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聘为院终身研究员的周昌忠先生认为，先秦名辩学是先秦子学中独具科学气质的文脉，它建立起了一种知性层面上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学。鉴于此，他于2005年10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该书把握先秦诸子百家中地位并不太突出的名辩思潮，理清它的源流，揭示了它历经名学、辩学和名辩学三大发展阶段的脉络，发掘了各家各派代表人物著述中内涵的深刻精微的名辩学术思想、观念和学说，并进一步阐发了它们蕴涵的科学思想。

1. 该书目录

总序

前言

绪论

第一章  名辩思潮的源头：从礼官司到孔丘

第一节  礼官和名学之源

第二节  孔丘的正名说

第三节  管仲和正名思想

第二章  名说谎思潮的崛起：马析和尹文的名学

第一节  邓析：形名之同异和“两可”

第二节  尹文：形名相别不可相乱与相无

第三节  邓析尹文学名学的科学意义

第三章  名说谎思潮的中兴：墨家辩学

第一节  辩不“墨辩”作为逻辑学

一、辩学其学

二、《墨辩》其书

三、辩学其名

第二节  《墨辩》的存在论思想

一、物的世界

二、物的实体和性质

三、物世界的秩序

四、科学意义

第三节  《墨辩》的认识论思想

一、人的认识本性

二、认识的能力

三、认识方式：直接和间接

四、认识和语言

五、认识和行为

六、因果关系的认识

七、科学意义

第四节  《墨辩》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存在论的语言分析

二、认识论的语言分析

三、语法分析

四、科学意义

第五节  《墨辩》的辩学

第六节  “墨”的科学意义

第四章  名辩思潮的大成：公孙龙

第一节  名说思潮住友大杨者公孙龙

第二节  《公孙龙子》的哲学——思辨的语言分析哲学

第三节  《公孙龙子》的存在论思想

第四节  《公孙龙子》的认识论思想

第五节  《公孙龙子》的语言哲学

第六节  《公孙龙子》的逻辑学

第七节  “二十一事”和“七说”解读

第五章  名辩思潮的支流：惠施和荀况的名辩思想

第一节  惠施的“辩物”思想

第二节  荀况的正名思想

第六章  先秦名辩学的历史命运

第一节  昙花一现而至晋代已成绝学

第二节“怪”、“小”、“贱”而不容于主流哲学

结语

附录《公孙龙子》注疏（解题·注释·今译·疏解）

参考文献

2. 柳梦塘关于“正名”的阐述

概念是形式逻辑的起篇，儒家虽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到“匡正等级名分”十分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名分、名实问题的争议而产生的概念，学说。

（1）孔子的“正名”主张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秩序混乱。当子路提出卫国国君想要孔子治理国政，打算先干什么事情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先要从匡正社会等级名分入手，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名分不正，讲话就不顺当，事情难以办成，国家的礼乐制度树立不起来，刑罚执行不会得当，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了。孔子要正的“名”是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也就是他回答齐景公问政说的，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君父和臣子的都要做出符合自己名分的样子。孔子的正名思想是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违礼僭越现象而发的，对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正统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2）“正名”的演变

孔子提出正名，意在纠正现实社会中的名分混乱，从名实关系看，企图用“名”来改变“实”的问题。墨子针对孔子的正名说，提出“取实于名”的命题，即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名称，所以人们认识事物，不在予它的名称而是事实。他举例说：盲人也知道黑、白的名称，但实际上分不清楚。所以“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而“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人的正确认识不在于是否懂得“名称”，而在实际，要说“君子不知仁，”并非不知“仁”这个名词，亦是要看实际表现。后期墨家提出“以名举实。”又说：“举，拟实也。”（《墨子·经上》）讲名实关系，明确以名从实，以名来模拟、反映实。实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属唯物主义认识论。

名家公孙龙重视名实问题的讨论。据说由于“疾名实之散乱”（《迹府》），为了“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而写出一篇《名实论》：“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名”是实在的称谓，不符合这个事物的就不要使用这个名称，名副其实是对的。但又说：“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接近孔子的正名思想。

荀子也写了《正名》篇。他针对当时“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情况，提出制名以指实、“同实同名”“异实异名”和“稽实定数”的制名原则，从而坚持了“名也者，所以期累（异）实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3. 柳梦塘关于儒学的“名实论”

儒家关于名称及其所指客观实在的关系的理论。“名”指名称、概念、范畴；“实”指事实、事物、实在。“名”与“实”这对知识论的范畴，出现于春秋末年。而关于名实之辨，则盛于战国时期，为百家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过去的一套等级名分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名实之间出现极端混乱的现象。这正如荀子指出：“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荀子·正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名实乱”，主要表现为名存实变，或者名存实亡。例如鲁国的季氏名为大夫，实际上却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周天子的名义还在，但天子之实已不复存在等，这就出现了孔子所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名实混乱情况。出现了理论上的名实之辨。

（1）正名

中国古代知识论问题上名实关系的讨论发端于孔子。他针对当时名实相失的情况，明确指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认为“名”失实，会造成政令上的差错。因此，为使名实相符，他提出正名，并把它作为“为政”的第一要务。当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齐景公向他问政时，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都明显地表现出他主张用已经变化了的“实”去迁就和适应那个不变的“名”，即以“名”正“实”，以“实”就“名”。孔子“正名”主张的提出，不是立足于知识论的角度，但究其实质毕竟包括有知识论的意义在内。

（2）制名以指实

荀子集先秦诸子名实论之大成，明确提出制名以指实，“名闻而实喻”（《荀子·正名》）的思想。

为正确说明名实关系，荀子首先批评了名家、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即“三惑”：①“惑于用名以乱名”。如宋钘所谓的“见侮不辱”，后期墨家主张的“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等都属于这种错误。这种错误的实质是把指谓同一“实”的两个“名”（如侮、辱）看成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或者割裂两个有从属关系的概念（如盗从属于人）之间的联系。②“惑于用实以乱名”。如惠施所谓的“山渊平”，墨家所谓的“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等。这种错误的实质是以个别的“实”去否定作为普通现象反映的“名”。③“惑于用名以乱实”。如所谓的“白马非马”等。这种错误的实质是用兼名否定“实”的单独存在。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所缘以同异”，“约定俗成”的名实观。他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同上）在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再加以心之“征知”，便可以分辨出事物的同异。根据事物的同异，“然后随而命之”。

因此，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子不仅强调“名闻而实喻”，还要做到“名定而实辨”，从而提出一套制定名的要领和方法，谓之曰“制名枢要”：①“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名是反映实的，因此制定名必须依据实。客观事物有同有异，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同和异，就要根据事物的同异“分别制名以指实”。相同的事物，其名也同；不同的事物，其名也异，做到“同实者莫不同名”，“异实者莫不异名”。②“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是单名，兼是兼名，如牛、牛马。单名通常是普通概念，兼名则是集合概念。某些事物如果用单名能表达明白就用单名；如果用单名不足以表达明白就用兼名。③“遍举”用“共名”，“偏举”用“别名”。荀子曾把名分为共名和别名。共名是反映一类事物全部的概念，别名是反映一类中部分事物的概念。荀子指出，如果要遍举一整类事物如所有的马，就一定用“马”这个共名；要偏举马中的一部分，比如只举白色的马，就要用“白马”这个别名。④“约定俗成”和“经易不拂”。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一个名并非在它一产生出来就是有意义的、合宜的。只有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约定俗成了的名，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才是合宜的，因此才能称为实名和宜名。荀子又指出，一个好的名应该具备好说、易懂，不会发生歧义，不被人误解等条件，也就是“经易而不拂”。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名就是善名。⑤“稽实定数”。荀子说：“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同状而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子·正名》）“稽实定数”是制定数量之名的要领。荀子认为，要从空间（即“所”）和时间（即“化”）和事物的性质、现象（状）等各方面去分析事物实体数量。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有“同状而异所者”，例如两头牛，形状相同而立于不同的地方；有“异状而同所者”，如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体貌发生很大变化，却占有同一个空间。“同状而异所者”虽可共用一名，却应“谓之二实”（如两头牛）；“异状而同所者”，虽有变化却在空间上无别，故仍应“谓之一实”（如一个人）。荀子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名实关系上制名的要领和方法，而且强调名称、概念要适应变化的实际，提出“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的思想。这就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先秦时期有关名实问题的争论，并且系统地建立了儒家的名实思想。

（3）深察名号

秦汉以降，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名实相失、名实悖谬不再是普遍的严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秦汉以后，一些儒学思想家虽也曾谈及名实关系问题，且不乏深刻见解，但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这一讨论渐趋冷落。不过先秦名实之辨的余音还留存很久。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汉末和魏晋的“综核名实”，都可以看做先秦时期名实之辨的反响。

董仲舒认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深察名号”是治天下的根本。而“名号”则是“天意”的体现。“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同上）。“名号”既来自“天意”，它也就是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准绳。在此基础上，董仲舒也认为名实必须统一：“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也。”（同上）但是，从名实关系上讲，董仲舒完全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同上），把名号作为了第一性的东西。

（4）综核名实

汉末和魏晋时，在选贤任能上曾把操行和才能作为衡量、评价人物的标准。但是，由于选举往往操于豪权之手，其结果却出现了王符所指出的“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考绩》）的情况。对这种“名不准实，贾不本物”（《抱朴子·名实》）的名实不符、相乖的情况，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是极不满意，要求从名实是否一致方面来评价、衡量人的价值，从而提出“综核名实”的主张。

王符曾指出，“综核名实”是太平之基。他说：“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潜夫论·考绩》）其中所说的“典”有主管的意思，而“号”则是指职位。这是说职位必须与其主管的事相称，名称则应在实际上有它相应的效果。徐幹针对“惑世盗名”的“大乱之道”，强调指出：“贵名乃所以贵实也。”他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中论·考伪》）

刘廙在《政论》一文中，也主张实与名必须相应，名和实必须相当。他说：“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徐幹和刘虞在名实问题上虽然从孔子的正名论出发，但却是与孔子的原意相反，不是以“名”为第一位的，而是以“实”为第一位的。这就坚持了从“名”从“实”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政治人事上名实不符的情况。

但是，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汉末魏晋的“综核名实”，主要是讲名号与行为的关系，属于对人的操行和才能的道德评价问题，已不再是先秦时期名实之辨中讨论的概念与对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