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九  排队买计划肉

     在文革期间，因为开展运动，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都革命去了，一天到晚反帝反修，打倒走资派，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工业和农业产品严重不足，很多人们赖以生息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所需被限制，为城里人提供肉蛋类和副食品的农民的家庭小生产，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致使城市里的物资供应紧张，革命委员会（当时的政府称号）在革“文化”的命的同时，也在革嘴巴的命。革委会的办法多，采取了给城里人按“计划”供应食品和其它生活物资，计划的标志物和凭据就是票证。那时候，布票、棉花票、油票、粮票、肉票、鱼票、蛋票、豆腐票、糖票、煤票、火柴票、香烟票、肥皂票、盐票、干子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汗衫背心票、家具票（凭结婚证领）、煤油票（农村点灯用）、粪票、尿票……这些满天飞的票既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存，又可以保证公平，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治理举措。

      有票不一定有物供应，人们买东西时，还得拿着票去排队，尤其是买肉和煤有时要排通宵的队才可能买到。

      虽然那时发了肉票，按计划凭票供应，按理说应该是有保障的，拿票就可以买到肉，为什么还要通宵排队呢？计划归计划，供应归供应。那时猪源猪量有限，所以只能给每个国营菜场每天定量供货，买肉者如果不是排在队伍的前面，就很可能只会是白排一场，两手空空。

      为什么猪源猪量不足而不多养呢？首先，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归单位，农民归集体，干什么没有选择自由，都是统一安排的。生产队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公粮，否则人就缺口粮。其次，那时候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出工不出力，地种的不好，地里产量低，社员们交完公粮——供城里人吃的计划粮之后，不少地方留下来的口粮就不足了。社员们自己都没有吃的，哪有饲料养猪？1959—1960三年困难年时，猪吃的糠都成了人度饥荒的粮。第三，那时养猪是自然生产的环保猪，除了没有现在的优良猪品种之外，没有现在的添加饲料，更没有激素，所以猪的生产周期长，一般从小猪崽长到150—180斤左右要九、十个月，不像现在三、四个月就长到二百多斤以上，导致那时猪产量低。不过那时候的猪肉是实实在在的地道的真土猪肉，虽然只0.78元一斤，但是吃到嘴里感觉像猪肉味一样，有猪肉的鲜美香味。不像现在的猪肉，吃在嘴里没有猪肉味。

     为什么人们不到自由市场去买肉呢？那时，粮、棉、油、猪、鱼、蛋这些物质都是国家统购统销对象，这些东西只能卖给国家——那时叫“支援工业建设”——就是给城里人吃，让他们吃好了去搞工业。作为生产者的社员对猪没有自主支配屠宰权。否则，就违犯政策，就要受打击，轻者罚款，批斗，重者给戴上永远摘不掉的帽子——坏分子，你敢犯这种“破坏生产”的政治性错误？

     有的农民家里有特殊情况，如结婚，农民需要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就要层层打报告层层批，从小队到大队，再到人民公社。上面批准你屠宰猪，还要看前提条件：生产队里统购任务完成了才行。上面批了，才可以杀一头猪，而且要交屠宰税。你说，在缺饲料无法多养猪，因而造成猪源不足，和按规定不能自宰牲猪，而且，有一段时间把养猪养鸡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那时，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不容许存在，因而除了国营菜场，不可能其它地方有肉卖，人们只能凭票起早到国营菜场排队购买了。

     当农民养猪卖给政府，进城后凭政府发的票买猪肉，这两种角色我都深刻地经历了。

     到菜场买肉，也不是那凭票就可以轻易买到的，买到肉是一次痛苦的享受。一个冬天的月末的一天，我爱人下班回家，急急忙忙往“厨房”跑，第一件事是打开煤炉，因为煤块上火还要一段时间。我们的厨房是特别的十多户共享的厨房——集体宿舍的走廊，走廊两旁每个十八平方房间的门口都放有一个煤炉，一堆蜂窝煤，每逢做饭的时候，走廊里充满煤烟味外，还有各家各户各色各样菜的气味。吃完晚饭，她把孩子洗完澡，再哄上床，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等到把自己洗好，再洗完衣服，已近深夜了。她想起好久没有给小孩吃荤腥了，当月的肉票也快过期了，便拿了个破筲箕急冲冲往菜场去。下午五、六点钟菜场下班后就关门了，铁栅门紧锁着，在铁门外面地上，已经有人用小板凳、书、砖压报纸、纸盒等在菜场门外排起了各类物品席地队，以代替人排队。我爱人在队的后面放上筲箕，然后回去睡觉。

     我睡了一个半醒半着的忽愣觉——担心一觉睡过了头，看看钟表，凌晨三点了，不能再睡了，赶紧起来，穿上棉袄毛裤，系上围巾，轻声开关大门，跌跌撞撞地向菜场走去，虽然昨晚已经请筲箕代为排队，但是四点钟之前排队代表物的主人们都到了，事先没有放代表物的人们也要去了，那时将重新排队。我来到菜场门前，已经有几位比我更早来了，他们都穿得严实，男的头上帽耳朵放下来盖住耳朵和颈脖，女的利用围巾包住头、耳，再绕脖子一圈，个个双手交叉插入袖笼。大冬天人站在室外，穿戴再严实也还是被寒气侵犯，人们驱赶寒气的方式就是聊天转移注意力，或是采用跺脚、不停地走动发热。好不容易挨到黎明，六点时，菜场的值班师傅打着哈欠，披着棉袄来给我们放恩关，好心地给我们开了门锁，解开铁链，把一群冻得麻木哆嗦的买肉人放进菜场，大家在水泥肉案前排好队继续等待。不急，到了黎明，即将就会有曙光，再等一个多小时，营业员就要来上班了。

     七点多钟，营业员来了。她在后面仓库里拿出肉和排骨放在案板上，便开始凭票卖肉了。那时评价肉的好和差标准与现在相反，肥的是好的，“挑肥拣瘦”这一成语就是实证。在食油按计划供应，猪肉每月每人一斤条件下，人们都缺少油水，所以用猪油作为补充和补品。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要健康，防肥胖，瘦肉成了好的，人们买肉变为“挑瘦减肥”。

     营业员放在案板上的肉和排骨，总是有好有差，有肥有瘦。那时买肉不像现在，用铁钩挂着肉一排儿挂在架子上由买肉者挑选。那时，肉不挂出来，而是放在柜台里面的案板上，买者隔着水泥柜台站在外面，没有挑选肉的余地。营业员从买肉者手上收了肉票和钞票后，转身到肉案上随他的意切一块过秤，再往水泥柜台上一扔，就转向后面一位收票去了。卖肉是有技术和窍门的，一般都不是一刀割到位，而是要割几刀，这里面有讲究。割第一刀是规定卖肉必须挨着割，不得依人挑选。如果买肉者与她有一定关系或熟悉，则先割一块肉，然后补刀时就挑好的和肥的割下来。如果买肉者与营业员不相识，在第一刀之后补刀时，就在较差的地方割一块补足秤。我们那时年轻，到城里时间不长，朋友不多，更无法攀上卖肉的人，所以我们买到的肉多数时候较差，时间一长，我们都习惯了，无所谓，反正都是肉，这样心态就平静了。

     有一次，我起早贪黑排队买肉，等到我买到手时，买到的是特差的次肉，和我前面一位与营业员聊了几句家常话的买肉者买到的肉几乎是天壤之别。我说：“你把这差的肉都给我了，换一点好点的吧？”营业员把眼睛朝我一瞪，二话没说，抓起水泥板上的差肉，往里面的案板上一扔，转身从收票收银盒中拿了我交的肉票和钞票往我面前的水泥板上一放，冲后面的排队人叫道：“下一位！”我被挤到旁边，站在那里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营业员听的：“我又没有说什么坏话，是在和你商量，你换就换，不换就算了。你把肉又拿回去，我排了一晚上的队就白白地挨冻了，你给我吧。”我这么央求，她还是不理，我猜她在想：“就是不卖你，看你还挑不挑，还嫌不嫌不好！你们后面的都看好了，以后别跟我讲好坏，我给什么你就得要什么！”我想再过几天肉票要过期了，小孩也需要肉吃。今后也还是得找她买，只好进一步忍气吞声。我站在一旁不走，直等到她把排队的人都打发完了，我又向她赔不是，她才板着脸把那块被我嫌弃的肉拿给我。在计划供应时代，营业员是上帝，他有分配权，很多营业员对顾客的态度都不好，有的就像黄世仁对待杨白劳一样，好像顾客都欠他的似的。

                                                                       （2014年9月26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