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著名诗人。祖父和父亲曾经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后来家道衰落。他在青壮年时有建功立业的壮志，先后做过江洲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今江西彭泽东）令等小官。他对官场的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黑暗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终于在四十一岁那年弃官归隐，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他是我国田园诗的开山祖师（沈熙乾言），他的诗风对后代影响很大。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与田园有着特殊的关系：入仕前性好田园,出仕时心系田园，弃官后回归田园，晚年终死田里。但鲁迅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荣木诗》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公元404年）夏季。任镇军参军。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回归故园，开始躬耕、饮酒赋诗的隐居生活。从此不再出仕，《归鸟诗》、《归田园居》、《归去来兮》、《桃花源记》作于此时。《游斜川诗》写于五十岁（414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真实记录生平遭遇的诗。五十多岁写的。

    围绕《桃花源记》存在争论（袁书会，2004）。

陈寅格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经陈先生“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记实之’，认定“陶公之作桃花源事与刘麟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混合刘麟之入衡山采药之顾，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并最后得出5点结论:“(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赢秦。(丙)桃花源记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于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人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鳞之人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发明。’“陈先生在大量的史料钩沉中，指出当时非常普遍的流民避难入山之事实与《桃花源记》所述的百姓避秦入山，对于理解作者创作的社会背景，加深对于作品所涵盖的文化底蕴的理解，无疑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但陈先生将桃花源的地理位置坐实，即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唐长孺先生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通过对刘敬叔《异苑》卷一、《太平御览》卷五十四、《云岌七签》卷一百十二及《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类似故事的比较分析后指出:“这个故事(即神仙感遇传)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现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现的。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人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和‘异苑’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这种传说恰好反映了蛮族人们的要求。”认为陶渊明所作不过一记闻性质之作，不必非将其坐实于某地。

1966年劳干在《桃花源记偶题》中旧话重提，他说“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是不希望把桃花源记放在豫西蜻函之际的。……总觉得放在长江流域，心理才比较合适。’“并认为:“桃花源记的性质只能有两个可能，记实或小说。’劳说虽少有史料佐证，多出于一己之私，但其对作品的直观感受给我们研究《桃花源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即:是否可以从小说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这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