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哪一天记不住了，告别泉阳和湾沟，应该是1978年的6、7月间吧。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班上的学生，还有不少教过的其他班级和年级的学生，以及部分同事，一起到车站送行。小小的站台挤满了人，车来了，车站上哭声一片。泉阳和湾沟，毕竟倾注了我的青春年华……。

35年过去了，已然淡忘。此刻，0862勾起沉睡已久的记忆，让我有机会在今日反思当年的选择。

人生，以及企业、学校，乃至国家，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无非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走过接踵而来的分岔。未必“从胜利走向胜利”，但一定是从一个分岔走向另一个分岔。每一次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得到的同时，也就付出了另一条道路上的代价。究竟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1978年第二次进入复旦大学，不是化学系，而是哲学系，师从中国早期即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陈圭如教授，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根本转折。从1982年起，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上课，在全国各地做200余场讲座，对象有市民、企业家和官员。我的关于“科技黑箱”的观点被用作2012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博主关于“科技黑箱”论文被摘编用作2012高考语文试题）。自2008年在科学网上开设博客，发文600余篇，点击129万余次。这是因我的选择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

然而我对不起那些学生，他们是那么纯朴和需要我。如果当年我毅然选择留下，想象一下，后来会怎样？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人会因我而改变了命运……。看看时下那些感动中国的人物，以及策划“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放弃了……机会、谢绝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优厚的待遇……，毅然留在贫穷偏远的山村，“默默地”一干就是二三十年，最终当上了十大“最美……”。这是另一种选择。

可是要是我选择留下，那么后来真实发生的一切，所有我教过的学生，听众，他们因听我的课和讲座，看我的书和论文，所感所悟，也就化为乌有。

选择和放弃，这两条道路究竟孰重孰轻，孰优孰劣？

结果自明，就摆在眼前。当然这里还是会引发伦理学的争论。

退一步说，如果难以从选择引起的社会影响来衡量选择的是非曲直，那么可以由选择者本人因此而发生的变化来选择的正确与否。30余年来，我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100多篇文章，策划编写了《院士思维》，出版《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等多部著作，成果获中国图书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3等奖，以及被评为二级教授。这些自然只是数字而已，并不代表什么。

可以从知识和社会化两方面来理解选择主体的变化。文如其人。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是他内心世界的显现。知识，可以区分为知识的面和认识的深度。我没法知晓在各种情况下，我的选择会对他人有什么影响，更无从比较这样影响的大小和轻重；不过若是留在山村当中学老师，受环境和工作的制约，可以推知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学识和见解，当然可以有豪言壮语和感人事迹，乃至达到某种神的境界。

社会化程度，即个人与社会彼此间的融合，同样会有深度和广度。我想象不出继续留在那里会与社会有什么样深度的沟通。沟通越深，我必定更深地嵌入于那狭小的环境之中。至于广度，那就想象一下一所山村中学吧。就生命而言，一个山村里的农民与乔布斯一样珍贵，就社会化而言，前者可以离群索居，后者不可须臾离开世界舞台，二者有天壤之别。当然，一旦成为神，如基督，如佛陀，拥有数亿信徒，则另当别论。再补充一句，这里说的知识和社会化都是指沿着人类进步的方向，而不是反之。

选择的正确与否，如果难以从贡献来区分，那么就沿着个人的知识和社会化两个维度判断。

多年后，我曾数次回到我度过最好年华的地方。一样的贫穷，而那山那水尚不如当年那样青翠和清澈，当年学生的情况更令人心碎。“子非圣贤”。我看不出，若是我留在那里会改变多少现状。但是我看得出的是，若是我留在那里，我一定成不了佛，而是注定被环境所同化。其实，数以亿计离家进城的农民工，就是怀着同样的梦想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留在山村，需要改变的是整个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离开，需要改变的只是我自己。对此，每个人可以自由做出选择。但是没有必要在个人面前横亘起社会的高墙让个人去碰，没有必要树起道德楷模让个人去效仿。感动只在一时一事，理性方可普遍长久。（大多数）个人无力改变社会，但如果每个个人都努力改变自己，社会也就因此而改变。这一点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论述的市场经济。每个人虽然都盘算自己的利益，却在市场经济的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中走向诚信（参见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并在演进博弈中推动社会前进。相反，道德高调的社会，却往往事与愿违。

附言：

不知可否由科学网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需要，本人愿意为白山市和吉林省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