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旧时光（17）中

      7月15日放暑假，老师提前告知：我们二（2）班7月20日到31日到饶山农场（学农基地）劳动锻炼——两个班轮换。当晚回家我就把这事告诉父母，母亲问希发去么？我说：“他去草包厂，没工资，但肯定有补贴。”母亲叹口气说：“学校兴鬼妖，乡下伢还学什么农。” 我这一走，正好避开了“抢工分”的双抢（当地农村抢收抢种，双季稻），所以母亲不高兴我能理解，但是我对工分没感觉，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甚至觉得能躲开插秧是一件幸事。虽然“学农”也插秧，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过来人都懂的。

      是的，我们在饶山综合场一个很大的湖田插秧，而时间却是在嬉笑打闹当中度过的。我几乎天天去百米港游泳，这里有很多小木船，人们到童司牌购物多半是撑船。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撑船的。“挨船下篙”是本地人常说的一句成语，直到我站在船上拿着竹篙撑船才真正“理解”它；学习没有围墙，天地就是课堂。这里没电（注：全县都没有通电，学校有电是因为区里委托米厂给机关单位发电），方老师的收音机成了大家唯一的快乐源泉，晚上我们坐在风口处聆听新闻或者革命样板戏。总之，第一次过校外的集体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没有学习压力多数人甚至都没带书，主打一个“玩”;唯一坏处就是，湖区蚊子大。

      开学不久，在蓝泽银组长的鼓励下，我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从此以后我对自己要求更严，尽量不跟连红卫兵都不是的同学在一起玩儿。蓝也多了一个帮手，但凡有事便派我去，还暗示：这是考验。

      教学是绕不开的话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批得最多最狠也最惨，所以当前“数理化”是最最敏感的，据说鲁委员（区里分管教育的官员）常到学校专门过问数理化——当然是另外一种支持，生怕老师“跑偏”犯错误。可是有军人血性的方老师不尿他，而家庭成分高的熊老师（据说是地主出身，但他从未与江西有过联系）和青年刘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俩不得不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此，这学期数学起了引领作用，如果不是它我们几乎忘了自己在读“高中”。两个“基”一快一慢，快的快得人摸不着头脑，慢的慢得想学的人心焦。熊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道化学反应式，接着噼里啪啦地讲一大通——可以保守地说，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熊老师兼我们的班主任，平时尽管口音重但是沟通没问题，可他讲课我们却大部分听不懂，越是听不懂的他还讲得越快，其结果就甭说了......与农基相反的是，工基慢。刘中清老师的讲课风格和他的言谈举止一样，属于水深流缓的学者型，区区一个“右手螺旋定律”硬是讲了整一节课，慢节奏！没基础不是我们的错，不懂电磁场也不丢人，关键是没有“消化功能”你再怎么“细嚼慢咽”也等于零呀！慢还不说，工基课最容易被“挤掉”——年轻老师好说话，而取代工基的多半是劳动，因此直到毕业我的上下两册《工业基础知识》都还是崭新的，好像没打开过几次。“时势造英雄”，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优秀教师，能把自己的专业讲得如此巧妙地避开专业——讲等于没讲，也算是奇葩。

      这个学期的外语好像是横空出世，课时安排和学习兴趣同步上升。课时仅次于语数；英语老师是一位叫谌丹的青年女老师，这大概也是“兴趣”的原因。由于宥于教材的时代脉搏感太强，学习内容实在是太单一，我的第一课也是我这一生唯一记住了英文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记得在一次外语课上，胆子大的李分田举手提建议，说能不能先学一些人手足口耳目方面的实用性单词，谌老师立即红着脸警告他立场有问题！吓得老李好几天都不敢幽默。后来有次总算学到一个猪的单词pig，于是吃饭时有个同学手举着2角菜票高声说：“我今天要吃pig！”（好像他已经是一匹狼了）。其实他想表达的吃，是pork，满以为猪=猪肉，pig=pork……总之我们学了一年多英语，却感觉还是在“门槛外”。但也有特类的，班上毛四弟同学的英语就学得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谁也衡量不了，遗憾的是我从没向他请教过。