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案语：本文是拙作《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原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的第一部分。

 

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1613--1682）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术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

 

《四库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1]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辨”而后者“征实”；进言之，这种区别实即思维方法之不同——“征实”乃是据实思考，“虚辨”则是凭空玄思。这样看问题，应该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准此，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即应该被理解为思维方法的转变。但是，此种转变何以偏偏发生在明清之际呢？

 

一种可能的（也许是合理的）解释是：它是由这一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所引发的。

 

清贵族的入主中原，使一向重视“夷夏之防”的汉族士大夫们感受到了奇耻大辱，故其以明朝遗民身份而处“乱辱天人之世”[2]，自然不忍于“毁吾道以殉之”[3]，如顾炎武之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以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即正与其不忍“毁吾道以殉之”这种“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直接相关，他之提倡“保天下”，实具有严防“毁吾道以殉之”以维护“夏”之尊严和特性而不至于为“夷”所同化之“保国”意义。不过，此时对于像顾炎武这样的遗民来说，“国”（明朝）已不复存在，于是，其“保国”的行动便只能落实到“保天下”上来了。所谓“保天下”，其具体涵义即在于存“吾道”（即有汉以来一直为汉族统治者所崇奉的儒家仁义之道）。这样，便牵涉到一个如何存“吾道”的问题了。

 

依照阳明心学的观点，“吾道”即是“吾之本心”。这种观点，当着还是汉族政权一统天下的时候，虽亦不免遭到来自于对立面的批评，但此种批评尚属学术之争的范畴，至多也只是牵涉到如何维护汉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可是到了明清之际，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吾道”即“吾之本心”的观点在其现实性上，便无异于认为“夷人”与“夏人”原是一家人了（以其“本心”相同故也），这对于严辨“夷”“夏”的汉族士大夫来说，乃是断断不能接受的，这就怪不得像顾炎武这样的爱“国”之士要把明朝覆亡的部分原因归之于阳明心学的空谈心性了。顾炎武对于阳明心学的激烈抨击，已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同时亦具有“夷夏之辨”的意义了。

 

从“夷夏之辨”的角度看，顾炎武之指摘阳明心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5]，实即攻击其离“经”叛“道”，舍“吾道”而他求，因为在顾炎武看来，倘离开“吾儒”之文典，便不能有“吾道”。顾炎武认为，“文”与“道”原本一致，不应分离。故如欲“明道”，则必“博学于文”；反之，“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则“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6]

 

按顾氏“文”“道”不可相离的观点，则存“吾道”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归结到存“吾儒”之文典的问题上。顾炎武重“文”而“博学于文”的态度和做法，本质上是由其重视儒家“道统”的传承而严防“毁吾道以殉之”的爱“国”主义所决定的；而他的这种重“文”态度及其对“文”的研究，客观上则起到了开启有清一代之朴学的历史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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