失去了信心，把《内经》读成圣经，偏离了学术。
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解读针灸的源头有很多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试图用现代科学方法探索“经络实质”时，如果在初始就误解了古人对“经络”的认识，搞不清“虚拟”和“实体”的区别，按图索骥的结果只能是徒劳。这个观点，黄龙祥在其所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一书中反复讨论过。
《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书中强调的主要观点，都涉及针灸学术的最基本问题，重温古人的思想对今人的认知很有价值。
善言古者 必验于今
如书中所述，“用经典解释临床不能令人信服，经过提炼的科学命题，才是临床真正的依据”。作者意思可能是，对那种专门在经典中挑选适合自己需要的警句而用的行为不认同，强调要从古人的立场出发理解古人的智慧，用经典的内涵指导临床。
在作者看来，针灸的传承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指以经典与文献等文字形式的传播和继承；另一条是暗线，指临床的传承与技术发展，通常在师徒之间交流和传播。这个两条路线分类法，实质上道出了近代针灸学术研究与临床的分离。这种理论与实践两线分离现象，虽然不为针灸界所独有，但无疑已经成为当前针灸医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作者还认为，目前的针灸理论研究还处于传统惯性之中，临床却在独打开拓。那么新的针灸学术研究和理论从何而来呢？作者认为现代医学的解剖和生理的引进无疑是一种进步，能解释许多传统针灸经典中的疑惑，而近代“方脉化”的辨证论治似乎并不适合于针灸临床实际。前一种观点已经被近半个世纪以来针灸的科学研究所证实，而后一种见解是针灸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弯路”后，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
经脉的实与虚
古人描述的经脉或经络是基于解剖结构的实体，还是解释临床现象的虚拟概念，一直是现代医学界和针灸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古籍中明确提到，经脉可以剖而视之，可以用小竹条通导，这显然在指血管。《素问·刺禁论》中还描述了刺中动脉出血而亡，以及脉诊与经脉的密切关系等，都说明古人说的经脉结构和概念包括了现代解剖学的血管。毋庸置疑，中医历代文献中很多关于经脉的记载都是对动脉、静脉、神经等解剖结构的描述和解释。因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经脉为实。然而，作者书中还列出了诸多古代文献，表明古代医家对经脉的理解和概念的使用并不限于“剖而视之”。黄帝问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难经》载：“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然。” 这里的经水指自然界12条大河，水道指脉络，可见古代医家将人体的经脉比附自然的经水和沟渠。至于经脉的数量，也不是简单的“数而知之”，有许多文献表明是“因天而数”。据作者介绍，从马王堆文献的十一经脉到后来十二经脉的变化，很可能不是经脉系统的完善，而是对“天六地五”“天道十二”等数术学说的不同解读，是虚数。
穴位的特征与奇正
古人是如何选定穴位的，是先有经还是先有穴，这也是现代针灸研究中颇有争议的话题。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一些关于穴位的原始文献和描述，虽然并不是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但无疑对穴位的起源研究非常有益。
作者指出，穴位通常是选在有明显的体表特征的位置，并有特殊的含义。气穴指气的蛰居之所。凡空窍为穴，穴位常见于体表的凹陷之处；骨空之处，骨之孔窍；节间凹陷，也是穴位常见之处，如八髎、四白、上下关、膝眼等。穴名中的“溪”和“谷”各有所指，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患者对针刺的反应也是古人取穴的标准之一，压痛点尤为常用，以知为数，以痛为腧，病痛之处即为病灶，为穴。由此可见，早期腧穴的选择注重形态和功能的特征，而后世穴位被固定化，以骨度取穴为主。这种用“丈量”的方法取穴可能是使经典与临床进一步疏离的原因之一。
作者认为，穴本无奇正，奇穴是归经之后十四经上的354穴以外的穴位。古代经典所强调的针灸辨位论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比如，四总穴是对辨位论治的总结，但被近代辨证论治掩盖了。
针具与农具和兵器
关于针灸的工具，作者引用了一些文献说明针具如农具，如兵器，这是对针灸医学治疗工具朴实的解读，也符合工具发明和进化的常识。
作者指出，砭石是最早刺脉的工具，如同农具的犁，有开掘疏通地脉，疏泄阳气，令气脉通达之功效。九针，如同战具，各种兵器可能是针具的来源之一。早期治病如同驱鬼神，以针为兵器。这些解读对理解古代针具的原创含义，以及发展现代针具都十分有益。
读后所思
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集古今文献讨论“针灸思想史”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书中的大量史料和评论，对每一位针灸人都会开卷有益，绝不限于上述几点。
作为读者，也会感到书中的一些遗憾。比如，全书的系统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作者的某些重要观点还稍显含蓄，可能会令一些读者费解。或许一些读者会期待作者应该在书中对如何发展现代针灸理论提出更多真知灼见。
纵观全书，作者为针灸学术传承的明线与暗线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证据，指出了针灸理论性传承与经验性传承在历史上的若即若离。直至今日，主流针灸理论与经验性临床的关系渐渐相乖，甚至屡见现代针灸创新刻意与传统针灸分离的奇怪现象。关于如何发展古今一统的针灸，一定会引发学术界对针灸范畴的再思考和对新针灸理论的期待。而本书中对古代针灸文献的梳理、概念及渊源的求证，以及对针灸基本问题的拷问，无疑是对发展古今一统针灸的必要铺垫。
推荐本书，不仅因为书中的文献和思考，还因为作者为现代针灸人开启了一个与古代医家对话的平台。
文献来源：2020年7月27日《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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