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梁登。1937 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市，原深圳市东湖医院院长。口述时间：2024年3月26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1984 年，我骑着自行车来传染病医院报到。当时深圳很多道路还没建好， 出了市中心，便都是荒芜山岗。我根据地址找了许久，在转了几个大圈，问了几拨人后，终于在一个推平的小山岗的工地上找到了医院。

从北京来到深圳

我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小乡村，在黄土泥地中摸爬滚打着长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钱读书，所幸我的成绩还不错，靠着国家的助学金，一路读到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改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北京工作期间，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举办了一期全国性的西学中班，市卫生局给医院一个名额，很幸运，院领导将这个名额给了我，让我在名中医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一年。这也让我在日后的治疗中懂得运用“中西医结合两条腿走路”。

兴许是认可我的工作，院领导派我担任住院总医师，那段时间我隔天就要24小时值班，随叫随到，力求能及时抢救危重病人，虽然很累，倒也乐在其中。救助病人的同时，我的医术不断提升，积累了不少经验。因工作出色，一年后我晋升为主治医师。

冬去春来，路边大树的叶子黄了又绿，我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一待就是18 年。

直到1982年，母亲病重的消息从家乡传来，我才意识到，离乡多年，是时候回去照顾父母亲了。

开平是一个县级市，可施展的空间不大。彼时深圳刚建立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万事俱兴，我去深圳，应当能为深圳建设做些什么。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向医院申请转去深圳。

刚开始院里领导不同意，后来知道我是去支援深圳建设的，便欣然应允。走的那天，同事们纷纷跟我告别，医院还专门派了一辆车送我到火车站。火车驶离时，树木快速在眼前闪过，过往随着一座座楼房留在了原地，风迎面吹来，新的生活正悄然而至。

接受邀请组建深圳传染病医院

初到深圳，我在宝安县人民医院（现为“深圳市人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彼时深圳医疗事业正是大发展大建设的草创阶段，除了各综合性医院，深圳亟须建立一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当时深圳传染病专业医生不多，更没有人像我一样在传染病领域做了18 年。经过多方了解，深圳市卫生局领导找到我，希望由我牵头，组建一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我过去一直在一线工作，从未做过管理工作，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我诚惶诚恐。犹豫间，我想起自己的初心，当年来深圳，不就是希望能发挥自己所长，为深圳医疗建设贡献力量吗？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所医院建成、建好。

1984年，我骑着自行车来传染病医院报到。当时深圳很多道路还没建好，出了市中心，便都是荒芜山岗。我根据地址找了许久，在转了几个大圈，问了几拨人后，终于在一个推平的小山岗的工地上找到了医院。

工地上只有一栋4层楼高的门诊楼和一栋宿舍楼，放眼望去，砖瓦之间，杂草丛生。周边居民很少，没有任何商业，整座医院只有一部电话——那是建医院时专门拉的一条电话线。

医院里的医务人员不多，加上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才二三十人，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杨汝培书记负责基建和主持工作，我到院上班后与杨汝培、马琪娟、何翠娥三个人组成了建院领导班子。我转了一圈，发现医院没有食堂，问了员工才知道，要就餐，就得步行3公里去市人民医院。医院只配备了一辆车，大家戏称它是“多功能车”，接病人、送货、接职工等等，都是用这一辆车。

虽然眼前的困难很多，但开荒嘛，就是要迎着风沙开辟荒土。了解医院的情况后，我很快就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贰

虽然我们无法治愈这些病人，但可以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感受温暖和关怀，也让他们能好好地和这个世界道一声“再见”。

“东湖医院”建起来了

我刚到传染病医院时，医院连院名都没有。于是我向全院发出征集，员工们积极性很高，纷纷投稿，有人提议叫“传染病专科医院”；有人根据当时的院址（罗湖区布心路）， 提议叫“布心医院”；也有人建议取用附近“东湖公园”的名称，叫“东湖医院”……各种花式名称往我这送。

“传染病专科医院”这个名称，和市里给医院的定位很契合，但我担心市民听到这个名字，会产生畏惧心理。东湖公园是附近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取“东湖”二字与医院结合， 让人听起来也舒心不少。所以，我们决定将“东湖医院”这个名字上报给市卫生局，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当时人手不足，我们什么活都干，开车、买白大褂、煮饭等等。我到了医院后，办了一个厨房，那时深圳的水、电、通讯、道路等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没有煤气，我们就烧柴火煮饭；没有专门的厨师，医生、护士就轮流去做饭和打扫厨房……那时经常停水停电，我们为此准备了一个水塔，里面装满水，以备不时之需。

东湖医院的楼建起来后，医护人员的缺口开始变大，招揽人才成为首要任务。我向市里申请调配医护人员，但很多人一听到是传染病医院，都不太愿意来。再者，医院周边比较荒凉，像样的道路没几条。一些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到了医院，一看这环境，竟直接在我面前哭了起来。

没办法，我只能给他们一个一个做工作。有些从外地过来的，如果已经成家，我就尽量争取把他们家属也调过来，让彼此有个依靠。慢慢地，医护人员多了起来，医院也逐渐走向了正轨。

第一次收治肺结核病人

1985年，深圳市卫生局领导决定，将人民医院的肺结核病人转来我院进行隔离治疗。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着手准备。当时东湖医院还没有住院楼，门诊和病房都在一栋楼里，硬件设施比较差，人民医院转来的这批病人，是我们住院部收治的第一批病人。

为此，我们提前做了一场演习。我们让一名职工假装病人，从病人下车的那一刻，我们就安排好了整个流程：准备担架，把病人抬进去病房。护士一边在门口接应，一边准备药物、器械等，确保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

虽然一切准备就绪，但等真正的病人到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紧张。所幸我们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环环相扣，没有出现一丝差错。后来，在我们的精心治疗下，那批病人都康复出院了。

东湖医院虽成立不久，但我们都尽心尽力，为病人提供人性化服务。次年，市卫生系统开展文明单位检查评比活动，东湖医院荣获“文明单位”称号。

1992年，我被深圳市政府评为劳动模范，我很珍惜这份荣誉，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当年的证书和奖章，这是深圳对我的认可，也是对三院工作的认可。

开设“益寿病房”

东湖医院刚开始对外开放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有时候门诊几天都看不到病人。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我们在门诊一楼开设了“益寿病房”，专门为临终病人提供临终关怀。被其他医院判为“不可救治、不可逆转”的病人，我们都接收过来，安置在益寿病房里。

我还记得，益寿病房里住进过一位直肠癌晚期的病人，大小便失禁，经常弄脏衣服和病床，除此之外，还有疼得不停喊叫的病人、爱发脾气的病人……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遭遇，此时却都被困在这里，任凭苦难从他们身上碾过。

为了照顾好这些病人，我们的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守在病房前。病人太疼，我们就用镇痛治疗；病人有负面情绪，我们就耐心开导；病人失禁，我们就一遍一遍清理。

虽然我们无法治愈这些病人，但可以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感受温暖和关怀，也让他们能好好地和这个世界道一声“再见”。

叁

从那天起，我们每天都派人在污水站把守，检测流出去的污水是否达标。

“污水处理”和“隔离病房”两手抓

建立东湖医院之初，我就为这所医院设定了两个目标：（1）不能让传染病影响这座城市；（2）医院内不能发生交叉感染。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在当时缺乏行业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修建了污水处理站，那是深圳市第一座双虹吸医院污水站。污水站包括地下建筑和地面建筑两部分，主要装置设在地下，利用定量水位差，自动虹吸污水并同步投加定量消毒剂。

我清楚地记得，污水站是在1988年6月22日正式投入使用，从那天起，我们每天都 派人在污水站把守，检测流出去的污水是否达标。自此，医院污水流量不均、投药不易控制、消毒效果不稳定的难题都解决了。后来，人民医院和妇儿医院纷纷过来取经，回去后就修建了自家污水站。

第二，1991 年，我启动了住院部的修建工程。根据全国传染病防控的最新要求，我们参考了北京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的建筑模式，采用双通道设计，即患者和医务人员分别使 用不同的通道。同时，在医务人员进入病房前还设有缓冲间和二道间。

这种建设和管理理念延续至今，依然起着有效的防控作用。不仅仅是在我任期内，我听闻后来在非典和新冠疫情期间，医院也未出现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我非常自豪和欣慰，我们共同打造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不仅能保护患者，还有效保障了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

见证着三院不断发展

1997年，我从院长岗位上退休，并将这份重大的责任传给了下一任院长。

我退休时，东湖医院已经初具规模，杂病科、肝病科、结核科等科室逐渐运转起来，住院部可以同时间为深圳市提供160张床位的传染病治疗服务。医护人员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增加到两百人，当初我招的大学生们也开始成为各科室的中流砥柱。

退休后，我也一直关注着东湖医院的发展。后来东湖医院改名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疫情时期，三院的医护人员冲在前头，与病毒作斗争，为深圳人民筑起一道健康的防护线，我非常感动。

三院从一片荒地起步，到如今成为一流的现代化医院。这背后，离不开深圳市政府对深圳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更离不开三院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而我，只是做了一些非常平凡的工作，那便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三院建设献出了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