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就赵立平先生的博文《著名刊物竟然发表“神创说”论文》撰写了《科学没有推翻“神创说”》的短文，此文之作，旨在引发人们对科学本身的反思，如此而已，实无意于否定赵先生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有网友发表评论说，在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神创说”是不合适的，因为“科学有一个围墙，围墙内的事物都应该是可以用实验方法证伪或证实的，否则，就该摆在围墙外去欣赏或去信仰”。此说诚然有理，但毕竟有些情况（例如牛顿关于“第一推动力”的说法）是难于确定其到底是在科学围墙之内还是之外的。而且，我更从有的网友评论所提“生物学家中信仰上帝的大有人在，但并不妨碍他们研究进化与人类起源”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而生起如是之想：信仰上帝与科学研究之间可能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相关性呢！这种可能的内在相关性就在于：关于这个世界有其秩序的信念，乃是一切科学产生的必要前提——一切科学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侧面去探究这个世界的某个领域中的秩序。然而这个信念是从何而来呢？它是科学自生的，还是来自于上帝创世说？这个问题实属于“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我注意到，温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近代的自然研究是作为经验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而开始的。这个问题早已被列奥纳多．达．芬奇看出了——而第一次解决这个问题的光荣属于开普勒。他作此探索的心理动机是在哲学上确信宇宙的数学秩序；他证实了他的信念：他用大规模的归纳法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下卷，第531-532页）

 

这是从哲学角度说明了对宇宙秩序的信念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心理基础。

 

我更注意到，A．N．怀特海亦持有与温德尔班相似的观点，他在《科学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如此写道：

 

“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第4页）

 

“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这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第10页）

 

“……欧洲进入了中古世纪……但人生活动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的观念却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崇奉。例如勒启在他那部‘欧洲伦理思想史’中就说：‘塞涅卡认为神规定了一条毫不容情的命运法则，一切事物都有了规定，但神本身也服从着这条法则。’……”（第11—12页）

 

“中古世纪在规律的见解方面为西欧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训练时期。当时也许缺乏一些实践。但这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冲淡。这个时期十分明显地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时期。……经院逻辑与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着。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第12页）

 

“中世纪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理性被看成是兼具耶和华本身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第13页）

 

“理性的信念就是相信事物的终极本质是聚集于一种没有任何武断情形的谐和状态中。也就是相信我们在事物的后面所找到的将不仅是一堆武断的神秘物。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使科学得以成长起来。”（第19页）

 

从怀特海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为斯多葛派哲学所崇奉的关于人生活动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的观念和中世纪神学对兼具耶和华本身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之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理解为现代科学得以存在和成长的思想基础。这意味着，至少在怀特海看来，作为现代科学得以存在和成长的思想基础的对自然秩序的信念，原本是属于非科学（哲学和神学）范畴的东西——它是一种哲学的或神学的抑或哲学与神学兼而有之的信念。正是这种非科学的信念，才使科学成为可能。

 

我还注意到，怀特海在同一部书中如此提到：“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第6页）“事情越来越明显，西方给予东方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第3页）为什么他说虽然“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呢？我们从上述怀特海关于对自然秩序的信念是现代科学得以存在和成长的思想基础的思想，可以推断，他所以那样说，显然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秩序观念特别是对自然秩序的坚定信念！

 

我认为怀特海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中国哲学中，道家信奉“道”，这个“法自然”的“道”乃是“先天地生”（老子语）的混沌之物——“混而为一”（老子语）或“未始有封”（庄子语）的无序世界或只有无序之序的世界；而儒家信奉“天命”，然其“天”既非创世之神，其“命”亦非“天”为这世界所定之秩序，而是一种为人力所无法改变而唯有接受与服从的外在力量——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知命”并不意味着是寻求这世界的秩序，而只是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认命罢了。因此，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是缺乏对自然秩序的哲学信念的，故道家只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为道”或“体道”，而儒家充其量只是讲“克己复礼”的所谓“知礼”与“为仁”，都无意于去认识自然世界的秩序。只有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才对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有某种兴趣，但道教的探索自然，其宗旨只在于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一旦意识到“外丹”之不可求，便转而从事“内丹”的修炼，这种修炼过程也就不再与探索自然的科学活动有任何关系了。中国佛教哲学则以缘起论为思想基础，其“缘”无非是各种偶然因素之凑合，因之而起的事物不过为“无常”之物，当然也就无所谓事物的秩序或规律了。要之，像中国哲学一样,中国宗教中也根本缺乏对自然秩序的信念。

 

中国文化中缺乏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不仅使科学难以在中国成长起来，也使西方传统文化中基于自然秩序信念的法律秩序观念难以在中国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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