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 Orbis Cascade Alliance 理事会议期间，我参访了华盛顿大学本科生图书馆（Odegaard Library）。这座图书馆以通透的中庭结构与多层复合空间著称，但最引发我思考的，是 Information Commons 区域中仍密集排列的大量桌面计算机。

这种空间配置最初源于2000年代初图书馆对“数字鸿沟”问题的回应，目的是为无法自备设备的学生提供免费、高性能的计算资源。那时，台式机是学习与写作的重要工具。但到了2020年代，图书馆还需要这么多公共桌面电脑吗？

在我工作的美国文理学院（Whitman College），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已是基本配置。无论撰写论文、提交作业、运行专业软件，几乎都依赖自带设备完成。学校为学生购买各类软件的授权许可（如 Adobe、Stata、ArcGIS 等），并支持在个人设备上下载使用。同时，Canvas 等学习管理系统也全面支持在线协作与移动端访问，极大提升了学生的使用自由度。

不仅学生，教职员工的办公方式也发生了彻底改变。在我所在的学院，从图书馆员到教授，从行政助理到高层管理者，早已不再使用台式机，而是统一使用笔记本办公。开会时，人手一台笔记本，通过 OneDrive、Google Drive 或学校共享网盘现场调用文档、协同编辑，几乎已成为日常工作方式。

这种以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为核心的数字生态，也促使许多高校图书馆在空间设计上做出转型。例如，一些图书馆开始将传统的公共计算区改造为协作学习空间，仅保留少量高性能工作站，服务于需要图形渲染、建模或视频编辑的用户，其余座位则提供外接显示器、电源、键盘等，以支持学生自带设备接入。

那么，中国高校是否也进入了这样的转型期？

我并不了解所有国内高校的具体情况，也不便武断推测。但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公开数据和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改造实践来看，国内不少重点高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同济等）已经实现了学生人手笔记本、教学平台全面上线、常用软件授权远程下载等功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图书馆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保留“网吧式”密集桌面机，也许确实值得结合本校数据进行评估与再设计。

毕竟，网吧的消失并不代表人们不再需要上网，而是因为计算终端早已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图书馆公共电脑的命运，也许并不是被淘汰，而是走向“角色重构”：从“硬件终端提供者”转型为“学习协作平台的支持者”。

因此，我建议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未来的空间改造中，考虑以下几点策略：

1. 适度减少桌面机数量，释放出灵活可调的学习空间；

2. 保留小规模高性能终端，服务特定专业或高算力需求；

3. 增强BYOD支持能力，提供良好的插电位、外接显示器、无线网络与打印服务；

4. 推广远程软件授权与虚拟桌面服务，使学生可在个人设备上访问图书馆许可的软件；

5. 重构协作空间布局，引入便携白板、小组桌、沉浸式屏幕等支持多样化学习行为的设施。

图书馆的技术服务，始终应紧随学习行为与教学模式的演变。当用户已进入移动计算时代，我们的空间设计，是否也该同步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