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早期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对大学期刊功能的认识，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认为可促进教学，既可求同学之自励，亦可图教师之知识更新和研究兴趣；二是认为具有联谊、纪念的功用，或可反映一种特别的群体精神；三是认为可促进校际间、学校与社会间的学术交流；进而指导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四是认为可光大校誉，纪载历史，成为反映学校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

     20年代的《清华周刊》即认为“出版物之天职为指导社会。”《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则欲“以一二人爱校爱国之心为天下千万人爱国之心”；“以一二人好察好问之性起天下千万人好学之性。此本杂志之所为刊也。”交通大学《工程学报》的编辑们则认为：

“以吾国今日工业书籍之稀如麟凤，而社会智识之亟待牖启。是编责任之重，而收效之宏，抑又非西国学校杂志所能及。异时学校设备佥精研究，成效日多，发扬光大。其声价必且什百倍于今日”。“一旦发其蓄积，刊诸简端，本所怀抱，出而应世，不难以一校之意向，播为声气，而转移一世之习尚。”

对于这种指导社会的天职，北平大学的欧阳诣认为：

“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以吾所知，亦不外一实验室与一出版物耳。盖出版物为一切知识思想之媒介，而科学之昌明与工业之进展，尤非赖此不为功。”

在论及大学期刊在促进教学时，北平大学的柴景旭认为：

“同学们与教授们研究学术，有如散沙一盘，彼此不相关连，即使有少数同学和教授肯去费心就几个题目去研究，然终不能借一种特定的刊物来提起大多数同学和教授们以及院外同志的兴趣，一齐加入研究，而蔚成大观。……学术研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必借刊物的传布。”

在论及大学期刊的史册功能时，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沈尧阶认为：

“十余年来，学术之进退若何?校务之兴替若何?必有足供纪载者，若无兹篇之作，将何以考已往，示来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