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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之学：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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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之学：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论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连载之一）
博主案语：本文是我在前年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举办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思想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论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已被收入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之引论部分，其余部分将陆续发表于后。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实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其研究队伍的日益膨胀，“实学”研究蔚然形成一股风潮。
当实学研究之风初起之时，曾有学者撰文指出：
“在晚明形成了一股提倡‘实学’的思潮……这股思潮，继承发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体用兼尽、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抨击心性空谈，倡导实学、实才、实行、实事、实用、实效、实功，以期达到富国、足民、强兵之目的。”
又说：
“阳明心学的没落宣告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学阶段的结束，续之而起的是以实学为时代精神主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自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实学在清代的表现形态已非本文论述范围）。”[1]
此后不久，更有学者组织编写了《明清实学思潮史》[2]。当时参与该书研撰工作的
“明清实学，是我国学术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含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学术思想形态。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而提出，至明代后期而蔚然形成了一股内容深刻丰富、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的学术思潮----‘明清实学思潮’，将中国儒学由宋明理学推进至又一新的阶段。这股学术思潮，由17世纪初的明末东林学派开其端绪，至19世纪60年代初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遂告结束而进入近代的‘新学’思潮。这二百数十年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倡导‘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盛时期，乾嘉时期实证学风的高度发扬，道咸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3]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学者则拓展了“实学”的外延，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实学思潮贯穿于自北宋至清代光绪朝这八百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全部学术发展过程。具体地说，从北宋至明朝中叶，是中国实学的产生、发展阶段；从明中叶到清乾嘉时期，是中国实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从清代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年间，是中国实学的高涨时期和通往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4]
“实学”概念一经被泛化，其内涵便变得颇不确定，争议由是而起，有的学者不同意中国实学起于晚明，认为“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5]；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实学应起自孔子，一直到清代”[6]。按照后一种观点办理，几乎整个中国学术史都应该被改写成一部实学史。
据实说，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并不反对将中国学术史理解和归结为一部实学史，因为相对西方曾经有过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而言，中国则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术传统。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开始，西方形成了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7]。费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指出：
“在古希腊……科学沉思与职业生活是绝对不相容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事对现实的沉思都不是为了获得钱财和职业，而只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亚里士德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得到闲暇，而充实我们闲暇的最美好方式就是哲学。”[8]
“哲学家们作为希腊人的一个特殊类型，像以色列人的先知一样走得更远，使理性成为所有人类美德的根基和顶点。在他们看来，智慧或哲学既是幸福的手段又是其内容，作为前者，它使我们认识至善并调整实践生活以实现这个目的；作为后者，哲学或对宇宙的科学沉思是人的本性的最高、最自由的功能，是唯一为它自身的缘故而被我们所欲望的东西。根据阿那克萨哥拉曾经被人问到他是为什么目的而生的，他答道：‘为了沉思太阳、月亮、天空以及支配着整个宇宙的秩序。’这实际上正是整个希腊哲学和一般希腊精神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9]
古希腊以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直到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时代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伴随着这个转变,西方近代实验科学遂应运而生。[10]
与古希腊学者纯粹以求知为目的的学术传统相比，中国先秦时期则形成一个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
先秦诸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本着现实的政治目的而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孔子所谓“学而优则仕”，即表明其“学而知之”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见用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
墨子更提出“三表”说，以“有用之者”为“三表”之一，强调真知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用之于“刑政”而“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11]。
即便崇尚“无为”的道家，其“为道”也有其自觉而鲜明的实用目的，老子就曾声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2]其所著五千言，其实不过是为“侯王”所开示的一张治国的方子而已。
庄子对治国平天下漠视其极，他在《逍遥游》中借许由之口曰：“予无所用天下为！”[13]但是，其“为道”未尝没有实用目的，他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14]“完身养生”便是庄子所以“为道”的实用目的。《庄子·天下篇》发表学术评论，称当时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15],这表明，“有所用”确为庄子学派所注重，只不过其强调的是“用”之于“治身”罢了。
自先秦诸子起，中国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尽管其学术目的各不相同，但罕有不讲实用者[16]。中国自古及今都没有像西方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相对西方的这种学术传统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国古来的学问根本就是一种实用之学。
因此，如果把“实学”定义为“实用之学”的话，笔者倒是同意把整个中国学术史看作是一部实学史的。
但是，仅仅突出“实用”这一点，这并不足以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区别开来，因为至少自弗兰西斯•培根时代以来，西方实验科学无疑也是强调实用的，而众所周知，现代美国哲学界更是有一个实用主义的传统。
由是观之，在“实用之学”意义上把自古以来的中国学术理解为实学，进而写一部中国实学史，究竟有多大学术价值就很难说了。
当然，笔者决不反对从“实用之学”的角度开展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因为至少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注重实用的传统而不具有为西方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这一“中国特色”，除此以外，它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学术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以及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之间对于为学的实用意义的不同见解及其所包含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若由此进一步开展对中西学术的比较研究，这对于人们具体地认识中国学术所强调的实用与近现代西方学术所强调的实用之间的差异性也会有所裨益。
不过，笔者还是赞同
笔者之所以赞同将中国实学思潮的起点定在北宋，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只是从北宋开始，“实学”概念才被学者们广泛使用；而此前尚未见有学者使用过这个概念，仅偶见东汉学者王充（27—97？）曾使用过“实知”概念——它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实学”概念的前身，但是，“实知”概念在当时乃至于后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其概念也并未为其他学者所采信。
这个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是从北宋开始的，而且也仅仅是至北宋才开其端。
只是，笔者并不认同
（一）宋明时期——其特点是重实行；
（二）明清之际——其特点是兼重实事（功）与实证（据）；
（三）乾嘉时期——其特点是重实证（据）；
（四）晚清（道光至光绪）时期——其特点是重实用。
（待续）
[1]张显清：《明代社会思想和学风的演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齐鲁书社，1988年。
[3]步近智、张安奇：《略论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4]详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罗炽：《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6]主此说者以台湾夏长朴、林庆彰教授为代表，而中国大陆余敦康教授亦持此说。（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研究的现状和今后发展方向》，《国际儒学研究》第四辑，国际儒学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5页。
[8]费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9]费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第54-55页。
[10]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虽然以前讲过同样话的也许还有人在，他却从新的着重点来讲这格言。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62页。案：引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即使在培根以后，“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在西方也依然影响未绝，正如许金声先生曾经指出的：“西方哲学重智慧、重知识的传统，具有强大的势力，即使是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也认为：‘明智绝对为诸德之首，其余一切德行，只在自己本类中是首。’（转引自王匡瑞：《伦理学》，台湾学生书局版。）‘每个罪恶都与明智相反，正如每个德行都与明智有关一样。’（同上）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行程加快，随着人的地位的提高，知识与智慧的地位也步步上升。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一个人甚至为了新的体验和知识的需要而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在现代，西方产生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在伦理学上，出现了所谓‘感情主义’的看法，把‘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问题绝对分开，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这与西方哲学重知识、重智慧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苏丁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97页。）
[11]参见：《墨子·非命上》。
[12]《老子·三十七章》。
[13]《庄子·逍遥游》。
[14]《庄子·让王》。
[15]《庄子·天下》.
[16]就是道教与佛教也不例外，道教之学以“长生成仙”为实用目的，佛教之学则以“成佛”而解脱死生为实用目的，它们同样不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在中国，似乎只有那些只为自娱自乐而从事琴棋书画诗文的被学者们视之为“玩物丧志”的文人才不抱有实用目的；而清代朴学则比较轻视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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