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来深圳之前，就收到了老朋友聂广教授的书稿《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中西传染病学通史》。没有想到，为它写序却是4年以后，书稿的修改过程竟然这么漫长。

据聂广教授介绍，他的原意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传染病学史”的专著，而他又担任过“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十多年，有点义不容辞的道义感。后来，他又想将其扩充到“医学思想史三部曲”之中，以回归他曾经热爱过的医学史专业，那个40多年前的梦想。

我很乐意为他的这部著作写一点自己的感想。首先，人类与传染病长期抗争的历史，书写过医学史中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凝结着古往今来医学家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智慧和心血，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当代医学生，尤其是传染病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应该熟悉和思考这段艰辛的历程，从中吸取营养、开阔思路和激发斗志。但长期以来，我们并无这样的书籍和教材。聂广教授在新冠病毒病发生以来，广采百家，自成一体，睿智地弥补了这一不足，为学界之幸事，其开创性价值无可置疑。

其次，我国当前的卫生策略是“中西并重”。虽然在落实这个策略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近百年的中西医之争，始终盘旋在我国医界，成为难以化解的困惑。我想，历史的纠葛只能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答案，登高望远才能看轻眼前的得失，发现理性的钥匙。从现实来看，厘清二者在当代的学术定位，显得十分重要。本书站在中外史学的高度，对传染病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做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梳理，理性比较和探讨二者的过去和现在，相信会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理有据的战略借鉴。从本书的导言可以看出，“医学思想史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医学思想通史：从轴心时代到科学时代》、《疾病思想史：30种重大疾病认识与干预的重大转折》将进一步梳理这个话题，我满怀冀望并乐见其成。

第三，聂广教授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老同志。退休后他老骥伏枥，笔耕不辍。我为医院有这样的前辈，有这样的学术氛围深感骄傲。我个人体会到，做学问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模式，能够静下心来面壁多年十分不易。据我所知，本书参考了几百本医学名著，涉及到几百个人物，以及中西传染病学的主要理论和学说，从选题、构思、搜集资料到笔耕，都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事情。此后两部书更是高瞻远瞩，工程浩大，愿老朋友心想事成，为后来者树立榜样。

第四，聂广教授写作这套丛书的治学态度，也值得推崇。他力争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撰写《西方哲学史》的主旨来要求自己。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屁股决定脑袋，而是认真努力地梳理史实、史料和文献，进行数据分析和推理，以“历史为体，逻辑为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揭示传染病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本质和规律。这是当代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科学素质，相信广大读者可以阅读该书获得体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59）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

有两件事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

这种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域；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而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读完这部书稿，我也经历了不眠之夜。在这里，做一简短介绍，以为广大读者指引一二。

全书共分8章。在第一章“中华疫病学源流”中，他从甲骨文中的疫病名称开始，谈到先秦时代的疫情及其对疫病流行特征和疾病表现的认识。那个时代，鬼神作祟的疫病学，与天人相应的疫病学互相交织、互相斗争，形成了古代疫病学的特质、相应的防治技术和诊疗经验，以及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体系。

在第二章“中华疫病学体系”中，他从《黄帝内经》的疫病学、《伤寒论》辨证模式到温病学证治体系，做了系统介绍。并在“传统疫病学的知识体系”一节中，以当代的视角进行了剖析和评价。

在第三章“西方传统疫病学概要”中，他首先介绍了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如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士丁尼瘟疫、欧洲黑死病、全球大流感等。随后描述了西方早期疫病学，包括《希波克拉底全集》中的疫病学、盖伦与疫病学、阿维森纳《医典》的疫病学、弗拉卡斯托罗与《论传染和传染病》，以及《内科新说》中的疫病学，并回顾了19 世纪中叶英国霍乱病因之争，及西方早期公共卫生的历史。

在第四章“基础医学的诞生与互动”中，他阐述了现代传染病学诞生的基础医学的成长历程。一是病原微生物学的脱颖而出，从“细菌致病理论”的确立，到病毒学的诞生；二是免疫学的发展史，从18项诺奖成果说起，到免疫学理论简介，以及发展和分期简评；三是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进展，举例介绍了病理学在传染病学中的与时俱进、“炎症”的前世今生、“休克”的实证历程和多脏器功能衰竭研究进展。

在第五章“预防医学与现代公共卫生的崛起”中，他从流行病学诞生、疫苗革命和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等内容，揭示了预防医学与现代公共卫生在传染病防控中的重大价值。其中，“现场调查”扼制疫病流行、“死亡地图”逼近霍乱真相、产褥热与绅士的手、医学统计学的奠基人、数学模型描述传染病等，这一个个承先启后的事例，为流行病学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疫苗的发明及其三次革命，为人类防控传染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过程，不仅充满了血与泪的教训，也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制度、策略与手段。

在第六章“临床医学的重构与拓新”中，他回顾了从传统疫病学到现代传染病学，诊疗操作的话语体系转变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基础与临床医学的互动效应、临床医学观念演进历程，并逐一描述了话语体系转变与诊断技术创新、治疗技术创新的恢宏史章。其中，诊断技术的创新包括叩、听诊诞生及体格检查完善，检验医学、医学影像学、超声诊断、消化内窥镜、支气管镜等的发展，展示了病理学、免疫学、病原学等基础医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化学等现代与临床医学的互动效应；雨后春笋的抗菌药物、承先启后的抗病毒药物、从天然到合成的抗寄生虫药物、针对病理生理学的药物与技术，也是临床传染病学与现代科学与时俱进的产物；而且循证医学、精准医学的诞生，为人类诊疗传染病提供了更新的视野和更高的要求，也展现了传染病学迈向未来的雄心壮志。

在第七章“疫病防控的翻身仗”中，他以鼠疫、霍乱、天花、脊髓灰质炎、疟疾、斑疹伤寒、肾综合征出血热、梅毒、丙型肝炎、乙型肝炎、艾滋病、肺结核、埃博拉病毒病、新冠状病毒病等为例，逐一追踪了它们的疾病史。这些曾经祸害人类的重大传染病，人类如何从束手无策到认识病原，从发现药物和疫苗到采取针对性防控手段，从重症救治到“预防为先”，回顾了人类对各种古老的、现代的以及新发传染病科学防控，甚至部分消灭的历程。

在第八章“中西医学的交汇与融合”中，他首先回顾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过程，分析了防疫模式体制化与中医参与边缘化的历史过往，倡导了创建中西医融合传染病学的新思维。他认为，从国家层面看，医药卫生采取“中西并重”的战略决策，不仅有其历史渊源，也包含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中医鼎新之路为何累遭挫败？他从现代科学话语体系角度出发，剖析了中西医结合的“两张皮”现状，设计了打破中西医壁垒的策略、方法与步骤。当然，这是一件巨大的现代化工程，但编写一部现代传染病医师一看就懂的《中西医融合感染病学》，已经时机成熟。他预言，这是传统疫病学走向未来的最佳途径，也是医者和患者双双获益的历史性举措。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近，我在关注人工智能对中医学的影响。作为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AI）以指数级速度正在重塑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由于其技术赋能，中医药也在逐步实现标准化、精准化和普惠化的大路上阔步前进，逐步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智能医学”转型，包括中医诊疗的智能化与标准化、药物研发与产业创新、健康管理与普惠医疗、传承教育与学术发展等方面。

当然，这也是中医药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不断发展的结果。在软件开发方面，1970-80年代的“专家系统、知识库”建设，如1978年的“中医关幼波肝炎诊断治疗程序”“中医数字辨证机（湖南中医学院教授朱文锋）”；1979年的“中医房芝营教授诊疗脉管炎、静脉炎、大动脉炎、雷诺氏病的电子计算机程序”；1980年的“林如高骨伤电脑诊疗系统”；1984年的“罗元恺痛经辨证施治系统”“邹云翔中医肾系疾病计算机系统”；1985年的“姚贞白妇科专家诊疗系统”；1986-1990年的“国家“七·五”攻关—著名中医诊治经验的研究”“中医药学文献分析检索系统”“历代中医名著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检索系统”等。但是，1990年代至今，这一领域逐渐由盛转衰，进入瓶颈期，直到202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逐渐诞生。

在硬件开发方面，从1950年代的“压电晶片脉搏描记仪”、60年代的“三线脉象仪”、70年代的“Bys-14型脉诊仪”、80年代的“MTY-A型脉象图仪”、90年代的“MX-5型多功能中医脉诊仪”，到2000年后的“ZM-Ⅲ型智能脉诊仪”，以及各种舌诊仪、面诊仪、眼诊仪、经络检测仪、红外热像仪、中药离子导入仪。近期，各种推拿机器人、艾灸机器人、针灸机器人等逐渐问世。

人工智能对中医学的影响既是技术革命，也是文化传承的机遇。未来需在知识图谱构建、智能辅助诊疗、深度学习与优化、临床数据挖掘几大领域持续突破。我相信，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中医，但会重新定义医疗的边界。这一进程中，中医药有望以更科学、更普世的姿态，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卢洪洲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02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