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蔡雄茂。1953 年 3 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肺病科主任。

口述时间：2024 年 5 月 14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当时深圳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国贸大厦的建设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我想传染病医院也不会掉队。

遵从初心，成为一名传染科医生

我之所以会从医完全源于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1966年，我随他人到广州，没想到返程前一天得了流脑。当时我身上只有8毛钱，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昏迷了，后来在陆军总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后终于康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成了我的梦想。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积极备考，当年就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但我一心只想学医，第二年又重新备考，顺利考上了汕头医学院。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宝安县人民医院（现深圳市人民医院）。

那一年，全国各地有22名医学毕业生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我是当中唯一的党员。之后，我服从医院分配去了传染科，那时传染科又细分为肝病、结核和杂病三个亚专科。这些我都没接触过，当时心想，肝病是病毒性疾病，结核是细菌性疾病，当时没什么好的抗病毒药物，于是就选了结核专业。

没想到，当时的一个决定，一干就是一辈子。

响应号召，筹建传染病医院

1984年12月，深圳市正在筹建传染病医院，需要传染病相关医学人才，第一专业就是结核病。于是，我响应号召，放弃了人民医院原有的岗位和待遇，参与到市传染病医院的筹建中。当时深圳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国贸大厦的建设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我想传染病医院也不会掉队。

当时的传染病医院院址在罗湖区布心路，离市区很远，差不多是一片荒山野岭，也没有公共交通。我去报到的时候，医院刚建成一栋三层的门诊楼，一层规划的是门诊，二层是检验、行政及后勤，三层收治结核病人。

整栋楼没有电梯，氧气要一桶一桶往上搬。供应室与食堂连在一起，通往宿舍的路都要自己搬石头来填平，条件十分艰苦。

我被安排住在医院宿舍的4楼，房间后面全是山，每天推土机一响，即使紧闭门窗，家里也依然会布满灰尘，每天都得打扫。

我的女儿正好是那个时期出生的，由于没有公共交通，路也没建好，坑坑洼洼的全是砂石。每次带女儿外出打疫苗，都是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们母女俩去东门那边接种。有一次回来路上，下坡的时候，自行车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车倒了，我爱人抱着孩子摔了下来，为了保护孩子，她的膝盖直接跪在了地上，流了很多血，留了一块很深的疤，至今不敢穿裙子。

那个时候，我叔叔从香港过来深圳看望我，还嘲笑我说，“以前你在人民医院工作，起码门口有个雅园宾馆可以喝喝茶，现在来这个新医院，一片荒地只能喝西北风。”

贰

虽然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艰苦，但对结核专业的热爱和治病救人的初心，一直支撑着我在结核病领域继续耕耘。

成为医院首个开医嘱的医生

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1985年3月11日，深圳市传染病医院终于开业了。开业当天，从深圳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转来三位结核病病人，均收治在门诊三楼。由于医院条件匮乏，病人都是由医生背上三楼的。三位病人都是我接诊的，我也因此成为医院第一个开医嘱的医生，当时内心特别激动。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三位病人的结核急性期症状都缓解了。

开业初期，由于当时居住在医院附近的居民不多，交通不大方便，医院的知名度也不高，就诊和住院人数都比较少。那个时候，医院还处在快速建设阶段，医护人员也要参与搞卫生、抬氧气、搬药物、抬病人等工作。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当时艰苦奋斗的日子，说医生放下听诊器拿起锄头就参与修路，护士放下注射器就去抬土，文章还得到市卫生局领导的表扬。

虽然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艰苦，但对结核专业的热爱和治病救人的初心，一直支撑着我在结核病领域继续耕耘。

进京进修，掌握结核病诊疗方法

1987年，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市卫生局人事科想调我去做行政，二是医院打算派我去北京结核病院进修。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去北京进修。

到了北京，我全身心投入到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中。

每天清晨，便迎着朝阳前往北京结核病院开始一天的学习。全国著名结核病专家张培元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先进的结核诊治技术，我下决心要把北京先进的诊疗技术带回深圳。

后来，我又认识了李铁一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放射学家，也是胸部影像学开拓者。他算是我放射学的启蒙老师，每个周五，他都会带着胸片来给我们讲课。他说，搞肺科不懂看胸片就等于盲人看病。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我，我暗暗决定要学好放射，读好胸片。

在京的进修经历是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在两位启蒙老师的指导下，我逐步掌握了结核病最先进的诊断及治疗方法，也为结核病科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核病治疗初见成效

我们医院最早的放射室还不到20平方米，只有胸透机、拍片机两台机器，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我出了不少成果。

我记得第一项成果是空洞肺结核的灌注治疗，简单地说，就是病人的肺组织坏死形成空洞，通过药物导入空洞来杀灭结核菌的治疗方法，通常是用气管镜将药物打进去。

当时有一个肺结核病人出现大咯血，收治入院后用了各种药物都不见好转，之后实施了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用导管找到肺动脉，然后将药物直接注入病灶。患者的治疗效果很不错。

之后，我们又收治了多例肺结核合并肺癌等疾病的患者。有一位来自梅州的患者薛先生，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他是双肺肺结核，左肺比较严重，在市人民医院通过手术切除了左肺，但术后出现手术瘘等并发症，右肺总是合并感染，还出现混合性脓胸，这类结核在当时治疗难度大，在世界上都属于比较棘手的问题。之后，我和主管医生张培泽先后采用了酒精试验性治疗、肺动脉支架等方法，最终将病人治愈。这个病例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也证明了我们团队的实力。

叁

2003年6月10日，随着最后一位非典患者治愈出院，我们终于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实现了非典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深圳奇迹”。

非典疫情暴发

就在结核学科快速发展时，2003年初，非典疫情暴发了。

我们医院成为了深圳市唯一一所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当时我是深圳市呼吸病协会的副主委，所以成为了抗非典专家组的成员之一。那时医院住院楼只有一栋，医院决定在底楼一层收治病人。由于条件非常简陋，1.5平方米的过道间，门的密闭性很差，非典又是一种新的病毒，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那时候身边有不少朋友劝我辞职，他们认为这份工作危险性太大，保命更重要。而我认为，救死扶伤本就是医生的使命，而且我是一名党员，又是医院的技术骨干，绝对不能临阵脱逃。

在我们医院，工作人员建有《健康筛查日报表》，以防感染病毒。对每一例已发现的病例，医院有专人建立数据详尽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个案调查表》。根据该表的登记信息，疾病防控部门在当日即派专人上门为患者家庭和患者接触的家人、朋友进行清毒、检查。

创造抗击非典的“深圳奇迹”

渐渐地，我们医护人员都适应了环境，适应了戴口罩、眼罩、头罩，适应了穿戴全身防护服；也习惯了不回家，在医院随时会诊、抢救、汇报、召开电视会议。

就这样经过了6个月，2003年6月10日，随着最后一位非典患者治愈出院，我们终于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实现了非典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深圳奇迹”。

这样的成绩得到广东省、深圳市的认可，我荣立了广东省二等功。2004年，深圳市政府为纪念在抗击非典战斗中做出卓越贡献和巨大牺牲的深圳医护英雄的功绩，在深圳市中心公园立一座以医护人员为主体的汉白玉雕像，作为抗击非典纪念碑。

我后来还获得国务院的表彰，当了一次时代的英雄、人民的功臣。当我胸前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大家都热泪盈眶。

这一切，是我的荣幸与骄傲，终生难忘。

肆

在2019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上，我们医院位列结核病学全国第三、科技量值排名第六。“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在我院挂牌，我院的结核科走进新的时代。

医院位列结核病学全国第三

非典结束后，结核科的建设发展受到医院领导的重视，我又回归到本职工作中。“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尤其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让医生出去进修学习。

我们科多次派遣医学博士前往美国进修，掌握结核病的免疫学诊断及治疗技术。之后我们又与广州呼吸研究所建立了联系，请他们帮我们科建立了支气管室，并派医生过去进修。我们还积极引进专家指导我们的临床和学科建设，先后邀请全国有名的宋礼章教授、张培元教授、孔文琴教授，参与疑难病例讨论和查房。

由于在国内、国际逐渐扩大影响力，我也成为全国防痨协会临床委员会委员（当时委员会仅有15人）中唯一的一名深圳医生，为深圳实现了“零的突破”，成为“拓荒牛”之一。

除此之外，科研也非常重要。我们科有一个结核免疫三项的检测，是我们一名研修生去美国进修回来后的科研成果，它比传统的病原检测敏感性高，阳性检出率的准确性高达90%，为医院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三院其他科室的大力发展，我们基本上做到了使每个结核病人，无论合并何种疾病，都可以安心在三院治疗。在治疗耐多药病人方面，我们积极与世界一流医院合作，也取得新的突破，使三院的结核科成为了全国重点专科。在2019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上，我们医院位列结核病学全国第三、科技量值排名第六。“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在我院挂牌，承担起深圳市及其周边区域结核病防控和诊疗任务，我院的结核科走进新的时代。

一直关注着三院的发展

2013年3月，我在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由于科室的接班人还没有到位，我又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到同年10月份，直到新的主任接手。

之后，我又被医院返聘了7年，主要出门诊，并参与科室的疑难病例讨论和查房等。到了2019年底，由于身体原因，我就正式离开医院的工作岗位了。

退休后，我也一直关注着三院的发展。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三院的医护人员冲在前头，与病毒作斗争，为深圳人民建起一道健康的防护墙，我非常感动。看到三院这几年的变化，我也很感慨，祝愿医院未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为全国医疗发展贡献深圳力量。

回顾37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结核病防治事业，也见证了我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整个发展过程。一路上，我不惧风雨，砥砺前行，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结核病防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