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为什么难？

武夷山

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学者Richard R. Nelson在Research Policy杂志2008年第1期发表文章，What enables rapid economic progress: What are the needed institutions?（什么使迅速的经济进步成为可能：需要的制度是什么？），文章说：

人们将制度设计出来并使之如规划那样奏效的能力，要比设计出物理技术的能力要有限得多。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社会技术相比，物理技术更易于付之严格的专业化与控制，易于比较精确地复制与模仿。

第二，要想获得关于新制度或新的社会技术之效度（efficacy）的可靠证据，要比获取关于新的物理技术效度的证据要难得多。

以上两种差异都与以下事实有关：通过制造原型，通过“离线”的受控实验，便能了解关于物理技术、产品设计或生产模式的许多东西。

第三，离线做实验，将改进了的版本放回大系统，就可确信大系统能够工作。而在小规模试验环境下某一社会制度奏效，将该制度嵌入“线上”系统是否奏效就不得而知了。（博主：对于前一句，我有所保留，比如，即使水工试验表明某大坝设计万无一失，也不能保证建成的大坝一定安全。后一句，我完全同意。多年来，我们一些改革举措最终成了“乱折腾”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当然地以为“局部试点成功了，推广开也能成功”。）

与此相关，对于制度的“科学”认识要比对于物理技术的科学认识弱得多。

制度演化若进行得不好，就会弄出一个无效的社会技术，甚至是比过去更糟糕的社会技术。目前，支持美国生物技术开发的一套制度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东西。

首先，有一些公司专门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它们希望向其他公司转让其研发产品而盈利。这种做法在商业上是否有生命力，还是个问题。

第二，目前的政策是鼓励大学将科研成果申请专利，这种政策的经济价值如何？或者说智慧何在？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早在“拜杜法”推出之前，大学科研一直在对产业创新做出贡献。

专业化的科研公司搞出的商业计划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强不强，大学将科研成果申请成专利的能力强不强，都取决于专利商标局的一种倾向――对于处在离商业产品很远的上游阶段的东西也授予专利，还取决于法院支持这类专利。但是，这样的专利可能危及科学进步。

社会技术这个广泛的领域，社会技术与物理技术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技术的发展与物理技术的发展相比要慢得多，规律性要弱得多这一事实（或者说我认为是事实），都为技术进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很有吸引力的研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