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病流行

关于疫病的最早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其中“疾年”一词就有疫病流行的意味。因为顾名思义，就是指疾病多发的年份，而疾病多发往往与疫病相关。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多次说到“疫病”。例如，该书在《孟春纪》提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在《季春纪》提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在《仲夏纪》提到，“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在《季夏纪》提到，“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在《孟秋纪》提到，“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在《季秋纪》提到，“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在《仲冬纪》提到，“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在《季冬纪》提到，“季冬......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还有“民病大疫，又随以丧”的记载等，已经认识到疫病的流行性与季节性，认为其发生于气候失常。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其后，《礼记·月令》全部继承了《吕氏春秋》对发生疫病的季节与气候异常关系的认识。《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是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但其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与《礼记》类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实际上也是成书于两汉之间。《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该书在《天官》中阐述了“疾医”的社会分工：“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声，□其死生。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其中提到季节性疫病的流行特征，“瘠首疾”是发热性疼痛和头痛类的疫病，“痒疥疾”多见于夏季，有可能是一种斑疹伤寒类的疾病，“嗽上气疾”应该是呼吸道流行病。此外，还提及“食医”、“疡医”“兽医”，是医生职业最早分工的标志。

关于疟疾的发生，古人都观察到多发生在早秋：《周礼》曰“秋时有疟寒疾”；《礼记》曰“孟秋行夏令，民多温疾”；《易说》称“白露当降不降，民多湿疟”；《左传》（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曰“水潦方降，疟疾方起”。

二、疫病病因

瘟疫是人类童年的梦魇。自古以来，我们就在不断地与各种瘟疫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生死较量，人类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疫病学说发生、发展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说法显得唐突甚至荒诞，但那都是古人长期探索之后的难以解释的一种解释，难以讲出道理来的一种道理。

因为医学不仅是技巧，还需要解释。原始人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面对瘟疫的暴戾和肆疟，他们是那样怯弱，既无法驾驭，又不能理解，内心充满了恐惧，因此“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应运而生。那时候，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种善恶难分的神灵或魔鬼，各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鬼神来管辖。在中国的原始神祗中，西王母就是掌管疾病疫疠的，蚩尤也是一个瘟神总管，《述异记》云：“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大疫。其俗遂为立祠。”传说中顓頊也被认为是“疫神帝”，因为他有3个儿子，死后都变为疫鬼。《山海经》中还讲到一些“见则大疫”的怪兽，造成瘟疫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里，也有不少制造瘟疫的神怪，如云南白族的“大黑天神”，本来是玉皇大帝派他下凡播散瘟疫的，结果他不忍涂炭生灵，把瘟疫种到自己身上，又吞下所有符咒，从而全身变黑。还有一个故事，讲远古大理来了一批瘟神，一对兄妹为民除害的经历。可见在上古之时，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都对瘟疫不可理解，最终只能归结于神怪，那是原始崇拜的结果。

我国古代通过对自然现象与人类发病的长期观察，认为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下列四种为其主要原因：

（一）疫鬼伤人

《楚辞·天问》说：“伯强何处？惠气安在？”王逸注：“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后汉书·礼仪志中》说：“大傩，谓之逐疫”。李贤等注引《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说：“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其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疾疫流行，无远近少长，患者之病状率皆相似，如有一种无形之鬼怪精物作祟，使之相互染易，因呼之为疫疠之鬼。

（二）动物疫源

古人也认识到动物为人类疫病的传染之源，从而导致疫病流行。《山海经·东山经》说：“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钩，见则其国多疫”。《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山海经·东山经》又说：“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又说：“乐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汇，赤如丹火，其名曰，见则其国大疫”。《太平御览·疾病部五·疫疠》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有鸟焉，其形似鹊，白尾，名为青鸟，常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未见其来，多苦疫气”。

如果说以上奇禽异兽还带有古人对疫情恐惧的原始崇拜，并非来源于对禽兽类导致人类疫病流行的溯源研究，那么《左传》所说的“国人逐瘈狗”，则提示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与疯狗咬伤有关，正因为这种客观的认识，才有了“逐瘈狗”的防疫措施。

前面提到，甲骨文中“蛊（）”是两条虫在皿中而会意，皿为食器，人食其虫而入腹，则成为蛊，即腹中之虫。因此，华石斧《文字系》指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联想到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外界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

还有，甲骨文中关于疒蛔的记载，“……疒住回（）？”“（）”即“回”字，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可以认为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

（三）气候异常

“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天人相应”的病因学说，据说是医和提出来的。《左传》记载：公元541年，秦国名医医和（公元前六世纪）为晋平公诊病，他认为晦淫过度可以使人发生内热盅惑之疾，而不是鬼神降灾。并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理论，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说明：第一，四时、五节、六气等变化已被看作重要病因；第二，五味、五声、五色等医学概念已初形成；第三，五行学说已经实际应用于医学；第四，六淫为病的观点，是后世病因学说的发源。“六气致病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以后演变为《内经》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说。

因此，古代医学一直认为，阴阳错位，四时失序，气候变异，产生乖戾恶厉之气，造成疫病流行。正因为这种学说，因此导致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从“疫病”过渡到“外感病”的关键性。前面提到，《周礼》讲述四季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上气疾”。《礼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役”，“季春行下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说明由于四季气候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并知道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仲冬……行春令……民多疾疠”。《春秋繁露·五行变数》说：“火有变，冬温夏寒……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可以看出，古人具有深刻而难以更改的“时气不和，致人疫疠”的观念。

（四）天地疠气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致人疾病的“菑疠”，可以引起疫病发生和流行。这种天才的猜测，可以说与微生物学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春秋·左襄元年传》说：“在国，天有菑疠”。杜预注：“疠，疾疫也”，《汉书·食货志下》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菑、灾形异字同，疠、戾声同字通，是“灾戾”亦“菑疠”也。《伤寒翼·商瘟疫非六淫之邪·四时不正之气》说：“瘟疫者何？乃天地之厉气也。厉气伤人，令人壮热，故曰瘟疫.其为病也，轻者乘人之虚怯则着病，亦不沾染，重者则老幼皆同，沿门相似。少则一隅俱有，多则合郡皆然。其邪非风寒燥火暑湿之六淫，又非寒热温凉四时之不正。盖六淫之邪、不正之气，必触冒之而始病。至于厉气之来，从天而降，杂于雾气之中，著于水物之内，无知无觉，呼吸饮食，入人肺胃，或即发而暴亡，汤药不及；或淹留而垂毙，治疗无方……”。此外，空气失于洁清，秽浊腐臭，触之伤人。尤其是战争后，尸横遍野，未及掩埋，化为腐臭秽浊，弥漫于空气之中，病原体微生物最易滋生繁殖，传播疾病，导致人类疫病的流行。故《老子》第三十章中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