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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科学化和科学的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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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我曾撰有《何谓“学术”》一文（见本博“学术散论”栏目），其中讲到：“所谓学术，就是运用合乎思维规律的方法和技能去认识、把握世界的规律及改造世界的方法、技能。”我这样来定义“学术”，就是把学术理解为是知识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学”是重在“知识性”；“术”是重在“实用性”。
就我对学术的理解而言，“为科学而科学”或“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态度，实是基于从学术之“学”的方面来理解学术，强调知识性是学术的主要特征；相对而言，“救民淑人”的学术态度，则是基于从学术之“术”的方面来理解学术，强调实用性是学术的主要特征。
应该说，上述两种不同的学术态度，是各有其合理性的。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或环境条件下，它们都各自成为一种学术传统。
就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差异来说，总体上，中国是实用性学术传统，西方是知识性学术传统。然其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中国清代朴学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学术都有明显区别，朴学并不重实用，而是重知识，清代学术传统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知识性学术传统。至于西方，在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弗兰西斯.培根以前，是知识性学术传统；其后则逐渐演变为实用性学术传统了——这在二十世纪实用主义思潮流行的美国最为明显。
在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汇乃至于初显其趋同或合流之势的今天，理应更加全面地来理解学术，自觉地把学术的知识性和实用性加以紧密的结合。在科学昌明而发达的时代，这种结合也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样的时代，在要求学术科学化的同时，也要求科学人文化。
所谓学术科学化，就是使学术成为服务于科学的学术。这个过程，也就是学术之“学”（知识、理论）与学术之“术”（方法、技能）转变为科学之“学”（知识、理论）与科学之“术”（方法、技能）的过程。然而这种转变，如果不辅之以科学人文化，而是仅让传统学术由科学简单的取而代之，则传统的人文研究与人文精神，就会随着传统学术的消亡而消亡。
所谓科学人文化，就是使科学成为服务于人文的科学。这是一种新的科学理念，其实质是将科学的价值目标指向人类生命和人类利益。
故人文化的科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自然科学，而是要把对自然的研究与对人文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自然与人文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由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双重关系所构成的物质系统，并在研究这个系统或其子系统的规律时，充分考虑到其规律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如何使其规律转化为有利于人类、为人类服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仅当科学研究达到其结果有益于人类时，其研究才是完整的，其科学性才是彻底的。
这就是说，较诸传统科学，人文化的科学是最具科学性最富于科学精神内涵的科学，它内在地包含着尊重人类生命和人类利益的人文精神。
诚然，传统科学也内含某种人文精神。关于这一点，拙文《科学的怀疑精神与人文精神》（见本博“科学之思”栏目）曾有所论：
“科学实证就是意味着将知识付诸实践，运用于实践，并根据实践的结果来判断其知识的真伪。显然，要求到实践中检验知识的实证精神，本质上就是对于未经受实践检验的知识的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是科学实证活动的一个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决不会有实证活动的开展；反之，这种怀疑精神也只有在实证活动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对一切未经受实践检验的既有知识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科学精神；而当所怀疑的知识是某种权威——不论是世俗的权威还是神学的权威——要求或强迫人们接受的知识时，这种科学精神就同时也是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人在知识面前具有同等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凭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的自由权。这意味着，真正的科学精神必定是同人文精神内在相联的，它们之间具有一种互动关系——倡导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必然要导致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贯彻于知识观，就必然要导致对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既有知识都持怀疑态度的科学精神。”
但是，传统科学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是以倡导个性自由，强调人人平等为其核心内容的。这种人文精神的出发点是个人，故与之相应的科学，便不过是人们实现其个人权利的手段。在现实性上，这种科学常常被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用来维护其本人或本国的利益，从而为实现这种利益而常常被用于研究和制造包括战争武器在内的种种损人利己的暴力工具。这也表明，传统科学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是有缺陷的。
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彰显，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人文精神不仅要尊重个人，更要把对个人的尊重进一步理解为对全人类的尊重，要使人文观念中的“人”由个体概念上升为类概念，如此，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来从事科学研究，使科学由原来损人利己的暴力工具转变成为服务于实现人类利益的人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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