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为官之道讲究中庸，上下关系通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明显违反这项原则，必将受到惩罚。王安石推行变法，严重损害了同僚的经济利益，最后被废除；岳飞精忠报国，要恢复北宋天下，这是想立大功，但是严重伤害了南宋朝廷的利益，被送上了风波亭。最近的例子，某国铁道部长，大力发展高铁建设，对国家利益来说功劳巨大，结果也被成功送进监牢享受。如果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心这样致富，下场人人可知。

为人（待人处事）之道讲究圆滑，老于世故，不得罪人，更不能触及别人的奶酪，说话都要陪着三分小心，三思而后行，对他人错误，视而不见，难得糊涂。结果，标新立异者，众口铄金，唾沫星子淹死人，至少让绝大多数人不待见，成为孤家寡人，尽管不是皇帝。一代大师郭沫若的人生道路很值得借鉴和讨论，当年年轻气盛，发表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不得不逃到日本。后来，悟透处事之道，顺风顺水。陶渊明参透此道之后，觉得自己性格根本不合适，出世隐身桃花源中，钓鱼饮酒做诗，乐在其中。

然而，为学之道和上面两道不同，根本矛盾。为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标新立异，观点犀利，就是想要鹤立鸡群，甚至一鸣惊人：要么发现已有事物的问题，分析辩证指明出路，要么干脆开创全新的领域。这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目的，所以科学研究讲究开创与创新，凡是别人做过的，你在后面跟，那叫学习，而根本不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根本没有做过的，甚至是别人没有想到过的，最起码，也是别人做过但是结果一塌糊涂的。

所以，为学之道有自己的专道，不能和为官之道与为人之道共混，更不能受到后面二者的蛊惑，否则为学根本不能成功，更不可能立一世功名。

如果为学之道附庸于为官之道，那是为学之道的可悲，因为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学就无事可为。

如果为学之道附庸于为人之道 ，那就不可能创新，因为你不敢提人家的工作不完美，甚至是错误，这也是为学之道的可悲。

所以，国家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受到官员们的严格指导，官员说，我们就是赶上人家（超英赶美？），大白话是跟着西方的屁股后面走，这样如何能标新立异和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的所谓科学家，受到CNS等一流期刊杂志的引导，上面发了什么论文，下面就跟着做，得到无数973，863，重大重点国科委基金，要知道这是别人做出来过的，然后才发表了论文，跟着人家如何创新？是山寨还是仿冒？只能是花大价钱学习。

更有甚者，如有好事者想要创新，老院士老教授就会问，这个西方科技如此发达，都没有做出来，你那两下子，就行吗？因为权利就在官员和这些老院士老教授手心里，于是乎，你的基金申请就别想过去，所以，你就根本不可能创新。

这样的分析，和现在的现实有多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