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炭火暖，千年墨痕新

  编者按：

  新春佳节，笔墨添香。当家家户户提笔挥春，将红纸上的墨迹化作对新年的期盼，你可曾想过，这一缕墨香背后，竟藏着文明演进的深邃足迹？新春围炉，炭暖岁寒。碳元素始终在烟火人间中承载着生存的智慧与文明的温度。让我们在温暖的团聚时光里，一同走进元素的故事，看一缕炭火如何映照文明兴衰。

1、墨迹纸痕间的文明基石

作为生命与物质世界的基础，碳元素无处不在，最常见的碳以纤维素等形式存在于构成森林的树木之中。从文明诞生之初，木材作为最易获取的资源，便成为人类取暖、建造和制作工具的基础。木材在特定条件下经过脱水碳化形成的木炭，因其蕴含更高热值很早就被先民所青睐。除了用于取暖，3万年前的古人类还使用木炭在岩壁上作画，留下了最早的沟通印记。

然而，真正让思想得以延伸和具象化的，是文字的出现。语言和绘画传递信息，文字则承载思想，催生了哲学这门“热爱智慧”的学问。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求知是人的本性”，他的自然哲学（涵盖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等）和自然史学（包含动植物品种、技术、器具等）体系，成为科学的重要源头。这一切思想成果的凝结与传播，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书写媒介。

碳元素很早就与书写结缘。在中国，笔墨纸砚不仅是重要的书写工具，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先秦时期，人们便利用木炭（也用煤）混合矿石粉、植物油、浆果汁等成分制成墨，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之上。战国时出现了专门的墨块，到了东汉，燃烧松木收集烟尘制作的松烟墨更为黑亮细润。与墨相伴的是毛笔，其使用历史长达3000余年。

在西方，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 1500 年就记载了木炭的除臭用途，古希腊人则将其用作洁牙剂。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芦苇笔蘸取由木炭、矿石粉、种子壳甚至墨鱼汁等制成的墨水，在莎草纸上书写。这种源自埃及的“物理纸”相较于笨重的竹木简，极大地扩展了单位书写面积，为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留下浩繁著述、构建形式逻辑和古典理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国书写载体的革命性突破发生在西汉时期，那时人们已掌握用化学法制造最初的纸张。东汉的尚方令蔡伦（约 62—121）整理前人的经验，系统改良了工艺：他将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植物纤维在水中处理、胶结成浆，再加工成纸。便捷的纸张迅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西晋傅咸（239—294）在《纸赋》中盛赞：

既作契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

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

他将纸张与绳结、竹简对比，赞扬了纸张的便利、实用且顺应时代之变的特点。经过后世不断优化和推广，东晋时终于实现了“废简用纸”的转变，有力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代，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传向中东，并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广大地区建立起造纸作坊。几乎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商人也可能直接将造纸术带回了欧洲。

从木炭为墨到植物纤维成纸，含碳材料贯穿了书写载体的进化史，是人类思想的记录、传播与文明的传承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若缺乏有的书写工具和载体，逻辑思维难以严密展开，理性文明的基石或将动摇。

2、木炭、森林与文明的兴衰

木炭的制备与应用在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3500—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专门的木炭窑。《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汉代许慎（约 58—约 147）在《说文解字》中将炭定义为“烧木余也”，说明古人很早就掌握了在隔绝空气条件下热解木材，制成深褐色或黑色木炭的技术。在古代社会，“柴”居“柴米油盐”中首位，是普通人家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而燃烧更充分、烟尘更少的木炭则成为贵族富户的选择。

随着汉代以后社会奢侈之风渐起，贵族对木炭品质的要求愈发苛刻，甚至发展出“炼炭”工艺以求完全无烟。《太平广记·奢侈二》中就记载：“凡以炭炊馔，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古代虽设有如虞部这样的机构管理自然资源，但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下，毁林开垦，特别是采用“畬田”（砍伐林木焚烧为肥料）方式耕作的行为屡禁不止。这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汉唐时期，曾经沃野千里的八百里秦川逐渐变得贫瘠，唐代都城长安的粮食供应甚至需要依赖洛阳转运。宋代，关中平原平均每6年就发一次旱灾。《宋史》记载：“绍兴十二年十二月，陕西不雨，五谷焦枯，泾、渭、灞、浐皆竭。”1142年的这场特大旱灾成为生态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的典型案例。

森林资源的锐减使得木炭愈发稀缺和昂贵。宋代范成大（1126—1193）诗云“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所谓“雪中送炭”，其实是贵族间的交往方式，普通百姓和一般地主富户主要使用木柴，这也侧面印证了木炭的珍贵。到了元朝，木炭的奢侈品属性更加明确，依据炼制方法和品相分为“白炭、黑炭、竹炭、麸炭”等多种等级。明清两代的皇宫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柴炭机构，在冬季严格按照人员等级定量供应木炭。

……

本文摘编自《元素的文明征程》，作者彭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