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根号×100+赋分制→大学考试难度如何评价？

冯培忠 中国矿业大学材料与物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2020年前后，听闻某高校的一桩趣事。当时该校某门课程的试卷难度颇高，为了让学生成绩更合理，学校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算法：给所有同学的成绩开根号再乘以100。举例来说，若某学生卷面成绩36分，经过运算，根号36×100 =60分，刚好及格；如果卷面100分，根号100×100 =100分，保持不变。这一做法可谓皆大欢喜，看似科学、合理又极具创造性。

然而，后来一位1941年出生的老师，讲述了他们在1960年代初的类似故事。原来，开根号乘100的算法并非新鲜事物，其存在时间长达一甲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新高考改革中的赋分制度。回溯1994年，笔者在陕西参加高考，陕西实施标准分的第一年。当时，每科最高分和最低分都被限定在100-900分区间内，总分同样如此，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赋分制，它是对考生成绩从高到低的重新排序，更多展现的是成绩区间，而非绝对分值。在当下的新高考模式中，如 “3 + 3” 里的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就采用了赋分制。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在于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拔高，因此考试难度往往较高，注重对考生知识深度与广度的考查。而合格性考试则不同，它是一种标准性考试，旨在检验人才是否达到合格标准，如同专业认证对合格人才的界定，其评判标准由相关机构或学校自行制定，只要满足自身设定的尺子，就可认定为合格。于是，在全国性的教育研讨会议中，常出现这样的讨论话题：究竟什么样的考试标准才是合理的标准？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具体而言，试卷难度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合适？

在大学教育中，考试的定位与难度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一种观点认为，大学考试应侧重于简单题型的合格评估。大学教育的多元化使得不同学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让那些对读书、科研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通过自主走进图书馆、实验室，开展深度学习与科学研究，从而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比如本科毕业时发表数篇论文；而对于那些学术书本兴趣不足的学生，合格后让他们走向社会，在社会经营、技术实践、组织管理等领域施展才华，或许他们能成为大国工匠或行业精英。这一理念契合了孔子所倡导的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大家回想下自己大学的班级，是否有些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同学特别适应社会，转行跨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有些人成绩好，但进入社会默默无闻！

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大学考试应是高淘汰的选拔评估。通过具有一定难度的笔试，筛选出真正优秀的学生，同时淘汰那些学习态度不端正或学习能力不足的学生。早年的大学淘汰率都比较高，这个可以从一些资深院士的自传中了解。某些课程存在被称为 “四大名捕” 的老师，他们以严格要求著称，对于学生不及格的情况绝不姑息。可能，这并非老师刻意为难学生，而是他们认为学生应该且必须掌握基本的知识。在过去，大学的通过率普遍较低，充分体现了考试的严格性。以地球他端的一些大学为例，其课程难度大，淘汰率高，但学生转校、转专业相对便捷，且高考成绩在一定年限内有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这广泛适应于我们么？值得探索与研究。

高中阶段的考试模式相对清晰，知识点明确，学生围绕知识点反复刷题、演练不同题型，能够较好地掌握考试内容。然而，大学教育强调自主性与创新性，课程内容广泛且深入，很难像高中那样做到知识点的反复练习。那么，大学是否有必要效仿高中的考试模式呢？若某次大学考试题目难度过高，导致学生成绩普遍不理想，是否意味着这届学生运气不佳，要承受考试难度带来的不良后果呢？

从专业认证的角度出发，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合格人才，其大学考试应是合格考试，不是选拔考试。但关键问题在于，合格的标准如何确定？合格试题的难度又该如何把握？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深入讨论、甚至激烈辩论，或许未来还需要制定出一套统一的标准，让试题难度和学生水平自洽，和教学水平自洽，不因人而异，在课程考试层面实现可衡量的标准化合格考查。

        注 图1 自制插画相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