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日前，博主上载了逻辑思维与“野性思维”之一：呼唤野性思维。

当博主就科技创新而呼唤科学工作者的“野性思维”之时，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领导层，更需要的或许不是为创新而提倡的野性思维，而是逻辑思维，是严谨和收敛。

首先，在创新或野性（非逻辑）思维之前需要逻辑思维。

在总体上说，思维过程经由逻辑思维，经非逻辑思维，再到逻辑思维三个阶段。非逻辑思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空穴来风。在非逻辑思维发生之前，先要有关于对象长期、广泛乃至深入的考察，需要经由逻辑思维的积累。这一点古人有丰富的经验。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没有“功夫深”，铁杵就不可能“磨成针”；不经“众里寻他千百度，”就不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先要有“知其然”，然后方可“知其所以然”。古希腊自然哲学就是缺了前面的必由之路，17世纪，牛顿要求“当心假说”，就是反对未经知其然而直接跳跃到知其所以然，认为这样的“知其所以然”没有依据，甚至荒谬。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凯库勒先前长期艰难的思索成就了他的著名的梦。如果说，非逻辑思维是思维过程的质变或者“飞跃”，那么之前的逻辑思维就是思维过程的量变和渐进。正是第一段的逻辑思维量变达到极端，才有思维过程的质变。

这一段逻辑思维主要由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等方法，在思维中表现为前后相续和步步深入。在思维的内容上距对象的表象和所处的语境越来越远，而距本质越来越近；在思维的形式上是渐进，其一表现为犹如微积分那样可以将思维“细分”为较为清晰的环节，其二表现为思维的形式化，有规可循，例如穆勒五法等。

当代中国的许多决策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领导未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所致。

在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上则是野性思维，是以直觉思维为主的非逻辑思维。通常的方法论在提及直觉思维时还述及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逆向和横向思维，以及类比、顿悟等。

在思维过程的质变、飞跃之后，在非逻辑思维之后，有待后续的逻辑思维的量变，以将质变、飞跃所得到的成果条理化，将其中的内涵都引申出来。后一段逻辑思维主要经由综合与演绎，在形式上同样是渐进，有规可循，特别是演绎。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将其高度形式化而乃至成为“工具”。反之，培根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将归纳法称为“新工具”。凯库勒日后在向公众报告他的成果时说，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不过在我们的梦受到清醒的理智的检查之前不要公布这些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人的哲言，用到此处，恰到好处。尚需指出，上述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在思维过程中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逻辑思维中会有思维的跳跃，如不完全归纳，而在非逻辑思维中也可见逻辑思维的印记；至于类比，则兼有逻辑与非逻辑思维的特征。

当代中国的种种决策错误也与“创新”之后逻辑思维的缺失有关。领导人提出的创新往往是“精神”和“原则”，语焉不详，难以操作。往往需要下属去“吃透精神”和把握原则，最终只能是设法由“看着办”来“搞定”，甚至彼此间也难以借鉴，因为大量存在的是“个案处理”和“下不为例”。

没有了两头的逻辑思维，中间的野性思维也就如同失去了拐棍的瘸子，难以站立。

不能说国人没有野性思维，也不能说国人没有逻辑思维，更不能说国人的思维是二者辩证的综合。这样的思维方式，只能是野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混杂。由着性子，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想怎么思维，就怎么思维。一句话，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由这样的思维方式，既难以形成共识，也难以前行。

参见空洞自足，没完没了——列维－布留尔述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壮丽的死胡同？以及 新编2013年语文高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