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独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

         叶明

只有几秒钟的视频，如此强大冲击着我的心灵：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穿着简朴，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自己的稚嫩双肩，挑着大包小包行李，回家的农村女孩，她的步伐显得很利落，速度也不慢，看得出走得很踏实，也很自信。

1977年，同样也有一个女生挑着行李参加高考的！她是21岁的插队知青，从知青点集体户驻地赶到高考考场需要走几个小时。原本考场所在地的公社中学，可以为考生提供住宿的教室，后来因为上级规定作为考场必须封闭，不允许在教室住宿。她提前一天赶到才知道“无法安生”，她只能挑着行李到附近生产队找陌生的农民家借宿几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1977年12月），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考试的饥寒交迫的几天。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如愿考上了南京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儿童医院工作，担任内科主任医师三十年。她是我们南京十中的同学（隔壁班的），也是在江浦县插队（隔壁公社的），父亲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我是在一次聚会上，听她描述了“挑担高考”的经历，听得我泪流满面，惭愧无比。

我的高考相比她们条件要好很多 ，但也是曲折离奇的。我的高考是在千辛万苦从农村招工上调后完成就业之后进行的。我进入的是冶金系统的一个地质研究所，省属事业单位。

           避人耳目的迎考

自从插队以来，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父母通常不过问，我也不会主动汇报。我参加高考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探过口气，他们不赞同再去折腾，希望我安安稳稳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我的复习迎考是在“地下隐蔽”秘密条件下进行的，既要瞒着单位领导，又要避开我的父母。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复习功课还需要偷偷摸摸。在各级领导看来，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农村招来，摆脱了苦难的深渊。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我的各级领导们，原本根本没有想过，会有人想离开本单位。这么好的工作条件，比较高的工资福利，还可能分到房子，会舍得，会放弃？我不能提前暴露准备投考大学的战略意图，每天上班还要安心钻研地球物理勘探。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的斗争经验给了我启示与经验。我的整块时间，主要利用下班后的晚上看书；在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车上，回忆、复述，默记有关知识点。模仿清华大学外文系、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穆旦（1918年4.5—1977.2.26，原名查良铮），从长沙走到昆明的路上，每天将背好的几页英文字典，撕下扔掉，强迫自己记熟，永不忘记。此外，我利用研究所中午有午休的时间，每天中午抢先去食堂吃饭，匆忙吃完饭立即出大门，坐公交车（那时单位配发月票，坐车不用再计费）到几站外的午朝门公园大树底下，避人耳目地读书一二个小时。

但是，很快就被人盯上了。有个江苏建设兵团上来的老知青，我们的团支部副书记，在大门传达室门口遇到几次，都在关心地询问我中午外出干什么。她是岩矿组---“淘金子”的，我是物探组---“测土地”的。她正在上职工夜大，也鼓励我去上夜大。在社会巨变的一年里，她给过我鼓励，几乎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同事。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又被派去了野外勘探队实习。每天上午外出跑几十公里，做重力与磁力测量。由于我的方向感比较差，经常还跑错路，几乎每天都要多跑几公里冤枉路。中午回来困得很，只能用井水洗脸强打精神，看一个下午书。晚上因没有电灯，只能在黑暗中“默书“，推导公式。

在很多反映1977年高考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镜头，那就是父母千里迢迢给知青寄去复习资料，或者亲自给儿女们上课补习。我只能自己找资料，自己重学，无人辅导，也无处请教。当年，我的复习资料，除了以前用过的教材，基本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唐诗一百首》，这是我挑河堤时，为转移疼痛与疲劳而找来背诵的小册子；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些与高考几乎无关的“复习资料”，为1977年高考的四门课程中的《语文》《政治》两门课，取得好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还有就是在农村用的农具维修、化肥使用等涉及物理化学的操作手册；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地球物理勘探基础知识，从研究所资料室借到的有关初等数学的小册子。这可能是世界大学招考史上最奇葩的事件，完全不知道考试范围与基本内容，甚至完全不知道考试的要求是按初中水平层次还是高中水平水平？

      不被祝福的考试

当正式报名后，几乎所有同事都不支持，包括在我们组做制图的兵团战士，团支部书记，都觉得放弃当前工作，失去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知要分配到哪里，都不赞同冒此风险。又不是没有工作，还在农村插队，跳出农门，考大学是一条出路。我们单位领导更是威逼利诱，用把我下放到野外地质队工作要挟我放弃考试，讽刺我们插队知青在农村，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狗，哪有什么本事能够考上大学。各级领导处于关心爱护，都前来好心劝阻：“我们费了很大劲，争取到几个招工名额不容易，现在你要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家伙，“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

在高考前几天，我的外婆观察到我的反常，忍不住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要参加高考，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如果考不上会被他们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外婆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与鼓励我，当然她不会去送考，也没有能力辅导与指点，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而在我参加高考那天， 外婆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块发糕与几粒粽子糖，作为我高考两天中午的干粮。在考场上，我没有遇到熟人，孤零零一个人就着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在寒冷的初冬里，抓紧时间晒一会太阳取暖休息一会，精神饱满地投入下午的考试。

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外婆才解读了为我准备干粮的深明大义：发糕（高）加上粽（中）子糖，预祝高考中第，金榜题名。我的父母在别同事的孩子落榜之后，才来问我有没有参加高考，我告诉他们，没有考上我心仪的复旦大学物理系，不知为什么被没有填写志愿的南京航空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录取了。我父母还为我放弃事业编制的工资，舍弃了即将有可能分配到的住房感到惋惜，也为军工院校大学毕业有可能分配到三线工厂感到担忧。当年有甚多类似我这样有正式工作，有编制，福利待遇好，但不能带工资上大学（工作不满五年），特别是比较好的单位的人及其家长都放弃了高考，而不是在农村的知情及其家长们，高考是为了“跳农门”。外婆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亲人。

1977年的高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初考，所有报名者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考了语文与数学。江苏省的初试（预备高考）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977年11月中下旬。然后，在划定一定分选线后，将过线的考生再发复试的通知，进行第二次考试。分数上线的考生，参加了1977年12月由省里命题的复试，或者曰正式高考。复试的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两次考试，都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当时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我们研究所，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复试并被录取。

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而我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复试那天，虽然是晴天，但还是比较冷，南京市白下区的南京第六中学，那时学校被破坏的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考完之后追悔莫及，为什么就做不出来，怎么想也忆不出……。最悲剧的是，我曾在龚升（1930.1.16-2011.1.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的编写的数学科普小册子里看过一道题，觉得太难，没有去弄懂它，结果出现在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中，如果做对，那么就可以增加20分，为此抱憾终身。考完后，人像虚脱了一样，大脑神经一直在急速震荡，几天都在兴奋之中。一个人挤公交车回到家里，公家车里好像人特别多，还对父母谎称下班后到同学家去玩。晚饭吃得比平常多不少，像“饿死鬼”一样。

考完之后，每天都会遇到同事来，他们主要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询问考试情况。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做出来，哪道题做了一半，几乎复述出全部试卷的内容。印象太深刻了，试卷就像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出现在眼前的屏幕上。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把握可以考上大学，自我估计应该总分在200左右。当年，不仅不公布考试答案，也完全不知如何评分，尤其是没有做完全的试题，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得多少分。

         贵人相助的体检

复试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我的体检是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碰巧，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是早产儿，婴儿时期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只是没有到哮喘的地步。每天都要来这里打针，直到上幼儿园才有明显的好转。体检结束后，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在复测色盲时，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时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当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上班时，我已经离职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当年，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没有本一本二录取批次;志愿只能填三个大学，三个专业，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我填报的志愿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与浙江大学物理系，结果一个都没有考上。我的同学，那位正在南大地质系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做过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以为我们一定可以会师南大，再度同学，还去物理系迎新现场查阅我在哪个专业。让他失望了，我都不知道发配到哪里了。没有填中专，因为考不上大学，我也不会去读中专。我们参加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有不少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被无情地刷掉。我有个同学，因为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谎称过继給自己的姨妈。1977年高考就没有通过政审。1978年以400多分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

不久，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录取通知，有南大的，有南工，也有南医的，南邮的。我的姗姗来迟，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领导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报考了。

      混进了“黄埔一期”

后来，因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扩招了几百人，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扩招一批学生。我作为扩招生，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我不仅没有报南航，虽然与我所在研究所在同一条路上，相隔几百米；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完全孤陋寡闻。如果色盲、高血压，都是不能读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的。扩招对于高校的师资与校舍都成了问题，于是扩招生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不住校，每天回家住宿。我就自己买张月票，向上班一样，每天做公交车上下学。我在农村插队挣的几百块钱（一个工分仅值五毛钱，知青第一年还要打折，一天都挣不到一个工分），成为我大学四年的主要经济支撑。

1978年4月，我匆匆忙忙办完离职手续与组织关系，还清了因工作需要而暂借的计算尺、图书等文具，以及作为福利领取的登山皮鞋与防护雨衣，我吟诵着“时间开始了！”（胡风），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实现了我在文革初期（小学四年级）时萌发的理想。

1968年的盛夏。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酣战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都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缘由：1958年，中国科学院利用自身的力量，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技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校长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郭沫若（1892.11.16-1978.6.12）。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他的妹妹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这一对兄妹，应该是我们这个贫瘠的土壤中掘强生长出的奇葩。在我们这个充满铜臭、弥漫官气的省级机关宿舍大院，还有大学生？！他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我从此萌发出以后争取上大学的一丝光亮。

我的班级编号是47741，南京航空学院4系，77级，第四专业，1班。学号已经记不得了。我读的系科与专业，根据毕业证书的提法是：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电子计算机专业，现在南航已经将该系一分为二，分别是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978年春，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第一次招收四年本科生，文革前是五年制，文革中是三年制。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电子计算机专业首届毕业生，真正意义上的“黄埔一期”。

1978年的春天，我终于千幸万苦从南京御道街58号（华东冶金地质研究所）走进了御道街29 号（南京航空学院），可谓是“从地下到天上”。 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到附近的午朝门公园了，因为可以大大方方在校园里读书了！

在开学典礼上致辞的是副院长朱启銮（1914—1990）。朱启銮长的非常像周恩来总理。朱启銮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京解放前夕，朱启銮带着有关南京城防部署的军事情报，秘密渡江北上，将情报送至合肥解放军渡江战役指挥部，为南京解放立下大功。红色经典电影《渡江侦察记》里侦察员就是以他为原型。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朱副院长谆谆教导我们，现在有机会“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继承他们当年的远大理想，完成他们未竟的学业。对前辈寄予我们这一代的殷切希望，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多年后才慢慢明白大学四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孤独地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距今已经4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