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广泛而深度地介入了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赢得了民众的赞誉。

新冠肺炎治疗的难度在哪儿

对于现代医学来说，新冠肺炎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新发、突发的传染病，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新冠病毒为新发病毒，性质不明确，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新冠病毒侵袭人体后导致机体过度的免疫反应，主要危害是肺损伤，它不同于一般的细菌性肺炎的损伤，可用抗生素治愈；也不像其他的呼吸道病毒感染，有对应的疫苗可预防、抗病毒药治疗有效。虽然新冠肺炎轻症病人具有自限性，但大多数病人会出现肺间质炎症，进而损伤肺泡，影响人体的氧合功能。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或不合理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加重病情，可能给肺部炎症带来第二重打击，引起炎症因子风暴，加剧肺损伤，诱发呼吸窘迫综合征，最终导致严重的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概括地说，在新冠肺炎治疗上最大的难度是无法有效地抑制造成肺损伤的过度免疫反应，以及带来严重肺损伤乃至造成多功能脏器衰竭的炎症因子风暴，现有的治疗手段都属于对症治疗、支持治疗。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有效吗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的指挥下，我们从2020 年1 月25 日开始，相继组建了4 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支援武汉，分别进驻武汉市金银潭传染病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全国各省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积极组织中医专家和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队广泛参与疫情救治。在3 月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武汉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答记者问时说，中国诊疗方案是中医和西医共同并肩战“疫”、共同智慧的结晶。在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中医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中医药的疗效决定的。目前5 万余名确诊患者已经出院，大多数患者使用了中医药。一项452 例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随机对照开放性试验显示，中西医结合在改善症状、提高核酸转阴率方面，显著优于单纯的西药组。另一项500 例的临床队列研究显示，肺部CT 影像明显改善，没有轻型转为重型。对于重症患者，一项75 例的临床对照试验显示，中西药并用组与单纯西药组相比，核酸转阴时间、住院时间平均缩短3 天。中医药在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以及在缩短治愈时间、减少转化为重症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中医药取效的可能机制在哪儿

这是西医专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他们强调在科学地评价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同时，还须用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技的语言阐明取效的作用机制。

一般而言，中药在体外实验中，抑制或杀灭病毒的作用可能并不很强，但是在人体内环境中，可能有着调节机体免疫力、抑制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炎性损伤的作用。从目前的临床效果来看，中医药能显著改善轻型、普通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发热、咳嗽、头痛以及消化不良等症状，其可能的机制是抑制病毒免疫反应所造成的炎症反应性损伤，改善肺及消化道等脏器的功能。对于部分出现了缺氧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也能明显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气短憋闷等症状，这表明辨证论治的中药复方疗法在抑制越发严重的肺损伤和炎症因子风暴前期病变上可能有作用。

有关中药尤其是复方中药的作用机制研究，是中医药研究的难点。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科技部“973 计划”设立中医药专题以来的20 年，在采用现代科技新进展包括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等阐释中药复方作用的科学机制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投入较少，研究得还不系统、全面。在中药复方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机制方面，可参考的研究文献还是不少的。新冠病毒侵袭人体，主要是通过病毒表面刺突上的S 蛋白识别人体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CE2）进入人体细胞的，这ACE2 好比是“门把手”，病毒就是利用其S 蛋白“劫持”了细胞表面上ACE2 这个“门把手”，打开了进入人体细胞的大门。今年1 月底，来自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依据配体与受体作用的“锁—钥原理”的分子对接研究技术，研究结果显示，中药黄芩中的黄芩苷、灯盏细辛中的黄岑素、酸橙与陈皮中的橙皮素、甘草中的甘草酸等能够与ACE2 结合，与新冠病毒S 蛋白形成竞争，是潜在的抗新冠肺炎的化合物。另外，关于针对重度肺损伤和炎症因子风暴的作用，可以参考2019 年6 月在国际重症医学顶级期刊《重症医学》上发表的国内几十家综合医院联合研究的一篇文章，显示中药血必净注射液可以明显改善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风险指数评级，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病房的总停留时间，中药与抗病毒化学药物一对一的单靶点作用不同，对于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重度肺损伤和多脏器功能障碍这是可以参照的。

中药复方不同于化学药物的单体成分，每个中药都拥有很多的成分，而一个复方有十几味中药，是一个成分极其众多的复杂系统。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机制是中药复方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难题：短时间内难以系统、清晰地揭示其作用机制。

大疫当前，救人要紧。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做到根据中药复方辨证论治的特点进行分层设计、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轻、中度的病人治疗过程一般为10 天至三、四周（康复阶段还需2 ～ 4 周），服药后是否有效，除了总体的数据分析之外，病人应该会有感觉的，不可能用自愈和心理安慰就能解释的。

为什么大多数西医不用中药

为什么大多数西医不用中药西医大夫仅在大学阶段学习过类似中医学导论的课程，对中医理论和辨证施治临床技能并未掌握，更无深入的研究。疫情来临，大部分西医大夫只能按照现代医学常规病毒性肺炎的诊疗方案进行标准化治疗，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大部分西医不用中药？”这个话问得不太准确，以武汉为例，实际情况是在疫情早期，西医大夫在发热门诊给尚未经核酸检测确诊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大多开了连花清瘟胶囊等中成药，只是没有积极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普遍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诊治方案中的中医辨证论治方案。2 月初，湖北省患者使用中医药（中药汤剂或配方颗粒）的比例只有30.2%，远低于全国87% 的水平，而武汉市患者占据了湖北省的大部分，使用中医药的比例在湖北省的城市中最低，不到10%。武汉地区西医医疗力量最强，但重症病人最多、死亡率最高，这固然与病人太多、得不到及时救治、病人恐慌有直接关系，但没有很好地采用中西医协作、发挥辨证施治中药汤剂（或配方颗粒）复方疗法治疗轻型、普通型患者的优势作用，也是可能的影响因素之一。应该说这跟部分的医疗卫生管理者、西医大夫存在着的观念和认识问题有关。

两种医学体系是在东西方不同的科学母体中形成的，现代医学自文艺复兴后与近现代自然科学紧密结合，遵循西方科学体系的还原论，譬如对于细菌性肺炎病人，通过痰培养加药敏试验来选择某种抗生素，然后根据药物代谢动力学特点决定给药的时间和量，这样的理念和方法显然是对的、先进的。但是，生命现象是复杂的，当今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知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医药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不同于西方医学疾病理论，不是实验室研究—临床验证—实验室研究的路径。中医学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中药及针灸推拿几千年的人用历史的经验很宝贵，但至今很多临床很有效的治疗技术尚未阐明科学机制，譬如小儿捏脊手法治疗婴幼儿消化不良很有疗效，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带状疱疹急性皮损期，采用火针点刺加拔火罐可迅速止痛，二三次即可治愈，但西医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些都还没有阐明科学机制。砒霜（氧化砷）、以及雄黄（硫化砷）与青黛一定比例配伍治疗白血病的作用机制，也是近二三十年由陈竺教授（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采用分子药理学的方法解明的。

西医难以认同中医的原因在于，按照西方科学理念，认为中医药作用机制不明确、对疾病疗效的判定存在主观性、用于治疗的中药复方疗法不是按照化药的“基础实验、临床试验、药物审批、上市应用”的流程完成的，不科学。中医药治病是遵循“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原则，运用个体化的辨证施治中药复方疗法及针灸等非药物疗法来治病、防病的，更多的是一人一方，这也是我国执业医师法赋予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医师的权力，是合法行为。古代瘟疫大流行之时，甚至采用精简的系列方剂、大锅熬药集体救治的模式，也是取得效验的。

至于部分西医专家对于中药饮片副作用的过分担忧，我认为是不必要的。中药饮片临床安全使用是有管理规范的，国家药监局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数据表明，所有中药的不良反应仅占药物不良反应总数的17%，而且其中的80% 是由于不规范使用中药注射剂以及中药注射剂生产质量所造成的。

相当多的西医看不到现代医学临床治疗上的不足之处，不承认中医强调整体观念、治未病思想、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在方法论上的先进性，以西方17 世纪以来的科学主义观念来对待中医药学，甚至把中医药学连同中国传统文化都视作落后的、愚昧的，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古代自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对瘟疫诊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2000 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321 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得到了较好的救治，这些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就好比是防治传染病的“弹药库”，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面临几次重大的疫情譬如1956 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2009 年的禽流感，中医药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展示了中医药辨证论治体系和因事因地因人制宜策略的优势。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救治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针对细菌、病毒等生物致病因素，追求杀灭细菌、病毒的特效药，这没有错，但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细菌的抗生素耐药问题、病毒的变异问题等都是医学治疗上的难题。中医辨证论治的复方疗法，有着多靶点、多环节的治疗优势，历史上抗击瘟疫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医药是我国传染病防治的独特资源，此次疫情救治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基于临床统计分析和初步科学研究，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上可发挥以下作用：

对于冬春感冒、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以集中配发中药方式，针对核心病机和证候特点采用通治方剂、系列方剂进行早期干预，有利于包含流感、新冠肺炎早期在内的冬季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控制疫情。

对于轻症、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辨证施治复方可以改善发热、气短乏力、咳嗽咳痰、食欲差、谈腹泻等症状，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阻止病情往重型发展。

对于重型、危重型病例，结合现代医学的氧疗、补液等支持疗法，可以改善重型新冠肺炎病人的肺部通气功能、抑制带来肺损伤的过度免疫反应。即使在极其依赖现代医学机械通气、调整酸碱平衡等支持疗法抢救治疗的危重型病人，如果能够开展中西医结合，也可以减低死亡率。

对于康复阶段的患者，病毒转阴之后，肺部炎症损伤的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此阶段采用辨证论治方法，服用益气养阴、健脾补肺等中药复方汤剂治疗，有助于患者恢复体力，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降低肺间质纤维化。

毛泽东同志最著名的论断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在1953 年曾经讲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很多民众有同感。经毛泽东同志亲自督促、批示，中央于1955 年12 月批准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以及举办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西学中班）。

当代年轻人，对现代科技接受得很快，传统的人文知识丢得较多，对于中医药学这门传统医学理解和接纳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在评价其科学性上有时也会有偏颇之词，可以理解。讲究科学、认同还原论、追求“白箱”方法没有错，但科学是相对的、发展的，生命是复杂的，容易解释清楚的是相对简单的、线性的，还有很多非线性的、暂时不能解释清楚的复杂技术方法也是宝贵的，值得去深入挖掘，只要它有用、有益。有些专家在不了解、不理解的情况下妄下结论，甚至贬低和蔑视中医药，这是不对的。中、西医学孕育自东、西方不同的科学母体，有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和理论特点，不仅《伤寒杂病论》、明清瘟疫理论及其实践经验对于重大传染病有效，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体系对于慢病治疗也有着独特的优势。譬如抑制胃酸药物，越强则越有利于溃疡和炎症的愈合，但烧心和反酸并不都是由酸多所造成的，长期抑酸造成酸缺乏可以影响到消化效率、消化能力，甚至造成药物依赖、带来胃肠生态的改变、增加癌变的风险，适度最重要！所以很多临床情况恰恰是中医药辨证论治、中药复方疗法的优势。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员在寻找抗疟药物时，在青蒿（黄花蒿）的提取中，很多次没有成功，后来依据《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采用乙醚低温提取的方法，成功获得青蒿素，讲起这一点，屠呦呦老师感叹多亏了2 年的西学中班的学习！她是北京医科大学的药学专业毕业，是中医研究院第三期西学中班的学员。

我16 岁时进入中医高校，第二年暑假期间得了细菌性痢疾，口服解热镇痛药和呋喃唑酮（痢特灵）二天，恶心欲吐、发烧泻痢未愈，家父所在单位食堂的王阿姨知道后，给我拔了一把鲜草药煮了一碗让我喝了，立竿见影，服了两次就好了。后来我知道，那草药叫地锦草，是一种常用的中草药，让我认识到中药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