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过去了47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脑海......

1978年3月初的一天，好像是周一。我当时刚刚借调到厂子弟中学教初中物理，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已经到岗四周。那天上午我没什么课，中午11点左右就回单身宿舍了，正在洗衣间洗衣服。

这时，有位工友说：听送开水的某师傅讲，车间办公室又收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别人问是谁的，他说好像是姓严的。问是不是严某成的，他肯定地说不是。那是不是严某汉的，他说不清楚（当时我们车间只有两个姓严的）。那会是谁的呢？

严某成是位67届的高中生，据说学习成绩不错，他参加了这次高考并通过了预选，经过了体检。数学考试出来时，他最后一题没做出来。我说我做出来了，用的代入法。他对我说：你做错了，这是一道三角题，要选用一个三角和的公式做。这怪谁呢？“三角”是高二的课程，我只读过高一，还没学。他上过高二，虽然学过但没有做出来。他性格活泼，在青工中威望很高，车间的人都认识他。

最早收到通知书的是一位姓肖的工友，来自上海同济大学，近一个月了。其后，又来了一份武汉建工学院的录取通知。这是第三份了，谁是幸运者呢？当初，我们车间预选过线有15位，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洗衣池水笼头的水哗哗地流着，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惆怅。这时，兄弟班组一位姓邬的工友上到三楼来找我：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快去车间劳资科看看。

水笼头都没来得及关，就让它自由地畅快地流吧。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三楼，来到宿舍后面的劳资科。

陈科长一見到我就笑眯眯地说：快看你的通知。他的桌上放着一个湖北中医学院的公函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严某汉收”。信封已被拆开，旁边有一張铅印的录取通知书，姓名处用钢笔填写，还有一張红纸印的入学须知。一时间我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吗？当然，我也顾不上申诉隐私权了。

好一会我才回过神来，语无伦次地说：谢谢，谢谢，我请客，我请客，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我飞快地跑到附近的一个百货商店买了两包当时最好的“白鹤”牌香烟（3角6分一包），一斤水果糖，又飞快地跑回来将它们放到科长的办公桌上。这难道是范进中举？

这次考试，陈科长是我的贵人，破格让我报了名。根据当时的招生条件，我确实不太符合。上面的文件是这样说的：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千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当年高考报名还要基层领导推荐，我找车间主任，他说我是“68届高中生”，年龄已经28岁，不符合报名条件。我虽然觉得机会难得，但一下子无言以对，而报名时间只剩下最后半天，眼看就要“黄”了。中午下班回宿舍时碰到陈科长，他问我：小严，你怎么不报名？我垂头丧气地说：主任不给开推荐信。他非常友善：只剩半天时间了，你下午来先把名报了，推荐信以后再补。真是“水穷山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然绝处逢生。记得上学后第一个暑假，我还回厂到班组装模作样地上了一天班，也去看望了科长。多年后，再次想去感谢他，听人说他已因病去世，好人啦……

那几天，我是在极度亢奋中度过的。下午，我就到学校把通知书给年级负责人看了，听他说了些祝贺的话，我主动地向他表态：报到时间是星期天，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把这个星期的课继续上完，下周再派人来接班吧。人在这个时候姿态往往是很高的，听说有的人大代表开完会后回原单位，用业余时间把开会耽误的工时补回来，一点都不难理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边整理行李边继续认真地上课，奇怪的是要离开了反而表现出无限的眷恋。星期六下午，我跟同学们开了一个告别会，我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了即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说要治好像周总理那样的病……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学生们，我甚至有点后悔为何不填报师范院校？进入大学后，曾收到我带的那个班的班长和学习委员联名写的信，信中说同学们都很想念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大打折扣，课堂纪律也不好了，以及谁、谁、谁怎样了……。見信后我热泪盈眶，心中有些莫名的惆怅。

我及时回信，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对不起，同学们！我不是雷锋，不能那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也不是瓦尔娃娜（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主人翁），而是一个仍有私心的人，我要奔我自己的前程……

3月12日（规定三天报到的第二天），记得是星期天下午，两位要好的同事推着一部工地上施工的铁皮车，将我的行李送到当地的一个小火车站。

那年的春节比较晚，春运还未结束，正规的客车车箱都抽到主线去了。我们那次搭乘的是货车，车上坐位很少，倒是方便了行李的摆放。一路上，火车慢慢地摇啊摇，到武昌站时已是下午6、7点钟了。正好另外一个班组的工友回汉办事，他帮忙我将行李一起拿出了站，找到湖北中医学院的新生接待站。

接待站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拿出几页纸的花名册，从前翻到尾都没找到我的名字，又反复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也感到疑惑，哪里出了错呢？

后来，我在第一页第7位找到我的名字，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工作人员说再等一等，看看还有没有人来报到？直到9点多钟，才来了一辆湖北中医学院的大卡车，他们搬上接待桌车，还有我的行李。也不知当天我是怎么吃的晚饭，还需要吃饭吗？

站在敞蓬车上，迎着初春的晚风，沁人心脾，心中默念：武汉，我回来了……

不一会，就到了阅马场。湖北中医学院正好停电，大门口的门卫处点了几支腊烛。车进去后向左拐了一个弯，只見四处摇曳着点点烛光，犹如天上的星星闪闪，给古老的建筑添上几分神秘色彩。

车开到一幢楼前停下，一个中年人举着一支蜡烛走出来，正是我们的辅导员。他拿出花名册核对了一下，叫来两位1976级的同学，将我送到3号楼36号房——我的寝室。

路上，一位同学扛着我的小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他说：这箱子好重，里面都是书吧？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靠这些书考进来的。也不知，这句话是否无意地伤害了他们？进到寝室。早到的几位同学已经睡了，一位同学拿出半截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找到写有我名字的床，那是靠窗边的一个上舖。

窗外，是夜色笼罩下草木影影绰绰的蛇山，给人以多少美好的遐想。我匆忙地放好箱子，打开铺盖，躺在湖北中医学院的床上，总算松了一口气：嗨，可以开始做大学生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