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Google     文/青水洋

      在这次闭幕的“两会”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一份关于“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会上、会下一片反对声。
      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 文化是靠历史沉淀出来的，不是能用钱建造出来的；更多的文化精髓，存在于口耳相传之中，而不是靠外在和物化的东西来体现；
● 不论是文化技艺还是物质遗存，都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保护它们才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当务之急；
● 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不存在一个得到大多数人信仰的圣地；
● 这是以弘扬文化为名，大搞城市建设、旅游建设，其结果是是打击广大群众保护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 这是一种滥用公共财政,虚耗纳税人的钱的奢华行为,是一种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网上更多的人说，我国还不富裕，用300多亿干什么不好，盖一个人造景观？
      应该说，这些反对理由是充分的，是得民心的。
      但是，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勇敢地站出来“单挑”政协“108将”，态度坚决地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为什么一个济宁市市长态度能如此强硬？因为他有两张“王牌”：
      第一张“王牌”是有高层领导有批示（至于他对高层领导批示怎么理解这里暂且不谈）；
      第二张“王牌”是有69位“两院”(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联合签名倡议书。
      而高层领导批示与这69位院士签字倡议也有关系。
      难怪有人对这些签字院士提出了非议。
      有的批评他们不负责任；有的认为这是知识精英所犯的愚蠢错误；有的要他们对自己签名的后果负责，对自己的名声和荣誉负责，厉害的则提出了吓人的比喻说：“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最近据有关记者调查，2001年11月，北京院士大会期间，部分科学院院士被邀请参加座谈，邀请者说要建“华夏文化标志城”，希望院士们有所反应，于是中科院的40多位院士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后来又得到了20多位工程院院士的签名，一共是69人。这些签名院士大多数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建筑设计学家、航天科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小麦研究专家和野生动物学家。他们都是中国自然科学和理工领域的顶尖人物，有的还是双院士。
      在最近的调查中，有的院士说：“签字可能有，记不清了”， 有的说：“一点印象都没有”，有的说：，“印象中自己没有签字”。还有一些院士表示“根本不知道”、 “不记得”或“没有参加过”， 或者说“如果有，恐怕不是签名，是盲从吧。”，有的明确说签名是假冒的。
      现在看来院士签名纯粹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或拉虎皮作大旗，不管怎样反正是一种炒作行为。
      据报道，早年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起因仅仅是鲁中地区建设大城市圈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计划”。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口号的诱惑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大手笔运作，拉了“虎皮”竖起了“大旗”，不断升级，形成了比“中华第一祖龙”更大、更宏伟、更诱人的要全国人民买单的国家级大工程方案。
      在这其中，学者扮演的“虎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作为学者的我们不得不为此作一些反思，总结一些警示，以利我国更好的开展科学发展观的长远建设。
      不管院士、教授或博士等大大小小学者大概都有参加评审、鉴定等各式各样的类似经历，在那种情况下，不签字的好像很少很少。我这个非著名教授也经历了很多次的这类签字活动。大到10多亿的项目评审，小到100多万的课题鉴定，反正，没有拒签过。当时的场景感觉是，主办方准备得很充分，态度都很认真热情，而且他们都还表现出一丝紧张感，当时的情况真是让你不签不容易。
      应该说，很多项目的评审是合理的，正常的，但的确有相当数量的评审是走过场，是炒作，甚至是虚假的，有的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面对这些不良情况，学者的心里实际上也很矛盾，特别面对政府官员，谁敢与他们翻脸闹翻？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张“虎皮”，实质上不是“皮”，而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一个个表现得比“真皮”还真，我们这些“毛”哪敢不附啊？
      当然这不是我们对自己放松要求的借口，原则还是有的，底线还是可以掌握的，灵活的对策也是可以找到的。
      原则就是认真对待，不要匆忙签字，要认真分析签字的前因后果，考虑和估计对国家的损失和影响。我们搞自然科学的学者，都认为自己很聪明，好像一个个都有爱因斯坦脑袋似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人的脑袋比社会上的“精英”们差远了，他们一个小招可能就会使我们陷入陷阱，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高警惕，聪明的脑袋要再复杂一点；
      底线就是良心和自己名誉。这一点，我相信广大学者是最看重的。像网上骂的“为了一点评审费而伤失良心”的人绝对是少数，一般人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是底线是有高低的，每个人掌握不同，我们还是要严要求，高标准。
      当然，这种守“底线”的处境比较被动，我们还要以积极的姿态改造自己、积极参与改造社会不良作风，以形成更好的社会环境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从根子上消除这种不良现象的根源。
      灵活的对策这是我们应该发挥的优势。我们可能心里都明白，我们的“骨头”不是很硬的，敢于面对强势当面顶撞的人不是很多，但许多人还是有办法的，遇到不该去的，不该签字的，许多学者会动点小脑子，来一点“曲线救国”。
      大概2001年，张启先院士和我受杨叔子院士之邀，在武汉郊区的一条小河旁吃饭，在静静的小茅屋里，张院士真情地说：“我就懂点机械学，别的我真不太懂，可是他们就是要我参加会，去签字。没办法我只好说身体不好等来推脱”。这是我听到的张院士的最后一次话，至今不能相忘。张院士的“我真不太懂”是可贵的自知之明，而“说身体不好”的推脱这就是灵活的对策。想点对策，我想这点本事大家还是有的，是我们学者的强项，完全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愿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学者们都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尊敬和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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