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黄帝内经》时代也是这样。这说明，医学不仅是技巧，还需要理论思维。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疫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正如老子所言，人类认识疫病也是从它的命名开始的。

一、甲骨文中的疫病名称

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共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其中“疒”“疾”“疫”“疠”“疥”“蛊”“痐”“祸风”等，均与疫病有关。

古代的字根“疒”，后来多种疾病都依之而加以划分，其在甲骨文中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卧床不起。“疾”字后来多指传染病，它表示一个人单独地躺在床上，有一支箭射中他（）。在甲骨文卜辞中，“疒”和“疾”是通用的，两者区别不大。另一个表示流行病的是“疫”字，它是由表示疾病的部首“疒”，加上一个表示手执一支杖的形象字“”而构成（）。甲骨文卜辞中常有“疒役”之词，如“甲子卜，殻贞：疒役（疫），不彳止（延）？”“贞：疒役（疫），其彳止（延）？”（《小屯殷虚文字乙编》）。此卜问疫病是否会蔓延流传，是关于“瘟疫”流行的最早记载。在甲骨文中，还有数片卜问是关于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之辞。其中还有：“乎（呼）比（枇）役（疫），正？”“贞：役（疫），佳有（）不正？”意为：呼令举行枇祭以禳除疫病，能使疫病得治吗？疫病是否无法得治？体现了一种对疫病恐惧的忐忑之情。“疠”这个字也是指疫病，甲骨文中像一个蝎子占据床上，给病人所留的地方很少（）。关于“疫”字的含义，《说文·疒部》说：“疫，民皆病也，从疒，役省声”。《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又说：“疠，力誓切，疫气也”。《素问·补遗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厉大行，远近咸若”。《集韵·去声上·六至》说：“疫，《字林》：病流行也”。《温疫论·正名》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原作“疫”，误，今改）为‘疫’，又为时气时疫者，因其感时行戾气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温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戾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是“疫”之为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发生则易于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病势凶猛，延门阖户，一乡一区如鬼厉之行使，患者无远近长幼，病状率皆相似也，而且表明我国在商代已经流行过疫病。

值得关注的是“疾年”“雨疾”和“降疾”的描述。“贞：有（）疾年，其井（死）。”表示多病之年，病至于死。疾年指这一年反复出现范围较大的流行性疾病，雨疾、降疾、“祸风”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邪风有关，说明那时已经有了瘟疫流行的概念和病因的探讨。

“疥”“蛊”“痐”“祸风”等，属于具体病名。在甲骨文中，“疥”这个字用处较多，主要表示出疹伴发热性疫病，表示一个人病卧在床，身上还出现了疹子（）。“蛊”是值得推敲的，蛊（）字从虫虫在皿中会意，皿为食器，其中有虫，人食之而入腹，而成为蛊，即腹中之虫。有学者研究后认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华石斧《文字系》），提示与血吸虫有关，因为蛊胀常常连用，常见于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外界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甲骨文中还有疒蛔的记载，“……疒住回（）？”“（）”即“回”字，本像渊水回转之形。“回”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因此，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祸风”在甲骨文中常作某某因风致疾，也即后世所谓“伤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甲骨文中有时候也写成（），即“祸风有病”（流行性感冒）。后世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实际上是殷代医学思想的延伸。

二、《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疫病名称

（一）《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基础理论著作，洋洋20万言，集古代哲学、医疗经验之大成，开中医理论体系之先河，历来为医家所推崇。但是，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却从古到今，众说不一。　　

1. 成书于黄帝时代  历史上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前22世纪）的作品，如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之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北宋时的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昔黄帝……坐于明堂之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2. 成书于周秦之际  另一些学者认为，黄帝、雷公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产生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著作。因此，《黄帝经内》成书于周秦之际（公元前11世纪-前3 世纪）。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素问》精深，《阴符》奇奥，虽非轩后，非秦后书”。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原本残阙，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现代的医史专著或教材中，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甄志亚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就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3. 成书于战国时期  这个说法比较普遍，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之八下《心学》第十二说：“《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宋代理学家程颖在《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中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现代学者龙伯坚在《黄帝内经概论》一书中，任应秋先生在《内经研究论丛》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4. 成书于西汉时期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9 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此其三。

考《黄帝内经》的书名，在现存的所有史书中，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说明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而《黄帝外经》则早已亡佚。《汉书》是东汉班固所撰，但是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是以西汉末年刘散（？-公元23年）的《七略》为底本的。西晋时的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 年）在所著《针灸甲乙经﹒自序》中写道：“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可见，在刘歆的《七略》中，肯定已经提到了《黄帝内经》。由此推断，《黄帝内经》最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末已经成书问世。　

5. 成书于东汉时期  《<内经>时代》作者赵洪钧指出：近人考证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当在东汉，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撰“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2）：8]，田树仁撰“灵枢素问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3）：145-149]，余自汉等著《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均主此说。他认为：

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本节即将提到“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见《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P4-5）

《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作者金栋提出：“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既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或内容，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可以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还未完成。又《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三国）以后才有的官名。

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前所长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一书中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赵洪钧说：“应该承认《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两部大书。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有了略同今《素问》和《灵枢》的著作，但他不能把东汉时代的《内经》载入《汉书·艺文志》。对看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P5）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历史问题。本书采用廖育群、赵洪钧等的观点，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东汉时期。

（二）前《黄帝内经》疫病名称

我们之所以详细地回顾这些疫病名称的演变过程，目的在于剖析：后世医家特别是张仲景为什么没有选择“辨病论治”而最终为中医学选择了“辨证论治”的临床特色？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大疫”的名词在周代的典籍中已经十分普遍，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癡）、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瞽（盲人）等。《山海经》记载了38种疾病，固定病名有“瘿”“痔”“瘘”“疥”“痤”“疣”“痈疽”“痹”“风”“疟”“疫疾”等。《周礼》中涉及的一些感染性疾病，如肿疡、溃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等。《礼记》则多次提到，并可见到“疫疠”“天行”“时行”“时气”等说法，说明经常发生瘟疫大规模流行（《礼记》中还有瘖、聋、丧明、跛、躃、伤、创、折、断、胎夭、病革、风欬、侏儒等病名记载）。

关于疫病的流行，《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由于物候变化失常，引起疫病。《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古代关于疫病的名称很多，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热、伤寒、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包括大多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血吸虫病等。例如，《素问》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把伤寒看成多外感疫病。《素问》云：“土郁之发，民疾呕吐霍乱”，认为霍乱是一种严重的消化道传染病。《周礼》称“秋时有疟寒疾”，《礼记》谓“孟秋行夏令，民多温疟”，《易说》曰“白露当降不降，民多湿疟”，《左传》云：“水潦方降，疟疾方起”，《素问》云“秋为痎疟”“蓄作有时”，说明那时候已经认识了疟疾，并划分了多种类型。《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肠澼下脓血”，指一种痢疾类传染病。《左传》中讲到医和诊查晋侯的疾病，“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可能指花柳病。《素问·风论》提到“暑痉”“暑风”，应该是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等高热并抽搐之类的疾病，当时认为与中暑有关。《吕氏春秋》提到：“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可能是鼻病毒感染所致的呼吸道传染病。《素问》云：“湿热相交，民病疸”，出现黄疸，大多数是病毒性肝炎所致。《周礼》云：“夏时有痒疥疾”，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素问》称“膀胱不利为二癃”“小便赤黄甚则淋也”，此为泌尿系感染或性病。《素问·腹中论》中有不少关于“鼓胀”的论述，实际上是肝炎后肝硬化或血吸虫肝纤维化导致。《左传》云：“国人逐瘈狗”“狾犬入华臣氏之门。”瘈，疯狂的意思；《说文解字》说：“狂，狾犬也”。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及其危害。此外，《论语》中已经描述了“恶疾”（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黄帝内经》称之为“大风”；《黄帝内经》中多篇描述了“肺结核”的症状体征，不过没有把它独立地看成是一种疫病。

以上，我们回顾了《黄帝内经》时代人们对不同疫病的认识及其简单的分类。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染病病种分类体系，而创造性地形成了以证候（病位、病性）为基本内容、以笼统的外感病（伤寒、温病）为对象的分期辨证体系？中医学的外感病辨证论治如何实现“寒温合一”，并跳出当前千篇一律的“去理论化”的“分型辨证”模式？这是后话，我们将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两个章节以及其他章节里详细探讨，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三、古人的疫病命名规则

古人对各种疾病的命名，是人类医学诞生的标志之一。它表达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密切关联，是文明创建之初人类拥有智慧能力所施展的水平。

1. 以六经命名的病名  如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出自《黄帝内经》，成熟于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实际上是将外感疾病从初期、中期到后期，依其轻重缓急症状的不同，划分为六个阶段，是对外感病各阶段症状的命名。

2. 以病因命名的病名  中医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和“疫气”“瘴气”等，都是外来病因，因此就以这些病因来命名相关疾病。如伤风、风寒、风热、春温、湿温、暑温、湿热、秋燥、冬温、时疫、瘴气等。其病名散见于《黄帝内经》及《伤寒论》，至清朝中期江浙温病学派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等名医编著《温热论》《温病条辨》《湿热论》，广泛应用这类病名，后世称之为“时病”类病名。此外，还有花柳病（隐指因眠花宿柳而得的性病）等。

3. 以症状命名的病名  先由民俗取名，后经医家认定。如感冒、咳嗽、哮喘、呕吐、泄泻、黄疸、水肿、惊风、疟疾（病情酷疟）、霍乱（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等。

4. 以形状命名的病名  这类病名多以其他物体的形状，取形比类来命名，如丹毒、麻疹、水痘、天花、蛇头疔、蝼蛄疖、红丝疔、蛇串疮、燕窝疮、鹅掌风、牛皮癣等。

5. 以患病部位命名的病名  如头痛、肺痨、脚气、颈痈、背发、唇疔、乳痈、乳癣、痄腮、鹅口疮等。

6. 以传染性、流行性命名的病名  如天花、疫痢、瘴疟、传尸痨、时疫发斑、软脚瘟、天行赤眼、春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