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按：近期圕人堂部分成员就网络舆情“华裔掉包古籍事件”展开了交流与探讨，有助于增广见闻，特此整理。
徐徐清风：华裔掉包古籍事件
在2025年的夏天，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文物界和网络上掀起波澜：38岁美籍华裔男子Jeffrey Ying，用伪造日裔姓名从UCLA图书馆借出珍稀中文古籍，再以精心制作的赝品掉包，将真迹秘密转移。随着警方介入，这起文物盗窃案逐渐浮出水面，背后所牵扯的民族情感、法律问题、安防漏洞等，如同被打翻的潘多拉魔盒，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
回顾这起案件，其作案手法之缜密、持续时间之长令人咋舌。从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Jeffrey Ying多次凭借伪造的借阅证，从戒备森严的图书馆借出严禁外借的珍贵古籍，像明代1393年版《唐詩品彙》、1575年版《集古印譜》等，这些古籍距今超600年，价值连城，是学术研究的瑰宝。而他使用空白赝品掉包真迹的手段，若不是警方在酒店搜出伪造工具和身份证件，或许还能继续瞒天过海。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疑似是个惯犯，此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用相同手法盗取过珍稀中文古籍。 （图谋注：该信息为成员转帖网络舆情。）
King Julien: 图书馆没防盗意识，博物馆就不可能这样。
biochem: “Jeffrey Ying多次凭借伪造的借阅证，从戒备森严的图书馆借出严禁外借的珍贵古籍，……” 既然严禁外借，啥借书证都不管用啊。还是说对一部分人开放借阅，如特殊部门的特殊人群？
我徂东山：听一个国外图书馆工作的资深专家讲过：北美图书馆把中文古籍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很多都当普通图书管理的。就是一帮华人馆员在努力整理、抢救，如果没有他们，可能都当废纸处理了。我了解的一个知名高校图书馆，中文古籍几十年都没整理过，堆在仓库里，还是一个中国留学的博士生帮他们整理了几年。
图谋：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从戒备森严的图书馆借出严禁外借的珍贵古籍”是想象中的，并不符合实际。对中文古籍价值的感知与认知，因人而异。类似生活中偶尔见到的古钱币，包括银元、铜钱等，很难了解其价值几何。甚至是否为仿制的，亦不了解。博物馆的陈列，有的明确告知是仿制品，假如不说，不知道。对了，博物馆的古籍类陈列亦有可能是现代仿制品。
闽农林大圕-李：正常，毕竟展出对文物本身也是一种损耗……放一个仿品——就没这种困扰了。
图漾：@biochem 看了一下国外的报导，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借回去掉包，另一种说是在阅览室掉包，按规定阅览时应该有工作人员在场，但没有严格遵守。第一种是检方公告的说法，但第二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King Julien: 日媒报道真品带回中国。
麦子：@我徂东山 这次事件的确说明管理有漏洞。总体而言，对所谓古籍的定义和中国有差别。另外稀的定义也不同，我们是世界存5本以下才算稀有。我们有大量的19世纪的数据或医学类就直接当废纸处理了。我看过太多的例子，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美国的图书馆的内容的存量和同一时间的出版量和中国是不能比的。美国的大学馆，尤其是ARL这样的，基本以收集全世界的图书馆为目的。有些馆的收藏甚至比本国的图书馆馆都收的多。所以，如果什么都实体保存，实在管不过来。另外，美国东亚图书馆多年来给总馆的管理洗脑:东亚语言的特殊性，需要自己独立成收藏，成馆内之馆。
我徂东山：@麦子 我看过美国图书馆协会关于善本的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在一个地区内存量少于5本。总体感觉，强调文献本身的价值，淡化了时间维度，不是古老就珍贵。
麦子：这样就实际造成了一个馆的薄弱环节。管理方面是和总馆脱离的。这个事件问题很大，但东方馆自成一体已经是近百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我去东亚馆的馆员开会，发现这些人的思路也是和其他的落后半拍，而且他们也抵触改革，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但现在人手实在不够，以前的模式行不通了。前几年有个馆因为这合并的事弄得很不愉快，要打官司。
麦子：@我徂东山 不是地区，我们是OCLC记录全世界5本。另外，注重图书馆的内容的使用，而不是博物馆类的保存。所以，任何偏重一边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是有后果需要承担的。
麦子：这次涉及的馆我都认识，我们几个人也有个群，昨天就公开涉及的内容，还专门到库里核对了一下，发现报道是不对的，其实也就涉及了一个馆。当然，没有发现的真的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另外，其中一个馆的中文古籍部的主任是个白人女馆员，我认识20年。当然，专业水平是绝对一流的，有说国语极其标准，而且没有任何口音，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hanna:长见识了。
麦子：昨天遇到一个朋友说，如果不是认识你，如果按国内的原来观点，根本不知道图书馆员是这样的。@hanna
图漾：@麦子 反正中文自媒体报导都是洗稿再加点私货，有些东西一眼假。就拿这人姓氏来说，明明写的是ying，抄来抄去就成殷了。
图谋简评：讨论中提及的中外古籍保护理念差异尤为值得关注。北美图书馆更强调文献的 “使用价值”，对 “稀有性” 的界定侧重存量而非历史维度，这种定位与国内对古籍 “文化遗产” 属性的重视形成对比，客观上导致部分海外中文古籍长期处于低优先级保护状态。而东亚馆 “独立成馆” 的传统虽保障了专业性，却也因抵触改革、人手不足形成监管盲区，成为管理短板。事件更折射出文化遗产跨国保护的复杂性。当中文古籍在海外面临 “认知不足、管理松散、专业力量匮乏” 的困境时，不仅需要技术层面加强安防（如智能追踪、借阅全程监控），更需推动国际协作：一方面提升海外机构对中文古籍文化价值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学术交流、专业培训强化古籍保护能力。唯有弥合价值认知鸿沟、完善管理制度，才能让流散海外的文化瑰宝真正得到妥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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