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吕秀齐老师的博文“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1】，只看了一半儿，我脑海里就忽然浮现出两个场景。一个是我小的时候（4~5岁）时看到过的唯一一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恍惚记得，当时是有几个住同一个居民委的大哥哥大姐姐扛着行李、戴着红花在锣鼓声中（我就是被锣鼓声从胡同深处吸引过去的）走上一辆“大解放”卡车。另一个是现在每年春节后几个月在都能在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看到的场景，各个年龄段的农民，扛着行李卷、带着生活用品从价位最低的破旧的火车硬座车中连贯地涌出，成群结队地走向在城市边缘棚户区，去租住一个廉价房屋。这两组强烈对比的画面，让我立刻在该文的下面写下了我的评论——“与知青相反的是进城的农民工 ”，并马上决定动笔写一篇对比“知青下乡”与“农民工进城”的博文。

       在40年前，中国的教育并不发达，更加没有提到“产业化”的高度的年代里，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就已算不少了，所以当时的十七、十八岁的青少年就可以被叫做“知识青年”。在最近20多年，中国的城镇建设进度极快，城镇的经济也迅猛发展，急需大量工人，当地户口的人已经不够用了，好在有大量农民抛家舍业地从农村进城来务工，这些浑身力气、拿着农村户口、干着工人的活计的劳动者就获得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农民工”。

      “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是有计划的，上面有明确的政策，到哪里去都有安排，诸多繁杂事物，也都有专门的部门或人去管理，算是有一定秩序的。这时候，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农民工进城，国家已经没有了计划，完全市场调节，因为现在已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农民们进那个城、上哪儿去找工作，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全凭自己的感觉；当然如果想避免“扑空”并且有个相互照应不至于落单被欺负，就要靠周围亲朋邻居的介绍，扎堆儿“组团”出去，这算是靠“自组织”了。所以，就有了某个工种的工人多半来自某个地方，例如，若干年前装修房子，就注意到了当时我们这里铺地板的多半是来自山东省梁山县。

       无论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劳动力人口的顺势流动，其根本原因都是原来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在“文革”前后，城市经济发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但建国以来和平、稳定、健康的国家大环境下没有计划就出生的人口之增长速度可要迅速得多，那波孩子长大快成人之时，城市还没有准备好足够多的革命工作让他们去干，上头又没想出来个“教育产业化”再办它多少个大学把他们装进去念书的“好主意”（想出来也白搭，没有那么多的钱建大学，更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就只好打发他们去“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顺便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空间是“广阔天地”，师资更加遍地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先进农业技术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解放了很多农村劳动力，同时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学习并深刻领会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不想再忍受靠农业生产所取得的微薄的收入和农村经济的落后，很多人都希望尽快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于是他们决定进城去当个农民工。

      事实上，无论是知青下乡还是农民工进城，悲观的看都有其无奈，乐观的讲倒也都有其价值和收获。下乡的知青显然是受了很多苦的，做梦都想赶紧调回城里安排工作；进城的农民工也不容易，生活很苦、工作很累，收入多半不高，甚至拿不到工钱，不得不上演一出出“讨薪”闹剧甚至悲剧。知青下乡，开创了一种新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模式，对农村的进步当有其积极作用。农民工进城，从微观来看，改善了他们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从宏观的角度讲，弥补了劳动力缺口，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为中国近30年的城市建设、经济腾飞和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社会开始转型时，这些“被流动”的人口首先面临“退路”的问题。就如1980年代，城市必须设法安置大量返城的知青一样，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某些大的转型，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可能就不再需要大量农民工，在土地被流转的情况下如何安置大量返乡的农民工，恐怕会是个不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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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吕秀齐：他们把“青春”交给“广阔天地”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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