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5日讯，50年前，欧洲眼中的美国不过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可50年后，美国却成了世界的艺术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精英文化都在衰退，传统博物馆、歌剧院、美术馆难以为继，只能靠政府补贴勉强维持，可在美国，它们却欣欣向荣。那么，美国人在“文化技术”上究竟有什么秘诀？

其实，美国的“文化技术”并非原创，而是从法国人那里偷走的。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借苏联科学院成立周年纪念之机，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与会，连续3天，举办了多场顶级艺术表演，以凸显苏联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祖国”。这一举措震惊美国，美国总统公开承认与苏联比，美国不算个强国。

为弥补差距，美国盯上了世界文化强国法国，欲套取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经验，决定从当时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身上打开突破口。

马尔罗是著名小说家，当时正在为法国制定全球文化战略，美国人请他访美，给予超规格的“全程红毯”待遇，每日宴会不断，第一夫人杰奎琳亲自上阵，上百位各界名人轮流坐作陪，马尔罗万分感动，便将自己的想法和盘说出。马尔罗刚离开美国，美国人推出了自己的全球文化战略。

马尔罗的战略主要是三点：首先，针对每个具体目标国采用不同的方法，以营造出体现法国价值的文化环境；其次，在其文化精英中培育亲法心理结构；第三，让文化成为冷战的工具，比如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来对抗民族主义等。

这三点，均被美国吸取。

美国人不仅模仿，还有创造。法国政府每年斥巨资补贴文化部门，而美国政府却采取非常隐蔽的手段，《论美国的文化》作者马特尔发现，美国的基金会在世界各地资助了许多画廊，可这些画廊都是不盈利的，不赚钱，何必投入？这其中包含了很深的用意。这些基金会表面看属民间机构，其实与白宫、中情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主席，便由美国总统亲自指派，绝大多数当选者有中情局背景。

表面看，美国中央政府不怎么补贴文化，可将美国各部门补贴文化的费用加起来，远超任何一个国家。明补之外，还有暗补，这就是鼓励社会捐赠，捐赠者可获减税，这实际上是把税收转为文化补贴。

投入巨大，所以美国掌控了全球文化的游戏规则。

由于主导了游戏规则，美国不仅具备从内部瓦解对手的能力，且获取巨大利润。

以绘画为例，欧洲本有深厚的艺术传统，形成了严格的标准和体系，一个人至少需15年以上基本功训练，在名家指点下，方能成功，美国人根本玩不好，但画廊都是美国资本在操作，于是，美国人另搞一套，推出所谓“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家不需要艺术功底和基本功训练，本无法挤入大雅之堂，可美国人掌控着媒体、画廊和市场，他们不断排挤传统艺术，在欧洲培植所谓的现代艺术大师，吸引年轻人加入……结果，随着现代艺术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反而成了艺术大国，现代艺术品价格节节攀升，如今，几乎所有的欧洲美术院校都已取消了基本功训练。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在全球各地曾遭遇反美主义，但美国能坐下来，进行客观化研究，不仅研究友好的声音，也研究不友好的声音，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战略。

比如上世纪70年代，法国电影一度辉煌，当时法国导演们对美国片嗤之以鼻，可10年后，法国人却惊呼：法国电影市场都被好莱坞占据了。法国人总结教训，发现好莱坞影片虽然没有深刻内涵，却善于传递美国生活方式，影片上的美国人都是美女帅哥、衣着入时，肆意挥洒个性，契合了普通人的梦想。

其实，当时美国人的生活并不那么完美，但美国非常重视国家形象的营造，在对外大片中，绝不能有损害美国形象的内容，只看这些影像，你无法知道美国的阴暗面。

对于文化战争，美国人觉得很委屈：市场是开放的，有本事来竞争啊，谁让你竞争不过？可问题在于，美国经济实力超强，此外它在文化战争中调动了各方资源，其他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文化战争非常复杂，远非阴谋、阳谋这样简单概念所能概括，它全方位地掌控了你，完全把握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让你丧失自主的判断能力。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身上穿的、脑子想的，都是美国的文化符号，那么，对于任何批评和怀疑美国文化的声音，自然会感到厌烦。

美国在冷战中获得胜利，主要依靠了文化战争，可苏联对文化管控更严格，为何反而落败？这是因为，苏联始终没掌握文化战争的规律，用“堵”替代了“疏”，随着空间日渐狭窄，精品创作越来越少，最终使对手拥有了压倒性优势。

《莫斯科的黄金时代》分析了苏联建造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以电影、电视为例，在苏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等级制”，文化管理者将文化分为“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两部分，认为艺术家的天职是用艺术来“教育民众”，将是否畅销视为可有可无的因素，故制作者们不关注大众需求，只为获奖而创作，结果拍摄出大量内容雷同、缺乏市场的影片。在“严肃文化”生产过剩的同时，“通俗文化”却严重不足，管理者们相信：“通俗文化”是暂时的，随着社会进步，这一市场将被消灭，因此无需认真对待。

为弥补经济上的亏空，苏联只好大量进口美国“大片”。“二战”时，苏军从被占领国免费获得了一些“战利品”影片，多是商业片，发现它们票房价值惊人，以后形成依赖，毕竟每年可获利40亿卢布左右，因此造成一个奇怪的格局：台上天天在批判西方文化，可台下普通观众却天天在看西方大片。

不承认通俗文化的地位，又担心西方通俗文化带来负面效果，苏联只好四处堵漏，电台干扰、查禁书刊、删减影片镜头等，甚至一度连长头发、牛仔裤、摇滚音乐之类都加以严禁，这自然引发人们的逆反心理。

毕竟，以电视、广播、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是分布式的，无法将负面信息自上而下完全屏蔽，明明大家都能接触到，却非说成是洪水猛兽，这只能助长说谎与玩世不恭的社会风气。

虽然苏联也拍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畅销片，甚至在西方获奖，但落后的体制限制了更多佳作诞生，且《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在苏联也因“艺术性”不够，遭到冷遇，创作者没能得到应有回报。

苏联导演们都在为“不犯错误”而创作，各级管理部门也都躲在“不犯错误”后面得过且过，只有防守和自我约束，没有出击和个性解放，而这，最终决定了美苏文化战争的结果，并为我们正确理解文化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唐山/文）

图书与武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却极有可能合二为一。“一·二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日军轰炸了当时远东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大楼。这使得商务印书馆连同五楼的东方图书馆中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毁于一旦。日军此举，决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无的放矢。《作为武器的图书》一书，或许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日军的动机。

1944 年6 月6 日，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仅仅数周，一批奇怪的货物——成箱的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和药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这些书籍被运往法国各地的书店以及报刊零售商店，由于时机很好，这些图书很快被销售一空。随后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图书（有翻译过的，也是英文的）陆续运达，最终发往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

《作为武器的图书》揭示，此举正是美国图书出版商和美国政府开展的重要合作，两者将精心挑选，旨在突出美国历史和价值观念的图书，分发到那些从轴心国的军事镇压中解放出来的民众手中。美国政府希望利用图书，帮助那些深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影响人们的头脑进行“解毒”，从而赢得他们的友谊；美国图书出版商试图在战前向来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控制的国际图书市场上寻求新的利润空间，两者目标吻合，各取所需。

“二战”后实施图书“解读”这一计划的美国出版业和政府中的那些关键人物，将图书看作是“一切宣传工具中最为持久的一种”，因为图书是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宣传“思想战争的有效武器”。如此思维之下，图书被赋予了更为伟大的责任和更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忙着相同的工作，但他们发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统领的最高司令部心理战部里，与美方协调并非易事。

为此，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和战时新闻局紧密合作。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选中的图书，固然看重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并且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不同的书目。但是，并非如苏联和德国等极权国家的宣传部门一样，用谎言和欺骗来迷惑大众。例如，在筛选针对德国平民的书目时，一位军方重要人物反对汉密尔顿·巴松的《主流》，认为该书“大量内容为戈培尔之流提供了可以利用美国的文件”，书中包含“太多强调美国是个向钱看的共同体的内容”。在纽约，战时图书委员会的克尔成功反驳了这种意见，他认为，《主流》和《生活在美国》驳斥了戈培尔对美国特征的指摘。

针对中国，美国战时新闻局生产了多种便宜版本，价格比美国的平装书便宜60%。首批被提议用汉语出版的三种图书，分别是戈登·西格雷夫的《缅甸医生》、詹姆斯·希尔顿的《瓦塞尔医生的故事》、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美国》。

针对德国战俘，美国人希望以图书做“思想工作”。但是，这并非强制灌输性的“洗脑”，伯曼-费希尔出版社与陆军部队馅饼司令办公室联合出版了“新世界书架系列”，共22种24卷德语图书，以每册25美分的价格在美国战俘营的餐厅发售，每种书首印10000册。这些书目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的《美国》、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约翰·斯科特《乌拉尔山那边》，以及被纳粹禁止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如托马斯·曼的《魔山（一、二）》、卡尔·楚克迈尔《科佩尼克上尉》、约瑟夫·罗思《拉德斯基进行曲》、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等等。

1943年，美国出版人协会派遣出版人代表威廉·斯隆，对当时的中国市场进行实地考察。1933年到1936年，中国每年出版图书大约4000-9000种，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到1941年，每年近出版图书3000种。威廉·斯隆发现，美国图书在中国非常少见，他在中国看到了一些希望：战火中的中国各大城市的书店挤满了顾客。斯隆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对于书写文字的神圣信仰。他回国后告诉全美的广播听众，中国的“文学传统太深厚太悠久，以至于炸弹都无法消灭它”。

威廉·斯隆还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具有在战后管理整个中国出版业并与世界出版社进行国际合作的能力。

认识到图书可以作为武器的，不仅包括先知先觉的美国人。在斯大林极权体制下的苏联官员，同样看到了这一武器的威力。正因如此，帕斯捷尔纳克最为看重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完成之后，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不得不将书稿托人带到国外，先出版外文版本。然而，美国人毕竟是将图书作为武器的创始者。《当图书成为武器》（北京大学出版社）揭示，195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出版，并不断设法将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送到苏联读者手里。1960年5月30日，71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因病去世。而这本书合法的俄文版，直到1989年才出版。

苏联民众排队购买《文艺报》，仔细阅读关于《日瓦戈医生》的罪过的详细评论说明，在极权社会，越是官方批判和禁止的图书，读者越是会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在图书审查制度严格的东德，读者们用各自的方式获取并阅读自己感兴趣和喜爱的文学作品，包括专家、教授、普通人，甚至审查官、海关官员，都是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由此可见，无论多么严酷的极权统治，统治者将图书视作危险的武器，欲禁之而后快，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